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从人口集聚看百年变迁

长三角：从人口集聚看百年变迁

文/熊月之/陆兴龙

长江干流沿江地区的人口发展，历来都以移民为主要方式进行。特别是自19世纪中期起，以长江中下游为主战场并波及全国的战争，使省际之间的人口大量流动，战后对战区人口的补偿性恢复，也引起长江沿岸各省人口的显著变动。

一座城市，从根本上说是在一定地域内集中起来，以人的活动为主导的经济实体、社会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有机的结合。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引发人口在有限地域空间内高度集聚，并促进城市空间不断扩大。20世纪中前期，长江沿江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人口增长。

人口调查 一波三折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起始于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2年2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为了筹备立宪，由民政部主持制定了全国户口调查章程。 此次调查分为户数和口数两大项：户数注重编列住户号数，确定住处门牌；口数注重清点各地人口，由户主10日内自行填报“口票”。原定1910—1911年在各省陆续展开，3至5年内完成。由于辛亥革命突然爆发，清廷统治垮台，这次全国户口调查半途夭折，仅有部分调查结果保存下来。

民国成立后，由政府内务部继续主持全国人口调查。当时国内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人民颠沛流离，人口调查实难推行。社会上一些私人团体所进行的局部地区人口调查，采用了现代人口统计学中某些先进方法和科学规范，不过投入的人力、财力有限，停留在社会实验阶段者居多。

1921年，民国政府卫生部开始在一些大城市进行人口生命统计，也只是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大城市得以尝试。1928—1937年的十年里，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过两次人口调查数字，对长江沿江城市人口情况都有所反映。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各地的人口调查不得不中止。

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夕，受大规模战事的影响，社会动荡程度更加激烈，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城市人口的异动尤其空前。各地警察机构提供的户口数与实际人口之间的偏离更加扩大，不能反映人口发展的真实情况。

总体上说，抗战爆发前近十年里，由于采用方法有所改良，人口调查结果相对比较可靠。下面就以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为主要依据，论述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人口发展的情况。

“大上海”来龙去脉

先看上海的人口发展。进入民国以后，上海的行政建制和实际管辖范围略有变化。1914年，上海由县升级为江苏省省辖市，领4市15乡，合称19市乡，即上海、闸北、蒲松、洋泾4市及法华、引翔、彭浦、江湾等15乡。1926年军阀孙传芳督江苏，改上海为淞沪商埠，分全境为5个区，即上海、闸北、浦东、沪西和吴淞。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改上海为特别市，当时市域范围除上海县全境外，还包括宝山、松江、青浦、南汇等县部分土地，共分为30个市乡。但当时上海市政府仅实际接管17个市乡。

1930年7月重新改称上海市，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地区才有所扩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即告沦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上海，重新建立上海市，划全市为32个区。1927—1937年的11年里，上海的市域面积为527.5平方公里，实际管辖面积仅为494平方公里，1945年后扩大到618平方公里，其余年份保持在558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增减，也多少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不过，上海总体人口数量，并没有因为市域面积变动而相应增减，始终处在高速增长的趋势之中，这是近代上海人口发展中的显著特点。

从民国创建到上海解放的37年里，上海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各国城市人口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据推算，1910年上海人口总数近129万，这是该市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逾百万。至1915年全市人口总数就达到200万以上。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上海人口增长极为重要的时期，无论是华界还是租界的人口，中国居民还是外国侨民的数量，几乎都在这一时期大幅增长。特别是20年代最初几年里，上海人口统计曲线大跨度上扬，此后的几年几乎达到垂直的地步。结果1930年时上海人口总数轻易地突破了300万大关，到抗战爆发前夕更达到375万以上。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净增加246万余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近1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0.77%，成为同期全国人口增长最快城市。

抗战期间上海全市人口总数无法统计，抗战胜利上海光复，外地籍居民纷纷返乡，短期内人口迁出约50万人。不久躲避内战动荡的人群重新涌入上海，至1947年底，全市人口又增加113万余人。到1948年，据警察局对全市户口调查的结果，全市人口总数为5204321人，其中男性2880394人，女性2323927人，这并不包括流动人口和水上居民。

当时在沪外国报刊估计上海市人口总数已在550万—600万之间，市中心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达10万人，市区人口渐趋饱和，出现向郊区移居的现象。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不少出城谋生的农村人口返乡，上海的人口总数才有所下降，维持在500万人左右。

命途多舛 人潮不绝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首先源于战争引起的三次人口增长高潮，同一时期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人口持续增长。我们认为，上海人口的激增更主要是由于上海地区及周边腹地经济活跃。

20世纪初前后加速成长的近代工商业，使上海从一个商埠转化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产业、金融和外贸中心，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把上海的经济腹地拓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沪宁杭城市为支点，连接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的城市化地带，对处于贫困状态的内地农村人口有很强吸引力，让这部分人脱离传统农业经济向上海流动。

仅就工商业而言，它们的发展每年为上海带来不下10万新增人口。据《上海工运志》统计，1929年上海全市28.5万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近20万人，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交通运输业中又有近3万名码头装卸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外地的破产农民；商业方面，全市约有72858家商户和企业，共雇用24万多人，也以外地籍居多。这些劳动人口加上家属，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抗战前夕，上海工厂职工增加到近50万人，加上商业、手工业职工及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总数已达128万多人。外来移民劳动者及其家属，组成了上海数百万城市人口的主干。

同时，战争环境也确实加剧了上海城市人口的异动程度，自1930—1937年，上海平均每年迁入40多万人，迁出近28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12万—13万人，8年里共净迁入86万人。在发生战事的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迁出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6万人和11万人。这种因战争所引起的人口快速流动，最终也能归入经济性的迁移，很大程度上对城市的正常经济生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仅打乱了人口流入和流出地区的再生产过程，也是以降低人口流入地区居民的生活秩序和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所造成的对城市经济的压力，往往超过了由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城市的负担率在短期内急速增加。由于那个年代城市管理当局的腐败，不能积极从财政上减轻城市负担率，而是以各种方式将不断增加的城市负担向全体居民转嫁，直接引起城市工商业逐渐趋向萎缩，市政建设步入衰退，以致整个城市经济和城市功能一天天凋敝。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上海解放时止，上海曾有过3次市政建设规划，最终都化作一场春梦。除了历届行政当局的腐败等原因外，上海人口迅猛膨胀以至失去控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古都新角政商合力

辛亥革命胜利后，江宁府治废除，改称南京，一度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不久仍为江苏省省会。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设为特别市，江苏省会迁至镇江。1930年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全市面积465.7平方公里，与同期上海的实际管辖面积仅相差30多平方公里。抗战初期南京即为日本侵略军占领，名义上是汪伪政权所在地，实际上是侵华日军在南方的军事要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仍为行政院直辖市。

据海关关册所载，1912年南京城市人口为26.9万人，仅及同期上海城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民国前期，东南地区战事相对平息，社会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南京城市人口呈逐年上升趋势，到1923年已超过40万。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城市人口进入较快增长阶段，从1927—1933年的6年里，全市人口净增长26万，增长率达72%，平均年增长率12%。

南京作为首都后，市区面积有所扩张，基建不断加强，设置大量政府机关，城市人口相应增加。城市经济也比以前有较大提升，吸引更多各地移民入住，邻近各部机关聚集地的新街口，形成了商业区。除了建成占地70余万平方米的新住宅区外，在明城墙脚下至长江岸边的棚户区，还居住了约15万左右的贫苦民众。

据当时南京市警察厅调查登记，抗战爆发前夕，城市居民已超过1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2100人。1937年年末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侵华日军纵火烧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市内工业80%以上遭到破坏。经过这场空前的劫难，南京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城市人口锐减。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古城才得以复苏，城市人口逐渐回升，到南京解放前夕恢复至接近90万人。

近代以来，南京始终是一座政治性、消费性城市，抗战前南京市民的职业结构，充分反映了这座城市的经济特点。据1934年6月警察厅的调查：全市居民中从事服务行业和家庭仆役的有15万余人， 占人口总数近22%，在各种职业人口中占比最高；其次是从事商业的有9万余人，占近12.5%；党政军警各机关公务员有5万余人，占7%以上；全市的产业工人还不到1万人。这样的职业结构在长江三角洲城市中是比较特殊的。

大江南北 风雨四城

民国时期，在人口统计中没有法定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定义”。因此对长江三角洲沿江中小城市人口发展情况，不易准确描述。

总体上说，民国时期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阶段。由于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成长，推动了城市经济活跃繁荣，一批新的城市逐渐兴起。长江中下游沿江的小县城，也在这几十年里转型为中等规模的工商城市。但绵延多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内战等重大事件，又使中国城市化过程屡遭中断，长江沿江地区有些城市发展缓慢，有的甚至萎缩倒退，各地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也有较大差异。

江苏是近代全国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省内南部和中部地区县份的人口增长又处于全省前列。从1928年到1935年的7年里，全省61个市县中，不仅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无锡、南通、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今扬州市、江都县、邗江县）等县的人口增长都在20%以上。

镇江和扬州位于江苏省南部的平原地区，两城隔江相望，是长江自南京以下的两个重要中等城市。它们地理上与南京、上海接近，工商各业在省内也有一定地位，特别是传统商业比较发达。在历史上，这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曾处于江苏省的前列。如1914年海关调查报告称，当时全国共有都市41个，其中10万人以上的城市23座。镇江有城市居民18.4万人，扬州虽在清初已开始衰落，城内仍有居民10万余人，两城都名列上述23座城市之内。

到了1935年，江苏省民政厅所编制的《江苏省保甲总报告》中称，当年镇江县人口为607378人，江都县人口为1397970人。这项统计没有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分开，但一般来说，农村人口总是相对比较稳定，所增长的主要是城市中居民的数量。

在历史上，安徽人口分布集中在北部的淮北平原和长江沿江地区。安庆位于本省西南部，居长江北岸，是长江进入安徽的第一个重要商埠，也是上游屏障南京之门户。自南宋以来，安庆一直是府治所在，清代升格为安徽省城，地位更加重要。芜湖位于本省东南部的长江南岸，地势上东接苏北平原，南连皖南山地，水网密集，湖泊众多。在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时代，芜湖是皖南重要商业中心，素有“米市”之称，商业兴旺，人烟稠密。

安徽是近代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省份之一，省境内城市数量相对较少，沿长江城市在全省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自然更加突出。清代咸丰、同治时期（1851—1875年），安徽是太平军长期作战地区，又是捻军重要活动基地，安庆、芜湖都是清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之地，人口损失相当严重。战乱平息后，省内经济开始复苏，人口逐渐回升。

进入民国后，安徽经济发展疲滞，人口迁出大于迁入，人口增长处于徘徊状态。据省政府民政厅调查，安徽全省人口数量最高的1949年，也只恢复到1852年（太平军战火蔓延至长江下游）的77%左右。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安庆和芜湖两座城市人口的增长也比较缓慢，20世纪30年代初才逐渐达到最高水平。当时安庆城内人口为19443户，111221人，其中男性65934人，女性43287人；芜湖城市人口为26419户，140554人，其中男性86870人，女性53684人。

这两座城市虽并列为安徽境内最重要城市，但民国时期的人口规模，只相当于江南地区中等县城的水平。

后浪汹涌城市化

近代中国是一个战争频繁的动荡社会，数以千万计的民众为生计所迫而走上迁移道路。在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的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进入城市谋生，大大推动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这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人口变动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引起城市人口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体现出城市人口的时代特点。长三角地区沿江城市的人口结构也同样发生了变动，并形成本身的一些特征。

民国时期，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性别比是在130—140（男性）∶100（女性）之间，长江沿江城市情况大致如此。从沿江城市人口的发展趋势来看，性别比的提高与城市人口的增长成正比。如1930年至1937年间，上海出现新的人口增长高峰，城市人口从314万增长至近400万，同期城市人口性别比也从132∶100提高到137∶100。南京城市人口从1927年的36万，增加到1936年的近100万，性别比也相应地从131∶100提高到了150∶100。

城市人口构成中性别比随人口增长提高的趋势，反映出近代中国广大农村在经济破产过程中，男性青壮年人口总是最先脱离农业生产，流入城市以谋生计。这就造成了城市人口中男性大大超过女性的不正常现象。对广大农村来说，男性劳动力的大量流出，更导致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萧条。而城市由于男性劳动力大量流入，形成大批失业后备军，这就让资本家和工商业主得到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机会。

民国时期的长江沿江城市，尤其是经济活力或政治地位更强的上海、南京等长三角特大城市的居民中，移民占有很大的比重，大量农村青壮年移民进入城市转化为本地居民，降低了城市人口中幼年组和老年组的结构比例，使城市人口较明显地带有年轻化的特征。

从1930年至1936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沪、宁、汉等城市居民20—40岁组的青壮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均在37%—41%之间。

本专题作者熊月之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陆庆龙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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