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GNI突破1万美元 即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关口

中国人均GNI突破1万美元：温饱已过，小康将至，下面是？

中国的现代化要过五关：温饱、小康、全面小康、高收入、发达。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几天前，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了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张军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一个数据：

乍一看，诶，这件事儿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手机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和小巴一样粗心，把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搞混了？

容小巴先来做一番科普。

GDP和GNI（曾名GNP）虽然只差了一个字母，但含义大不相同。

GDP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收入+外国人在中国的收入；GNI则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收入+中国人在外国的收入。

小巴举个例子，苹果公司在中国设厂，给中国贡献GDP，给美国贡献GNI。

虽然计算范围不一样，但对于研究宏观的人来说，人均GNI和人均GDP相差并不会太大，放在一起看也是常事，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太纠结。

总之，就是这两方面咱们都突破了1万美元关口，充分说明咱们的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

不过，每次看到这样的数据，许多人都会犯嘀咕，因为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并不符合所有人的日常观感。

确实，正如人均GDP一样，人均国民总收入并不等同于居民的真实财富。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数据就毫无参考价值。

尤其是我们把它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放在一起的时候。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实打实的居民财富的代名词，它代表了你个人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就说明这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越高。

201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按照8月10日的汇率6.96来算，约为4415美元，不到人均GNI的一半。相较之下，2019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5623美元，人均GNI为65760美元，差距比咱们小。

以下是2013—2019年的数据情况，大家可以感受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前瞻研究院

通过这一比较，我们能直观地看出，我们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升背后隐藏着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

此外，当一个国家人均GDP或是人均GNI突破1万美元大关后，即将面临的另一个风险关口——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词汇首发于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后，若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将面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问题。

那么，2019年中国人均GNI首破1万美元大关，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黑天鹅群舞的2020年，我们是不是更容易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小巴请教了一些大头，为大家答疑解惑。

2019年，我国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是重要的一步，我们可以将它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维度中来看。

中国的现代化要过五关：温饱、小康、全面小康、高收入、发达。

第一关，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努力基本实现；

第二关，世纪之交基本实现；

第三关，自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2012年提出全面建成小康，今年即2020年，将会越过。

接下来还有两大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为便于进行国际比较，简称为高收入关和发达关。

三关已过，两关待越，我们就站在这样的新起点上。未来30年这两大关，经济含义是什么？

高收入关，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且是比较普惠的高收入经济体；

发达关，即成为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方面成为“头脑国家”而不是“躯干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成为“溢出国家”“远者来近者悦”。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中国2019年人均GNI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9074美元），中国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距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最新门槛值（人均12375美元）也已经不远。

2020年最新分组数据（单位：美元）

图源：世界银行

同时，因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行严重，中国相对表现较好，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为11460美元，2020年预计收缩8%左右）。这意味着从人均产出角度，中国正在跨越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线。

这里要强调一下，12375美元只是门槛值。在2015年世界银行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经济体为80个，它们的人口占世界的15.59%（上亿人口国家中只有美国和日本），但收入占62%以上。单就这80个高收入经济体计算，其人均GNI约为4.3万美元，中位数约为3万美元。

如果以高收入门槛为标准，预计中国在2025年之前就可实现（假定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经济从人均中等水平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从总量向全球最大经济体迈进的关键时刻。目前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的2/3，从体量上进入美国的敏感区域，这种敏感、博弈、适应的过程估计要一二十年。

中国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外部压力，单以2019年总量接近100万亿人民币的年产出为基础，以接近9亿的劳动年龄人口为依托，如果以保持5%左右的增长率作为基线，同时提升经济质量和中产收入群体的比例，未来15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收入经济体。

到那时，我们才真正可以说，中国人民真的富裕起来了。

过了高收入关，中国的现代化将迎来最后的发达关。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目前的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有39个。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27个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

大致可以这样理解，高收入经济体中有一半是发达经济体。或者说，发达经济体是更高水平的高收入经济体，是“高中之高”，不仅人均GDP水平高，在人类发展指数、科技、教育、预期寿命等方面也表现良好。在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都有很高位置，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中，它们都没有位置。

纯粹从经济指标看，当中国的人均GDP在高收入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经济体时，自然会跻身发达经济体。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体量巨大，规模的溢出效应明显，那时的中国将成为有着巨大影响力和领导力特征的发达经济体。

中国过五关，确实是值得期待与创造的一部史诗。

从横向看，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人均1千美元到1万美元，中国只用了18年时间（2001年到2019年），是比较短的。这个跨越意义非常重大，毕竟中国的人口占全球的18%。

同时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开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创造了条件。

从纵向看，人均GDP1万美元意味着中国复兴取得了较大成就，这说明我们跟领先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在历史的很多时刻，比如秦汉、隋唐时代，中国是站在世界最前沿的，是第一梯队。

现在，我们的人均GDP和科技水平距离第一梯队还有相当差距，而且中国地区差距还很大，这都值得我们警醒。

另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息显示，2019年全球GDP为88万亿美元，人口为77亿，人均GDP为1.14万美元，目前中国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关于大家担忧的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尚未完全跨越，未来5到10年是关键时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正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以及逆全球化。

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处理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激活民间创造、创新的活力，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

今年两会，总理曾透露，中国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说明中国还有相当多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或许高于贫困线，但生活是比较拮据的。

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解决：第一，通过制度设计，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第二，避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造成资产价格的泡沫，拉大贫富差距；第三，鼓励企业家做慈善，通过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来减少差距。

另外，由于美联储超发货币，人均1万美元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尺子的价值在降低。

拿今天的人均1万美元，跟10年前、20年前比，意义不大。判断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跨越，也需要用新指标了。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人均GNI和人均GDP相差并不大，故而我们不妨近似认为二者数值大体相当。这意味着2019年中国GNI距离中等收入陷阱上限（12000 美元）越来越近，迈入高收入国家指日可待，这无疑令人倍感振奋。

此外，数据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从历年人均 GNI 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势来看，前者始终高于后者，并且差距有逐渐加大之势。

因此，人均 GNI 突破一万美元固然可喜，但不意味着全部。

为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势必还要从切实提高国人收入水平、完善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继续发力。

更进一步讲，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本质上却是经济各方面发展的综合问题。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与腐败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不过，按照目前我国的经济韧性、产业体系和体制优势，我们距离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阵营指日可待。

未来，我认为在促消费、扩内需之路上，还有三个掣肘难题亟待解决：

1． 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警戒线0.4以来，整体上仍不断增大，2018年达到0.468，反映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而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仍处于偏低水平，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就是佐证。

按照经济学理论，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者，收入差距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制约消费扩张与升级。因此，有必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环节做进一步改善。

2． 一二线城市高房价给居民带来的“挤出效应”依旧显著，而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现实问题，还无法让人们真正甩开思想包袱去放手消费。

3． 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业有效供给相对不足。

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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