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汪三贵：消除绝对贫困后需尽快缓解相对贫困

原标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消除绝对贫困后需尽快建立一套新政策体系缓解相对贫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从2012年到2019年底，我国贫困人口从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

为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等“硬骨头”，2020年1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督战的目的、范围、内容、方式和要求，对52个县、1113个村开展挂牌督战。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南方洪灾冲击下，因疫返贫和因灾返贫等风险受到密切关注。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显示，目前有返贫风险的是200万人左右，有致贫风险的是300万人左右。为防止返贫，国务院扶贫办还印发了《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人口加强监测，及时帮扶，防止返贫和发生新的贫困。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教授汪三贵，详解我国现阶段脱贫攻坚的成效和实践中亟待攻克的难点，并就“后扶贫时代”的扶贫工作重点提出建议。

按期脱贫没有问题

《21世纪》：数据显示，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你如何评价过去脱贫攻坚的政策与成效？

汪三贵：脱贫攻坚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从数量上看，每年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的预期；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比农村其他地区快，差距也在缩小；此外，脱贫攻坚还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有效地改善了基层治理。所以，无论从硬的方面还是软的方面来看，脱贫攻坚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中国采取的脱贫攻坚政策与制度优势有很大关系，为解决绝对贫困，能以很强的政治决心动员全国力量。一户一户帮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多数国家都很难做得到，但精准扶贫是解决绝对贫困的唯一途径。

《21世纪》：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南方洪灾对脱贫工作带来哪些影响？如期脱贫压力是否加大？

汪三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显示，目前有返贫风险的是200万人左右，有致贫风险的是300万人左右，一共500万人左右。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采取了比较多的措施，现在看落实情况也比较到位。除了建档立卡户的持续扶持，现在对有返贫风险的脱贫户进行重点监测和帮扶，将有陷入贫困风险的边缘户全部纳入到监测体系，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措施。

为应对疫情，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后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对部分因企业开工率不稳定暂时返回农村的贫困户密切关注并进行安排，在当地创造一些包括公益岗位在内的新的工作机会，使这些贫困户至少都能有就业、有收入。在恢复生产和销售方面，地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的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至少到目前为止，因为疫情遇到的一些致贫风险基本已经解决。

近期南方洪水可能会给部分已经解决住房问题的原贫困户带来新的风险，但是等洪水过去之后，相信下半年他们的住房和避免返贫肯定是当地会重点解决的问题。因而，从目前的进度和措施来看，按期脱贫是没问题的。

《21世纪》：在下一步扶贫工作中还有哪些短板，需要重点关注和避免？

汪三贵：这些年来脱贫攻坚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同时也在不断纠正过去的偏差。比如产业扶贫，原先简单发钱发物，现在采取更加可持续的方式，让有能力的人带领贫困户创收。当然目前来看，部分产业扶贫目标短期化、贫困户参与不够等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再如易地搬迁问题，有的地方注重搬，对于怎么能稳得住这些搬迁入城的人群考虑得不够全面。可能搬了一个很大的聚集区，区内能不能满足搬迁居民的就业需求？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后续扶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未来重点是缓解相对贫困

《21世纪》：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对于“三区三州”等重点贫困区，你建议今年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突破？

汪三贵：深度贫困地区现在还是重点围绕脱贫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也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有问题，有部分是易地搬迁还没完成；有部分可能还存在饮水问题等等，哪里有缺口马上就堵上。国家挂牌督战力度也很大，资源也都有往这些地方倾斜，所以今年主要是补一些短板。

《21世纪》：异地搬迁不仅是要把人搬过去，还要考虑如何让他们留下来？

汪三贵：后续扶持肯定是长时间的工作。最典型的地区，比如贵州和云南怒江等地区，城镇化搬迁规模很大。今年完成搬迁后，更重要的是后续扶持怎样跟得上。比如引进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搬迁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从山里搬过来的人群，还需要改变生活观念与方式，适应城镇生活，这些引导也都要跟上。

《21世纪》：这些工作还是政府来主导？

汪三贵：肯定是政府主导，但是需要市场主体的参与。除了一部分公益岗位是完全政府创造的，其他的就业岗位还是要靠市场主体来提供。这些地区相对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企业“出海”也有风险，因而现在也在想办法把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迁到西部去。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特色手工产业也在开发。从企业来看，产业搬到西部地区带来的压力主要是运输成本可能会有所提高，所以现在也有人呼吁政府给一些补贴，吸引企业去西部搬迁点，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1世纪》：一些脱贫效果比较好的地区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现行标准下的贫困问题。下一步扶贫可以从哪些方面重点关注？

汪三贵：未来的扶贫重点肯定是相对贫困的缓解。今年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后，此前的绝对贫困人口大部分到2020年后依然是相对贫困人口，对他们的扶持政策不能缺。相对贫困的核心是差距问题，只要有差距就有相对贫困。因而，要缓解相对贫困很重要的是要缩小差距。

如何缩小差距？这就必须使相对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更快，否则区域差距难以缩小。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这需要新的一套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下一步显然要开始重点考虑这些问题。

中央也提出了过渡期，在过渡期中，很多政策也需要延续，同时还要考虑制定下一阶段在未来乡村振兴中如何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和扶持体系。因而在这一时期，既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也要对返贫风险的人群进行帮助避免他们返回绝对贫困。

《21世纪》：从农村自身来看，可以从哪些方面探索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汪三贵：首先农村必须要防止返贫，防止新的贫困户产生。在这一基础上政策要与乡村振兴衔接，比如，对于在脱贫攻坚中培养的很多产业今后如何壮大？如何在培养新型经营主体的同时带动贫困户增加收入？不能一转到乡村振兴阶段后就不扶贫了，主要扶持大户能人，他们越来越富，贫困户又没人管了，导致差距越来越大。脱贫攻坚探索了很多有效的带领贫困户创收的机制，乡村振兴阶段也需要完善。

（作者：卜羽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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