周振华：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延续 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原标题：周振华：全球化的“终结”？后疫情全球城市的新命题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间名为“世界”的剧院临时关闭，入口处挂上标识“世界暂时关闭了”（The World is Temporarily Closed）。

一间名为“世界”的剧院因疫情临时关闭。Edwin Hopper 摄，图片来自Unsplash

暂时停摆的还有全球产业链。曾有中国的外贸商人这样描述自己的“上下半场”，上半场“震中”在国内，工厂停产；后半场，产能恢复了，但海外订单几乎清零。而随着疫情升级，一些国家发现，在口罩、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的采购和生产上，全球化无法应急。

早于疫情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仍在继续，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会就此“终结”吗？

这并非人们第一次对全球化产生质疑，在全球产业链愈发复杂的今天，风险也难以预期。新冠疫情缓和之后，全球化会出现哪些转向？澎湃新闻市政厅采访了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带来了不少次生危机，一些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抬头，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这其中是否存在误读？

周振华：

最近大家听到很多类似的讨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甚至“全球化的终结”，确实，全球化的走向影响着企业、产业、城市乃至国家，它涉及重大的战略研判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回望全球化的历史。比如在殖民时期，全球化的推动者是国家。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贸易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第三世界国家则主要出口能源和原材料。

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主体开始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角色愈发重要。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逐渐占主导，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布局全球产业链。由此，全球化得以深化，从单纯的工业制成品、金融拓展到更多领域，特别是服务贸易。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05至2017年间，全球的服务贸易增速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

从历史轨迹上看，全球化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转变，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围绕全球化有诸多疑问，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姿态，但跨国公司的内驱力并未改变，他们仍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追求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是全球化的本质。

澎湃新闻：全球化的大趋势仍会继续，但一些产业链会调整空间布局吗？

周振华：

实际上，空间布局的调整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了。某些产业一定是在全球范围内离岸布局产业链的，比如飞机制造。但有的产业可以实现区域化的近岸布局。

区别在哪里？过去，跨国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最低处，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但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在布局和选址时，成本不再是首要因素，更多考虑的是一个地区的潜在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

从跨国公司角度，将产业链收缩在一个区域内，可以减少风险，毕竟产业链在空间上拉得越大，就越脆弱，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行业。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就影响了东芝的一家芯片工厂，下游产业断了供货，全球芯片价格也受到波及。本次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全球产业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收缩产业链也可以降低运输成本，2008年以后很多行业在慢慢恢复，但航运、造船业一直没能完全恢复，一个原因就在于全球性的运输减弱了，区域性的运输反而增强了。

是全球离岸还是近岸布局需要看具体的产业，比如食品、制药、家具、集成电路等可以实现近岸布局，因为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相对集聚。但有些产业无法完全退缩回某一块区域。

跨国公司之外，国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发达国家发现，从口罩到呼吸机，一些关键的医疗设备和防护材料需要临时从全球采购，这也会促使人们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

澎湃新闻：疫情和贸易摩擦会加速这种转变吗？

周振华：

我们的预判是这样，更多跨国公司会考虑近岸布局。

为什么跨国公司几十年前要全球布局，现在转而考虑区域化？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制造能力，不具备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的基础。“亚洲四小龙”，和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都受惠于加工经济，是离岸产业链的一环。现在，新兴经济体成长起来了，经济水平和制造能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如果转向近岸布局，对中国而言，一定会出现一些产业的撤离。比如，一些面向北美市场的公司会选择将制造基地放在墨西哥，而面向欧洲市场的就在欧洲范围内选址设厂。而在亚洲，印度和东盟都有可能承接一部分生产力，当然最初这些地区的生产规模可能并不大。

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能否在这轮调整和转向中找准位置。

我前面提到，跨国公司看重潜在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这块中国有优势。印度的潜在市场也很大，但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等还不够。

过去的离岸市场中，中国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目前是中国尝试产业链升级的机遇。

澎湃新闻：区域化产业链布局为何能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

周振华：

看资源配置能力，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意味着有更大能力实现资源配置。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9年10月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0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14家），研发中心453家，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潜在市场。但现阶段，这些地区总部大多做的是协调工作。

随着近岸布局，区域总部的能级会有所提升，为了在区域性的产业闭环中占据主导位置，其权能、功能、职能都会发生改变。全球化是既分散又集中的，生产是分散的，而控制、管理、协调功能会集中在某些点上。

上海提出要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认为关键就是要提升它在全球化中的战略性功能。

贸易的核心在于结算清算，亚洲范围内，这块主要集中在香港和新加坡。

金融也同样，不论是债券市场、汇率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需要考察的并不只是它的交易规模，而是有没有定价权。单纯扩大交易量并不意味着在全球产业链上占到优势地位。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拉开了距离。但航运产业链里细分，高端的部分在于航运服务业，不是一般的货代、船代，而是在航运金融、海事服务、船长培训等等。

澎湃新闻：这对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周振华：

中国的城市现在都开始重视营商环境了，但目前看来这都是比较基本的要求，想要成为区域性产业链的核心，意味着城市需要提供更多功能。

我们在一些研究中也接触了一些跨国公司的区域负责人，他们很看好中国市场，但也会谈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信息、人员。

以上海的临港新片区为例，我个人认为，它有条件实现这些功能，比如离岸贸易、转口贸易、离岸金融等，这些才能吸引到真正能级提升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但如果只是把新片区看成传统的开发区，仅仅满足于在GDP上“再造一个浦东”，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功能提升，这不利于在产业链区域性布局中占据主导位置。

应对未来可能的转变，上海想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任重道远。也要有危机意识，东京、新加坡已经在“抢人”了，他们开出了利好条件，希望吸引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入驻。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最近热议的“双循环”？

周振华：

双循环是应对未来的策略性思考。

首先是对内大循环，我的理解是，不能把内循环当作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内大循环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中国的市场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一些中等收入者已经有了一定的支付能力，但还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形成成熟的消费市场。

当然也需要给予人们对消费和市场的信心，这里有很多结构性因素，人们不敢消费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我们需要继续解决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双循环层面，需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离岸部分，也有近岸区域性市场。以上海为例，长三角一体化和临港新片区的设置在大方向上都很精准，但具体的操作和把控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区域化仍是全球化的延续，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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