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华：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2020年8月2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蚂蚁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我的发言内容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说一下我们看到的消费情况；第二部分简单分析一下消费的结构；第三部分提一点建议。

过去蚂蚁研究院做了几件事，一个是做了一个网络消费的指数，大概从2015年跟踪到现在，因为支付宝目前涉及的消费领域比较多，规模相对比较大，整体下来能够覆盖到社零数字约20%以上，所以它基本是个大样本的数据。另外，每天交易数据都包括在里面，并且各个行业都能覆盖，我们想从这个动态的指数来做时间序列，能够长期跟踪，来看一下相关经济的基本状况。这次我简单分析一下消费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想做一个大的分类，一类为实物型，也就是商品类的消费，另一类是服务型的消费，目前在国家统计局当中应该是餐饮也在里面，其他好像没有，我想这个类别也简单做一个分析。另外按照消费层次划分成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三种，生存型就是基本的需求，享受型就是更高层次的需求。

总体的看法是，受疫情影响，2、3月整个消费是非常陡的直线下降，到3月份开始往回走，4、5月份的增速非常明显，到6、7月份增速已经在降低了。网络消费增长率还不错，比社零高，因为7月份整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是-1%，7月份整个网络消费大概增长18—20%左右，增速比整体的社零数字快，但是它的增速已经明显在降低。如果把它再做一点细化，增速到7月份的时候，实物型的消费增速可能还好一些，大概会到将近10%，其实已经比前些年增速下降得较多了。

这个情况反映了什么呢？受疫情影响的消费反弹差不多结束了，未来消费的增长还是比较乏力的，基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结构上来看，到底是哪乏力？我们拉了一下数据，把它分为商品类别，还有服务类别。一个趋势是，过去我们一般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认为弹性比较大的服务型消费比实物型商品消费增长较快，认为整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是有所低估的，因为服务型消费没有包含在里面。事实上我们做网络消费指数时可以看到，2018年6月份开始，服务型消费增速已经低于实物型消费增速，所以从2018年6月份之后，如果把服务型的消费加入社零当中，社零的增长速度不是变高反而还会更低。

受疫情的影响，商品零售可以通过电商完成，服务型消费可以一部分转化为线上线下一体化，比如网上外卖、网上买菜等等，还可以。但是有很多商品服务型消费没办法和线下物理网点分离，比如必须到店里洗脚、唱KTV、看电影或者去旅游，所以受疫情的影响服务型消费受打击更大。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消费当中实物型消费目前还是增长的，虽然速度已经降了不少，这次商品在8%、9%左右，到7月份的时候，整个实物型是9%左右。但是服务型的消费仍然徘徊在负5%，这类的消费还是负的，到7月底仍然没有恢复正增长的态势，这还是很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服务型消费的背后绝大多数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的，他们的恢复情况比较差，那么对这类就业的人群收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一方面，划分了一下关于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几个层次，生存型消费因为存在刚性，它的影响要稍微小一点，但是那些享受型消费的弹性比较大，所以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份短暂地实现了正增长，但到6、7月份就下来了，7月底还是负增长的，现在大概的负增长是5%左右，证明这一类别享受型的消费没有起来，背后的原因可能跟人的消费心理和对未来的消费信心不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供给，其实主要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情况跟前端的消费是紧密联系的。总体上如果把1月份作为基数比较的话，整体上复产的数字还不错，大概是110%多，线下大概是110左右，线上的可能更好，大概到125左右。但是这里有个苗头不太对，从6月份之后，线上复产增速有个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在疫情之后恢复生产的4、5月份线上增速在扩大趋势，但是从6月份之后，整个线上商户的销售情况或者营业情况增速在下降，我想这是一个不太好的苗头。

总结起来，其实4、5月份受疫情影响的反弹没有在6、7月份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这种增速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可以看出内需的发展动力是不足的。另外，服务型的消费非常疲软，这是非常要注意的问题，前端的供给来看，它的复产的情况也呈递减趋势，特别是线上的增速也有较大的下降，这个还是会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消费能力。

我们也想把整个消费人群的结构做一些分析，在一季度、二季度，我们跟西南财大甘犁教授一起做了关于家庭财富的调研，一起出了一个报告。我们一季度、二季度分别做了3万多份问卷，几十个问题来做一个分析，基本的情况是，我们会把家庭收入分成5万以下、5—10万、10—30万、30—50万、50万以上，如果合并就把10万以下作为低收入阶层，10—50万作为中收入阶层，50万以上作为高收入阶层。我们也会根据他的消费金额和消费品类做一下打分，1—5分代表低，还有中低、中等、高。

我们看到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二季度当中，低收入阶层（10万以下）收入和可支配现金流下降明显，特别是5万以下的收入阶层，低于100表明下降，低于100的越多表明下降幅度越大，二季度末高收入阶层，100万以上的，不管是家庭收入还是可支配现金流还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高于100，但是30万以下的总体都是下降的，收入越低下降的就越多，这也反映出对中低收入阶层不利的情况，就是他未来收入的可持续性是比较堪忧的。

第二个看一下他们的消费情况，低收入阶层（10万以下）人均的消费金额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1月份之前是保持了正增长，1月份之后低收入阶层一直保持负增长，也就是说人均消费一直是下降的。中等收入阶层，就是10—50万的群体，弹性比较大，受疫情影响，到2、3月份的时候人均消费金额下降了20%，到5、6月份有明显的增速，但是到6月份之后就开始放缓。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讲，疫情的影响有但不是特别大，还是一直保持正增长。

另外，很多时候因为就业受到影响、收入不好，出现了一部分流动性的难题，其实消费信贷是缓解流动性非常大的手段。可以看到，在二季度末，整个消费信贷市场存在供需错配，低收入和年轻群体获得贷款的难度比较大。消费信贷的需求，比如5万以下的，大概换算出110%的指数，其实能够满足的也就94，所以可以看到越低收入阶层，消费获得难易程度的指数是越低的，他想获得但是没有获得，而收入越高的越容易获得。今天收入受影响的最大的就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很大原因就是比如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疫情一来开不了业收入就受到影响，但他自己又没有什么存款，这个时候就需要信贷服务的支持，但是我们信贷服务支持还是不够，无法充分还原流动性。这跟中国消费信贷普及度不高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商业银行对于这个群体的支持力度也不够。

对于高收入的群体来说，服务型的消费和享受型的消费同比增速是比中低收入阶层好很多的，所以其实受影响主要的就是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档次越低的群体增速越不好，消费档次高的群体增速越好。所以中国未来驱动消费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低收入群体，或者中低收入人群，要考虑如何把他们的消费拉回来，至少让他们不能负增长。如果他们的消费不能恢复，我想整体的消费市场都是比较难的。

低收入群体实物型消费的分化速度一度负增长到50%，所以可以看到疫情当中、疫情之后，这个群体真的是在节衣缩食，连正常的生存型的消费和生活型的消费都要降低，有的基本是拦腰砍一半，有的不消费了。5万元以下的低消费群体里，实物型消费降了40—50%，生存型的消费也是降了40—50%，中低收入的群体不管是实物型消费、服务型消费、生存型消费基本都是负增长。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的消费是实物型部分，他们刚需的部分没有削减，但是对于享受型消费、服务型消费是负增长，我们要驱动这部分群体的非刚需的部分。

从行业上也可以看到，服务业当中，餐饮、航旅、汽车、生活服务是重灾区，特别是餐饮和航旅行业，疫情期间累计的增速是40%以上的负增长，相对来说对这个行业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对他的就业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大概拉了一下，中高和高消费的增速基本都是正的，但是低和中低收入群体大部分行业都是负的，所以这部分群体确实是普遍性的消费起不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今天谈消费的问题更大程度上就是中低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

简单一句话，高收入群体里面在高端的消费当中增速是好的，所以疫情其实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大，但是这里也要提一个问题，过去高端消费都跑到国外消费了，如今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消费拉回国内消费，我想这也是驱动内需的一个方式。

基本的结论，第一是疫情对高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影响不大，对低收入群体影响大；第二是消费信贷市场低收入群体影响大；第三是高收入家庭享受型和服务型消费增速不错，中低收入人群累计增速都为负。另外不同群体确实存在分化，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还处于下降的趋势，另外高端品牌的消费强于中低端，体现出高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的需求是很强劲的。

相应的政策方面的建议：

第一，我们要实现国内的大循环，提升国内消费供给水平。要提高国内消费品品质，包括服务业和高端产品部分，核心是开放市场。还有使高品质的商品从海外购物转化为境内购物，当然像海南做的尝试还是挺好的，但是可以尽量扩展到更大范围。因为海外的疫情很严重，也出不去，努力实现进口替代，将更多的高品质商品进口到国内。同时，使国内高端品牌实现替代。另外，实现消费供给分层，为高收入群体提供定制化高品质的同时，也要为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提供高质低价的实物性消费，体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消费供给，汤博士讲的更好，要有创新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第二，要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能力本质就是提高收入，收入的本质就是要扩大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首先，目前应该要做一些研究和推进一些新就业形态的培训和启动，因为经济在往数字化方向转型，特别是疫情之后，其实整个经济的转型还是非常明显的，一些新就业形态和就业机会要通过培训得到相应的支持，要能够转型过来，比如快递、外卖、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等等，应该鼓励其他就业能够迅速切入进来。其次，要破除限制这些行业发展的政策瓶颈和障碍，也能够把就业机会创造出来。要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的压力，整个就业收入分配机制需要做一些变化。因为在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当中，劳动报酬所得在一次分配中在国内是偏低的，这部分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拿的不够，所以需要在一次分配中提高他们的比重，另外也需要税收层面提供相应的减税和转移支付。

第三，对消费的驱动要有一些金融的工具支持。目前我们国家金融供给体系特别是银行供给体系偏差比较大，不仅无法支持小微的融资问题，其实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很多消费信贷的支持（个人信贷）的支持也是不够的。因为过去我们信用卡覆盖人群比较少，也就3、4亿，所以第一个需要推动消费信贷进一步向三四五线城市下沉，向中低收入下沉，让他们也都有机会获得消费信贷本身的支持，渡过短暂的难关，特别是年轻群体应该得到金融的支持。它的背后还是要能够创造就业，这个根本就是要把商户、小微企业发展起来。提供税收优惠和提供财政支持国家都做了一些，包括发消费券等等，我个人认为对消费的力度还不够。过去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建议，地方政府发了消费券加起来一两百亿，毛毛雨，中央财政如果能发五千亿、一万亿，就能把服务行业带动起来了。并且它还有杠杆效应，我们研究过，大概在杭州、广西杠杆效应4、5倍，所以发五千亿消费券带来的就是2.5万亿GDP，这个推动消费其实是可以做的。这样就能够把商户端、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进一步推进，前端有需求，供给才能起来。

还有就是信贷，对小微企业的信贷在疫情期间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但是我觉得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今天可以用数字技术提供小微信贷，不是用线下网点也不是用抵押的方式，技术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核心就在于我们的金融供给，以网商银行、微众银行和新网银行这三家互联网银行如此小的资本金体量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很难的，这个不是我们不想发展，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技术障碍太多，让这几家机构发展很大是很难的。一方面需要国家提供支持，解决他们金融的障碍，增资扩股，批新业务。另外类似这些通过新的技术服务小微企业的供给主体要更多，而不仅是今天的这么三家，有能力的都可以发展。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确实很困难，我认为提供一些纾困基金，发放一些现金的补贴比国家搞投资要强，动辄成立几千亿的国家产业基金，还不如让消费端让老百姓做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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