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的激进自由派标榜民族主义

为什么英国的激进自由派标榜民族主义

柳展雄

为什么近代立宪政体首先在英国产生？这是学界的长盛不衰话题，最常见的解释是经济因素，不列颠早早开展圈地运动海外殖民，新兴资产阶级发达。《发明自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宪政民主并不是近现代才有的，在遥远的盎格鲁七国时代（公元5世纪到9世纪），这片土地就存在法治、有限政府和个人主义，然而诺曼征服（NormanConquest）改变了这一切，英伦三岛的本土民众受外来的诺曼人奴役，陷入黑暗专制。

威廉一世从欧陆引入农奴制、尊卑等级、君主崇拜等事物，当作政治上的枷锁，套在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小说家沃尔特·司各脱在《艾凡赫》，描述了两个族群的地位悬殊：“英格兰橡木兮，诺曼人伐之；英格兰人脖颈兮，诺曼人轭之；英格兰羹汤兮；诺曼人食之；英格兰之治兮，诺曼人主之；凡此四者之尽除兮,英格兰重返乐土之所系。”

根据辉格主义史学的观点，大不列颠政治演变历程隐藏一条线索：打倒诺曼统治者的专制枷锁，恢复英吉利人的古老自由，自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登陆不列颠岛屿，当上国王之后，英格兰历史就是一部反抗“诺曼之轭”（NormanYoke）的历史。

1069年北方各郡首倡起义，抗争者前仆后继，民乱一直延续到金雀花王朝时期。著名的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与其说是阶级斗争，不如说是族群、文化上的斗争，泰勒要求废除诺曼人引进的农奴制，恢复诺曼征服之前的各项权利。

17世纪内战，资产阶级面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祭出了“诺曼之轭”的旗帜，认定议会和普通法比王权更加古老，对抗查理一世的专横统治，并且把他送上断头台。诗人乔治·威瑟(GeorgeWither)目睹国王之死的场景，兴奋地写下：“这一刻，我们受诺曼人奴役的枷锁首次被打破了；英格兰冲破了枷锁，获得了自由。”

1688年光荣革命后，改革派重申“英吉利人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这一信条，争取扩大普选，加强议会主权。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如弥尔顿、霍布斯、威尔克斯均受“诺曼之轭”理论的影响，到了今天，仍然有人深信民主精神刻在盎格鲁民族的DNA里，本书作者丹尼尔·汉南（DanielHannan）即其中之一。在两党政治中，他属于强硬的保守党右翼党员，也就是说，汉南坚信英国人生来与众不同，英美文明具有优越性，凌驾于西方各国。

他笔下的盎格鲁萨克逊时代景象，滤上一层玫瑰色田园诗色彩。人民讲究契约与财产权，国王不能专断独行，必须听从“贤人会议”“群众大会”的民意。人人都在法律之下，从最尊贵的君主到最卑贱的农民，一律受普通法（TheCommonLaw）的约束。

诺曼征服后的不列颠成了失乐园，征服者威廉贪婪地调查臣民财产，以方便进行掠夺。按照盎格鲁编年史的记载：“他要求财产清查必须彻底执行，哪怕一头公牛，一头奶牛，或者一头猪，逃脱了他的调查都不允许。”清查结果汇成的报告，有个令人胆寒的名字——《末日审判书》。

12世纪编年史作家奥代里克·塔维利斯用幽怨的语气说：“英吉利人高声哀叹他们失去的自由，不断谋划怎么撼动这个如此严苛、忍无可忍的枷锁。”1381年，雇农和工匠在伦敦揭竿而起，他们的领袖瓦特·泰勒，要求跟国王查理二世面对面谈判。在王公大臣们看来，此举大逆不道，庶民怎么可以随便觐见君主。然而。泰勒认为，这没什么大惊小怪，在盎格鲁七国时代，君臣坐而论道，上下尊卑等级并不严格。

起义军领袖进一步宣称，自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希望国王恢复旧时代的秩序，泰勒详细列举了萨克逊人在诺曼征服前的那些权利，包括自由进出城做买卖的权利，在所有森林、公地狩猎的权利，在所有河流湖泊打渔的权利。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汀·西耶里总结道：“1381年大反叛是一系列撒克逊人起义的最后篇章”。

在后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目中，16、17世纪的法官律师普遍相信在过去存在一套久远的“古老宪法（AncientConstitution）”。萨克逊时代类似尧舜三代之治，诺曼王朝类似暴秦。晚清的维新志士以“二千年皆秦政”的理由，来融合西洋民主思想；英国革命者宣称，诺曼入侵者的后裔查理一世，侵犯了民众的古老权利。

17世纪内战前后，爱德华·柯克、约翰·汉普登大力普及“诺曼之轭”的概念。议会军的军官约翰·埃尔在1640年说：“我们（即盎格鲁人）的先辈继承了日耳曼一支传下的血统，他们（即诺曼人）没有将自己混同于不列吞的原住民，而是把后者赶了出去。他们取得了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得以保全他们的血缘、法律和语言不被破坏。”

议会阵营里，政治主张最左倾的约翰·李尔本（他因要求普选、土地公平分配，跟克伦威尔反目为仇），也自称不是激进分子。李尔本认为，自己只是打碎“诺曼之轭”，恢复撒克逊人曾经拥有过的古老权利。

后来北美殖民地以类似的名义，进行革命。建国先贤杰斐逊将美利坚人视为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独立革命其实是人们在新大陆重建撒克逊时代的自由国度。

诺曼代表了专制主义，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法律、个人自治和代议制政府。今天，人们习惯上把联合王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合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而不是诺曼国家。

严谨的历史学家很难接受“诺曼之轭”“古老宪法”之类的说法，部落民主制度并不稀奇，贤人会议和群众大会组织散漫，非常粗糙，无法跟近代程序正规、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议会相比。部落民的自由自在，不等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虽然“盎格鲁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自由的”不尽符合史实，却非常适合作为理论口号，动员民众。法国人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从古代部落民主制当中挖掘理论资源。1789年大革命的发动者宣称，今天法兰西民众的祖先是古罗马时期的高卢—凯尔特人，他们享受“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快乐生活，直到法兰克人侵略，自由遭到剥夺。

伟大的克洛维、查理曼其实是压迫法国的外族征服者，波旁王室则是征服者的后裔。上层社会联姻的习俗（从中世纪以来，法国贵族跟德国贵族通婚，很少下嫁到平民，以保持血统高贵），加剧了上下阶层的疏离感。

共和派理论家把反抗路易十四王权之举，解释为驱逐外族，恢复高卢人主权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用一句话评论法国无套裤汉驱逐凡尔赛贵族：“高卢人正在把法兰克人赶出去”。

拿破仑上台后，顺应时势，建立凯尔特学院，研究高卢-凯尔特人与现代法兰西民族的文化连续性。布鲁斯?特里格著作《考古学思想史》详细阐发了法国大革命进程中，一直受忽略的文化罗曼蒂克情节。

法国原本可能塑造一套“高卢人自古以来是自由的”叙事神话，然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影响过于巨大，主导了民主派的理论动向。“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在海峡对岸也有一席之地，约翰·洛克著有《政府论》。大不列颠的思想市场上，百家争鸣，有人把共和制度追溯到古罗马传统，议会的捍卫者从西塞罗那里寻找论据，证明共和主义的优越性。议会领袖约翰·埃利奥特以李维《罗马史》为殷鉴，富有公民精神的罗马人，在尼禄、卡里古拉诸多暴君治下，成为奴仆，正如同英格兰人在查理一世的治下，成为奴仆。

“诺曼之轭”理论之所以能在思想市场上胜出，是因为契合了近代英法争霸的民族情绪。路易十四时期，全欧洲竞相追随凡尔赛的宫廷礼仪和高雅艺术品位，英伦上流社会也不例外。他们穿法国衣服，模仿法国时尚界的发型，购买法国奢侈品，连平常讲话都是说法语，嫌弃英语老土。

从征服者威廉到路易十四，法国牢牢掌握文化霸权。在“诺曼征服”中，诺曼领主不仅政治经济上压迫盎格鲁萨克逊人，而且在精神层面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诺曼侵略者把英语贬低为低贱的语言，从行政文书到法庭审判，统统采用法语。诺曼-法兰西文化深刻改造了英国，现在某些议会程序依然留有过去的痕迹，现任君主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议会的立法案，以法语句子“女王惟愿其如此”来结尾。

从肉类的单词明显看出文化变迁，在本地撒克逊语的牛（cow），经过屠宰烹饪，摆上餐桌后，变成法语词源的新名词：牛肉（beef），猪（pig）变成了猪肉（pork），羊（sheep）变成了羊肉（mut－ton）。贵族领主和农民佃户说着不同的语言，英语是下里巴人的语言，上不了台面，优雅的诗歌散文都是法文写成，专供上流社会。

本地的撒克逊人，为了跻身上层社会，模仿法国文化，掩藏起英吉利特色，甚至抛弃了祖先的名字。历史学者彼得·阿克罗伊德记载，1114年很多男子的取名是盎格鲁本土风格，叫索朗、雷诺、阿尔菲、莱马、戈德温、奥德里克、阿尔里克、萨洛依、阿尔维特、阿尔菲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尾，这些名字全都消失了，人们改叫为罗伯特、理查德等诺曼化的名字。12世纪惠特比市，有个男孩因为受欺负，把自己的名字从托斯提戈改成了威廉。而那些古萨克逊名字，只有五个留存了下来：阿尔弗雷德、埃德加、埃德温、艾德蒙，爱德华。

经过漫长的三百年，来自欧洲诺曼底的领主骑士们逐渐本土化，适应岛国生活，百年战争加快了进程，王室对法国作战，动员下层民众，巩固国家认同感。最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英语，到爱德华三世时期，几乎所有的诺曼贵族都能听得懂英语，在议会讨论和法庭辩论中，国王命令废弃法语，改用英语。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中后期，诺曼人的子孙后裔，生活各方面完全英伦化，融入本土。

不料，英语的地位没稳固几天，法国文化卷土重来。亨利八世在位期间（1509-1547年），上层权贵重新说起了法语，毕竟英格兰在文化版图上位于穷乡僻壤，欧洲文艺中心是法国巴黎。

英伦三岛上流社会的法国化引来批评，18世纪作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嘲讽法国人“涂脂抹粉的脸，廉价俗艳的服装，可劲的时尚范儿”。激进改革领袖威尔克斯宣称，达官贵人已经堕落到数典忘祖的地步，而人民大众才代表了真正的盎格鲁精神。

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后，民族主义发展出新的含义。1756年，牧师约翰·弗里在布道时声称，英格兰人、苏格兰低地人都是同一个撒克逊种族的后裔，应当彼此和睦相处，并且善待威尔士人，毕竟他们是唯一的古英吉利人。不列颠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欧洲大陆的敌人。

岛国的排外主义情绪如此强大，以至于光荣革命的胜利者都要避让三分。荷兰国王威廉三世带来欧陆的文明，尤其是雇请一大批荷兰官员，把世界最先进的金融体系引入进来，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由此奠定。托利党人并未领情，反而抱怨外来的官员，挤占了本土英国人的位置。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本职是英王政府的笔杆子。他针锋相对，写下一首讽刺诗，描述不列颠岛上的居民血统来源复杂，根本不存在所谓纯正的、地道的英吉利人。

诗的标题名为《真正的英国人》，内容为：“始于全人类的杂交体，这就是英国人。激烈的强迫，愤怒的欲望，生下了涂脂抹粉的不列吞人，或者是苏格兰人？是谁的种，就学谁的样儿，给小母牛上轭，犁罗马的地。一开始，就是一半这一半那的混血种，也不知是谁的名字，哪国人，说什么语言，祖上名声如何。新的混合体快快地诞生，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后代。”

笛福还多次嘲弄，不列颠岛国人是乡巴佬，眼界狭窄，既孤陋寡闻又骄傲自大。幸好威廉三世的执政比较短暂，民众反荷兰的排外情绪稍纵即逝，近代化进程中，大英帝国仇恨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法国。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崇尚勤俭品质，以刚健质朴的约翰牛自诩，而法国以及亲法的英伦绅士贵族代表了游手好闲、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优雅的法国文化跟路易十四的政治专制捆绑在一起，难解难分，英国民主改革分子狂热反法，形成了全世界独特的民族荣誉感。

近代史上的后发国家，抗拒西方文明，强调本族文明优越性的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反西式代议制倾向，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沙俄的斯拉夫派，奥斯曼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晚清的国粹派，莫不如此。这些国家的西化精英如果推行宪政制度，就要背负崇洋媚外的恶名。

但是英格兰不同，民主派以爱国主义自豪，权贵反倒成了奴颜婢膝、谄媚外国文化的“洋奴”，从英国内战到工业革命前期的议会扩大选举权斗争，民主人士一再以保家卫国的大义名分，反对亲法的统治阶级。

查理一世迎娶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为妻；查理二世靠着波旁王朝的支持成功复辟；詹姆斯二世在光荣革命中失败后，流亡到法国，其子爱德华借助路易十四的力量，试图重登王位，复辟未果。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势力跟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法国提高王权的种种措施（设立常备军，不通过议会征税，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受到英吉利列王的赞赏和效仿。“诺曼之轭”的说法正是在此时广为流布，哈林顿、西德尼等议会主权论者，坚称议会能追溯到萨克逊时代，比王权更加悠久古老。人民的权利受到诺曼征服的破坏，《大宪章》恢复了一部分权利，又遭到亲法的君主专制势力破坏。

不列颠的民族意识就此定型：法治和民主精神是本国特色，而专制主义则是外来输入的。这也成为英式保守主义的特色，欧陆的保守派通常等同于专制派，而托利党以本民族的宪政传统自豪，英国国王的政府保护财产权与言论自由，只有欧陆国家才会出现暴政。

带有启蒙理性色彩的“天赋人权”论，在光荣革命时期传播度并不高，约翰·洛克生前只是个政局边缘人物，去世数十年后，他的思想才获得重视。在启蒙运动巅峰的18世纪后期，伦敦的改革派逐渐激进起来，辩论时言必称卢梭洛克，但是见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流血恐怖，他们望而却步，重新捡起“诺曼之轭”“古代宪法”的论调。激进派领袖、改革运动之父约翰·卡特莱特声明，从未想过除旧布新，只是恢复英格兰人的古老秩序，多数同僚做出类似表态。

只有潘恩一个罕见特例，从头到尾保持激进左倾立场，他瞧不起光荣革命，认为英式保守主义只是自吹自擂，潘恩对雅各宾主义的热爱至死不渝。总体上，英伦三岛的改革分子忠诚于国家，他们尊重君主的权威，甚至没想过废除贵族制度。

保守党人尊重法治和议会政体，排斥君主专制，“英格兰自古就是自由和宪政的国度”成为全社会的最大共识。对自由的珍爱深入人心，不分党派，这就是近代立宪政体首先在英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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