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我国应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转向谋求经济绩效的提高

名家讲坛丨刘守英：我国应摆脱高增长依赖症，转向谋求经济绩效的提高

人大国发院

2020年4月-7月，人大国发院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办了九场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曾湘泉、刘元春、董克用、马中、温铁军、王轶、严金明、吴晓求、刘守英九位顶级专家线上陆续开讲，分别针对就业问题、宏观经济、老龄化与养老金制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疫情与生态文明、《民法典》、人地关系与国土空间规划、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向、重释中国经济奇迹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本期内容为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刘守英教授，以“重释中国经济奇迹”为主题进行的线上直播发言实录。

摘要：

刘守英表示，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经济奇迹时，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速的提高与维持，但忽略了对经济衰减率这一视角的考察。他认为，中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高增长依赖的综合症，但并非所有问题都可通过高增长加以解决。

“对高增长的依赖，妨碍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也妨碍了体制改革的切实推进。”刘守英强调，相比起经济高增长，经济绩效更重要。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改善。而经济绩效的改善并非来自于增长率的提高，而是来自于衰减率和衰减幅度的大幅度下降。

“经济绩效衰减部分的减少，和一个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力秩序变革有关系。”刘守英说，经济衰减率的下降，取决于权利秩序的变革，即从权利限制的社会向权利开放社会转变。“如果不实现上述转变，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经济绩效的提高。”

刘守英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义为朝向权利开放的秩序的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权利结构、资源配置、微观机制等安排更多向市场开放，同时保持了中国一套独特的政经互动的秩序结构，是中国经济绩效改善的秘密。

“我们一定要建立共识，即中国应该从过去追求高增长的着迷状态转向谋求经济绩效的提高，而经济绩效提高的根本是衰减率和衰减率幅度的进一步降低。”刘守英说，中国唯有进一步地开放权利——既包括对内权利的进一步开放，也包括对外权利的开放——才能建立一个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有独特制度特色的现代化国家。

以下为刘守英教授的讲话实录：

讨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奇迹。我想，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不光朝向过去，实际上也是我们下一步思考中国经济走向的重要议题。

一、为何需要重新解释中国经济奇迹？

第一，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实际上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但同时也会出现另外一个舆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包括西方的主流对这两方面观点的争议也是非常大的。如果以高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那么这到底是奇迹还是困惑？目前实际上是没有定论的。

第二，相比起国际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多独特之处。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国际主流期刊的视野。我认为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本身需要进一步给出主流的解释。

第三，从结构转变而言，中国的城市化使得中国从一个乡村社会转为城市社会，这也是一个影响世界的议题。

在探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源头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最简单逻辑，中国经济奇迹实际上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即类似东亚模式：由于政府主导，一直保持着高资本积累和投资率。

第二类解释是在寻找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的独特性源头。我们看到，这些独特性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主流经济文献的讨论中。独特性解释无非是两个重要的视角：一是认为中国有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导致中国保持长期的人口红利。

二是从政府视角解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对政府是不喜欢的，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对拉美的经济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不行，因为政府往往是掠夺性的。但是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明显不一样。这就包括了像县域竞争、官员晋升锦标赛等理论。

第三类主流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认为中国高增长奇迹得益于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

上述所有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是因为大家都在寻找解释中国的高增长源头，到底是什么带来了比常规增长更高的增长？

比奇迹解释着迷更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增长的依赖使得方方面面陷入了一种高增长的综合症。

我们形成了以高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越来越变成必须要高经济增长，就业问题、结构转变问题都必须通过高增长来解决。现在来看，这种以高增长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成为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高增长来解释吗？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通过高增长来解决吗？比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各个群体都非常支持招商引资，因为可以解决就业，增加收入。但越往后看，园区扩张占用了土地，补偿也不公平，所以农民出现这么大的反感。早期用高增长来解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成为问题了。

另外，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形成了对高增长的综合症。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低价供地、土地融资和资本化这一套推动高增长的模式，这套模式又形成了政府推动发展的体制和运行方式。这套体制和运行方式离不开高增长，由此产生了高增长的依赖症，妨碍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也妨碍了整个体制改革的推进。

对高增长的依赖也表现为，2013年之后的经济下行是必然的阶段性变化，还是周期性变化？目前我们对此并未形成共识。

由于对高增长的依赖，我们应对重大事件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托于投资刺激。2008年应对经济危机，包括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对高增长的依赖症。

高增长是不是就是奇迹？如果高增长是奇迹，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在某些阶段内维持高速增长的例子。比如，是否也可以认为苏联在20年代的经济增长也是奇迹呢？另外，我们在一五时期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这是否也是奇迹呢？

经济增速高低是否等同于经济绩效的好坏？经济绩效到底如何衡量？经济绩效的来源和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一致的吗？

我们对高增长的依赖已经产生大量问题，那么应告别这种依赖。在我看来，从经济奇迹进行反思，对经济奇迹进行经济解释，有助于告别高增长依赖。

二、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绩效

我们要告别高增长的依赖症，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

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确实是非常迷人的。增长依赖症不仅仅是在中国发生，在主流的经济理论中其实都是根深蒂固的：要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要增长。如果没有增长，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增长理论实际上只关注了经济绩效的向上部分，衰减的部分没有解释。我们长期以来惯性思维认为，只要经济往上涨就是增长，但今天我和大家讲的是，整个人类长期经济绩效的变化不光只有增长，还有下跌。经济绩效是比增长更全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包括两个部分：增长、衰减。

经济史学家近来认为，经济绩效比增长更重要。原因是，如果只关注向上的增长部分，那么整个国家经济是不真实的。增长和衰减的部分两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

人均国民收入高的和人均国民收入低的国家差别在哪儿？从增长频率和涨幅看，二者并没有显著差异。差别在于经济衰减频率和衰减幅度，尤其是衰减的幅度。越是富有的收入群体，其衰减的频率和衰减的幅度往往越小；越穷的收入群体，其衰减的频率，就是为负的频率和为负的幅度越大。一定要记住，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既包括向上增长部分，也包括为负的衰减的部分，其中衰减部分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更大。

从1820-2008年，发达国家的变化是长期经济绩效的改善。增长的年份并不是很明显，明显的变化是衰减率的降低。发达国家长期经济绩效的改善并不是因为增长率高，而是因为衰减率的大幅降低。

最贫穷的国家并非缺乏增长。从增长率、增长频率看，贫穷国家并不是没有增长，且一些年份的增长率非常之高，但和富裕国家比较起来，其衰减率和衰减频率太高。

穷国和富国的经济绩效差别不在于增长率的差别，而在于负衰减率和衰减频率。

经济理论不仅要解释经济增长的部分，关键还在于解释经济衰减部分的频率和幅度到底是由于什么导致的？经济绩效衰减部分的减少，和一个国家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权利秩序有关系。

在转轨国家，精英控制着社会的资源。另外，精英权力秩序中各种制度基本上是以人际关系为主的，权利基本上保护这些精英阶层，不对外开放。人类社会的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从权利限制的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的秩序。二者非常大的差别是什么？在权利开放的体系中，大量的制度和规则是以陌生人为前提的，完成了从身份规则向非身份规则的转变，非人际化的规则成为社会的基础。

从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转变的关键是，传统秩序中的精英如何建立起一套非人际化的制度安排，即愿意对外开放。开放社会的经济绩效的来源不是取决于增长部分，而是取决于为衰减频率和幅度的下降。这个下降取决于国家从小范围的权利限制的社会向权利开放社会的转变。如果不实现上述转变，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经济绩效的改变。

负增长部分的绩效的改善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体制安排，取决于其从一个权利限制的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并在经济政治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有序的秩序，来推动社会的转变。

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绩效，是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

三、中国经济绩效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奇迹表现为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改善。我认为真正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是经济绩效的奇迹。1979年之后的中国经济绩效达到5.4%。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绩效差异在哪儿？

经济收缩频率在改革开放前达到30.8%，衰减率是-6.2%；而在改革开放后大幅度降低，经济收缩频率为7.7%，衰减率仅为-2.4%。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多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前，我国增长率也非常之高，达到5.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是6.1%。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经济绩效提高的表现，经济绩效的改善不是来自于增长率的提高，而是来自于收缩频率和收缩率的大幅度下降。

和日本、韩国相比，中国80年代之后的平均增长率并不低，但我们的衰减率还是比较高的。三个国家比较，衰减率最低的是日本。衰减造成的绩效的损失是一个国家经济绩效最重要的因素。

四、两个时期的权利秩序与经济绩效

影响一个国家体制变迁对于经济绩效影响因素是体制特征。体制类似于国家所穿的一件衣服，其特征包括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方式、要素市场、宏观调控方式、微观经营体制等。

制度变迁实际上如何在这件体制的衣服下实现制度安排间的互动、变化的过程，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权利秩序。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们学习苏联建立了一套权利限制的秩序，但我们的体制当面临着经济绩效问题的时候，存在着调适能力。而苏联体制越走到后面，它的权力结构越来越集中，整个经济运行的体制结构越来越僵化，其微观主体越来越缺乏活力。

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保持1945年新民主主义的体制，后面就不会犯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么多错误。我认为这个不能假设。尽管新民主主义的体制对权利限制的特征不是很强，但事实上它已经开始朝向一套权利限制性的体制。

之所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绩效比较好，是因为权利限制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已开始朝向权利限制体制。

在1953-1976年的计划经济时期，这套体制支撑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绩效变差的状态，但中国仍能保持2.0%的经济绩效，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在权利限制下仍然具有很强的调适应性。

1956-1958年，宏观经济调试中央和地的关系，微观经济体制开始放权，所有制进行退回，在要素配置上给农村更大的权利。1960年又是一次调适，基本方式是要素配置、经营体制、央地关系、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调适过程。由于经济绩效的恶化，适当将限制的权利秩序进行调整，避免了过于僵化的体制安排对经济的伤害。

中国在体制调适的过程中保证了地方的灵活性，这些调适的过程实际上保证了中国在计划集权体制下没有出现前苏联的厄运。

我将中国的改革定义为朝向权利开放的秩序。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要素分配、微观机制等安排，基本上是一套权利限制的秩序。改革实际上是从所有制、要素配置方式、微观体制不断朝向权利开放的过程。

因此，宏观管理体制开始给地方更大的权利、利益，要素配置上也开始改变指令性的计划，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权利的进一步开放会导致原来秩序结构的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秩序危机。1986-1992年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秩序问题。1992-2002年，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权利开放的秩序框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架构。同时，也形成了一套权利开放秩序下的宏观体制，包括财政体制、经营体制、外贸体制等。另外，也形成了以市场为主的要素配置方式；以及形成了企业和农户作为整个主体特征的微观体制。

五、权利开放秩序与建成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绩效的改善来自于我们不断朝向权利开放的体制，这是第一个秘密。第二个非常了不起的秘密是，在整个形成权利开放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保持了整个中国的一套政经互动的秩序结构。

中国目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在谋求建成现代化强国。非常重要的是，如何继续形成权利开放的秩序，并通过该秩序进一步建成现代化强国。

对中华民族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形成现代化强国的复兴？

一、中国经济自2013年后进入下行轨道，我们现在到底是必须追求高增长还是防止衰减？我们一定要建立共识，即中国应该从过去追求高增长的着迷状态转向谋求经济绩效的提高，而经济绩效提高的根本是衰减率和衰减率幅度的进一步降低。

二、苏联的教训。在经济绩效、整个秩序结构出现问题时，苏联却进一步走向权利封闭的秩序，最后导致灭亡。这一套秩序非常僵化和低下，权利封闭秩序的结果是一场悲剧。

三、拉美的教训。拉美教训非常重要的是，频繁的政治变动对经济产生扰动。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政治的稳定。如何防止政治的不稳定对经济的扰动，这是在我国经济下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四、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经验。上述三个国家都出现过经济下行，但如果继续以追求高增长为目标，就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这些国家的基本的经验是降低衰减率：通过降低衰减率使衰减对整个经济绩效贡献提高，美国是其中最典型的国家。

下一步，我国要进一步开放权利，建成现代化国家。无论国际环境多么恶劣，以及我国可能面临的冲击多么大，中国唯有进一步地开放权利——既包括对内权利的进一步开放，也包括对外权利的开放——才能建成现代化国家。开放权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有独特制度特色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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