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欺瞒安全隐患 应再反思“股东利益至上”

每经评论员 杜恒峰

历时17个月，5场公开听证会，经过24次问讯，波音737Max调查结果终于水落石出。对两次空难346位死者的家属来说，这是一个让痛苦加倍的结果，因为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并非飞机设计上的缺陷，而是这种缺陷被人故意隐瞒。调查人员指出，波音公司在“明知存在设计缺陷的情况下”，刻意向航空公司、飞行员以及监管机构隐瞒相关信息，并通过商业关系影响监管机构的管理和审查。

这桩丑闻，对波音的品牌形象无疑是致命打击，波音飞机与安全之间原本的等号变成了不等号。遇难者家属的索赔，买家因停航或订单不能及时交付的索赔，生产停止而损失的收入，还有执飞过737MAX的飞行员及其乘客的愤怒情绪，都给波音带来了巨大压力。2019年3月以来，波音股价累计下跌超过50%，市值蒸发高达千亿美元。

本应当严谨、诚实，将安全视为最高准则的波音，何以成为鲁莽和谎言的践行者？抽丝剥茧，“股东利益至上”的短视思维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对管理层不合理的激励方式，应该才是背后真正的魔鬼。其逻辑链路为：管理层获得激励的主要来源为股份，股价越高对管理者和股东越有利；刺激股价一方面靠业绩，这就需要赶在竞品空客A320neo之前，让737Max这个拳头产品占领更多的市场，哪怕以隐瞒安全隐患为代价；刺激股价还可以通过回购或分配股利的形式，哪怕为此消耗巨额现金储备，甚至是举债。

为了讨好股东，波音公司的管理层可谓殚精竭虑，毫无顾忌。财报显示，2013~2019年，波音股本减少的总金额达到434亿美元，同时还给股东支付了208.4亿美元的红利，直到2019年3月第二次空难发生后，公司管理层还是筹资132亿美元，其中72亿美元用于股份回购和支付股利。到2018年年末，市值1700多亿美元的波音，账上净资产只有3.39亿美元，由于业务亏损，2019年波音的净资产迅速变成负86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再度下降至负116.67亿美元，会计上已体现为资不抵债，若非政府救济，任何外部冲击都可能置其于绝境。波音管理层呢？以卸任董事长米伦伯格为例，2016~2018年，其薪酬+持股市值总额从4653万美元一路上涨到了8011万美元，其中股份价值占比超过70%。

从股份制公司诞生起，“股东利益至上”便是占主导地位的经营理念。上世纪初，亨利·福特输掉与股东之间的官司，则是将这一理念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强化。二战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著名的论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随着全球化而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的思潮。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等，沉重打击了“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管理层的短视、企业经营的负外部性、互联网带来的社会监督增强，让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B Corp（共益企业）等新的企业管理理念逐渐发展壮大。

股东价值只是结果，而不应当成为企业战略，一味追求股价最大化只会危及企业的持续增长。

资本也只是众多生产要素的一种，在一个流动性极度充裕的时代，股东们分配收益的权重必然会随着资本稀缺性的下降而下降。波音遭遇的品牌危机，应当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镜鉴，只有让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最大化，才能为股东和自己创造可持续的长期价值。对投资者而言，在享受企业管理者给出的“蜜糖”时，也当时刻警醒，这会不会变成未来的“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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