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EFG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央银行的关键时刻

在《金色的羁绊》这本研究一二战间隙金本位崩溃过程的大作中，美国经济史学家巴里·艾申格林（Barry Eichengreen）强调说导致整个金本位体系无法继续维系的因素是那些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尤其是选举权覆盖面的扩大。那时候的选民们已经不愿再忍受坚守金本位所要求的紧缩政策了。

当时流行的货币政策体制在新政治格局中被扫地出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迅速适应了新现实，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就；诸如法国和瑞士等国则反应迟钝并为此承担了不利后果。

而各中央银行现正迎来一个新的“金色羁绊”时刻。时间才过了十年有余，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已经改变了它们的运营环境——而公众舆论也并未站在它们这边。

有两个情绪方面的变化尤为明显。首先，公众之间已经普遍达成共识，即全球变暖真实存在且环境恶化确实是种严重威胁。许多人认为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政府机构必须尽一切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其次，各中央银行对金融危机和疫情的应对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急剧恶化。通过将政策利率降低至0或以下并大量采购政府债券，央行将收益率曲线上的利率下调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所有政府债券的到期收益率都已降至负数。

尽管这些措施对于提供经济急需的增长至关重要，但却是通过抬高几乎所有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住宅房地产）的价格来发挥作用的。这就是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但当许多人在两次危机中承受失业和经济困难煎熬之时，那些资产所有者却获得了巨额收益，这在很大一部分公众看来是极不公平的。

一些货币政策制定者认为，纵使公众情绪如何变化，他们领受的任务授权都没有赋予多少解决不平等和环境威胁的正当理由。同时他们还断言自己手中的工具无论如何都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说法当然有一点道理，但是许多人都觉得它们缺乏想象力和说服力。

对此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选择带头面对这一新现实，要求将气候变化纳入对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战略审查中。该审查可能认定欧洲央行应当在决定接受哪些资产作为货币运作抵押品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估值时考虑相关环境因素。

而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可能会因此降低对“绿色”资产（或增加对“褐色”资产）的资本要求，理由是现行法规低估了气候不友好型资产的风险性。

总体而言，只要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愿意，它们似乎拥有几种将环境问题纳入其政策框架的方法。同时鉴于欧洲央行必须“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而限制气候变化则是政策之一，因此在这方面它似乎具备坚实的法律基础。重要之处在于各央行都认识到自己可以在不忽视主要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目标的同时促进经济的绿色化。

而美联储最近则成为了第一家将不平等因素纳入其政策框架的主要央行，也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这方面的势头。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上月宣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战略审查结果时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来袭之前，美国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社区都能受益于供应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鲍威尔接着说，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将只针对相对最高水平的就业缺口，而较少忧虑就业超过其最高可持续水平估测值的状况。这反映出一种日益普及的观点，认定极低的失业率不太可能引发通胀，还将大大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

随着欧洲央行担心环境风险而美联储关注少数族裔在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很显然央行的时代正在改变。其他货币政策制定者也将从善如流，而那些没有看到这一需求或反应迟钝的人则会因此名誉扫地。

今天的中央银行行长应当听取苏联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建议。当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10月在柏林会见东德共产党领导人时，他警告他们说行动迟缓的人将受到生命的惩罚。这话说了一个月后，接待他的人及其政权都成了明日黄花。

斯蒂芬·格拉克，苏黎世EFG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爱尔兰中央银行副行长，香港金融管理局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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