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京沪居民消费率连年下降 高房价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新社记者：夏宾

2020年，特殊之年的特殊两会上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目标会在此次两会“复出”吗？“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工作又该如何发力？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大家非常关心GDP的问题。去年（两会）因疫情原因没有给出GDP增速的具体目标，您觉得结合今年的情况和形势，是否需要定一个具体的GDP增速目标？为什么？

杨伟民：去年没设增长速度目标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去年情况太特殊，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冲击，当时疫情会怎么发展也确实很难预料。

但今年情况已经不一样，从去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疫情总体上得到了控制，虽然局部地区仍然有一些散发。

所以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今年还是应该提出一个增长速度目标。因为这跟中国长远的目标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仅规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同时也规划了到2035年的发展目标，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含有定量指标的目标。

因此，长远目标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做起。我们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追求的是一个质量更高、效率更高的速度。所以从未来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来看，今年还是有必要设定增长速度目标。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了2035年远景目标，那么未来15年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

杨伟民：从15年（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的角度来看，需要年均增长4.73%。我们过去一般是10年翻一番，现在速度降一下，15年翻一番的条件和潜力是存在的。

中新社记者：很多国家已经放弃把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有专家提出中国可以考虑永久性取消GDP增速目标，取而代之用就业等一系列指标做替换，您怎么看？

杨伟民：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至少目前来看，GDP指标可能还是比就业指标相对来讲更重要一些，或者说它的合理性比就业指标可能还要更多一些。

中新社记者：对于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已经提出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强调了不能急转弯。在您看来，今年的货币政策总体而言是否会像去年一样？

杨伟民：首先要看什么叫宽松，什么叫偏紧，也就是说M2（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增长速度，要同名义GDP增长速度相匹配，这就是一个标准。如果M2大于名义GDP增长，相对来讲就比较宽松，反过来M2增长速度小于名义GDP增长，这种情况可能就属于偏紧。

因为去年情况确实太特殊了，必须要加大流动性来促进经济尽快恢复，保就业、保市场主体。

今年，货币的增长速度可以快于或者略快于名义经济增长，假如今年经济增长6%，名义（GDP）增长是8%，那么货币发行大概8%或者9%、10%，都是可以容忍的，但不可能再像去年。

中新社记者：去年美联储已经拿出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现在大放水的环境还在持续，您觉得这会不会给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造成一些压力，它有没有可能给中国国内带来输入型通胀呢？

杨伟民：这些确实对我们的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一定困难。最近，人民币汇率升值，铜、铁矿石、石油也开始涨价，这些都是国际上流动性泛滥的一种结果，对我们国家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但对老百姓来讲，这种影响可能会消减。

因为这些都是上游产业，铁矿石影响钢铁价格，但从钢铁到老百姓消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石油可能对油价有一定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我们不会发生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因为最终还要看经济基本面，就是我们供需结构的平衡程度。目前来看，实际上从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总供给能力是大于需求的。

如果某一个行业涨得比较多，某一个产品涨得比较多，（企业）立即开工，供给增加了，需求还是那么多，最终可能会导致某种产品的价格下降。

但跟老百姓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消费品，我觉得最典型的是肉类，去年肉类大幅度进口，增长速度很快，这也说明我们最近几年肉类供需是存在一定缺口的。

当然从去年的投资状况来看，农业特别是畜牧业、饲养业，投资增幅很快，相信今年（猪肉价格）会得到明显的好转。因为猪周期也就是一年差不多就会见效。

中新社记者：从各方预测可以看到，今年中国的GDP增速肯定要比去年好，您觉得今年是否还要保持和去年一样的赤字率和发债规模？如果发债规模要收缩的话，您觉得地方债的缩减规模可能会是多少？

杨伟民：今年增长速度的压力确实不大。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我们到底增长多少，不仅取决于自己，还要取决于国际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个明确方向，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可持续性。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比较高，特别是隐性债务，所以债务可能会减，但到底减多少在“两会”的时候可能会清楚了，赤字率也应该在回归，没有必要保持去年这样高的赤字率。

中新社记者：您提到过，2021年还处于疫情冲击的修复期，大家不能盲目乐观，今年有哪些风险点或者不确定性需要加以注意呢？

杨伟民：从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和挑战来看，当然首先还是疫情状况，实际上还是要高度重视，特别是要外防输入，因为一个局部地区如果再出现严重的情况，它不仅要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同时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是全国布局，也会给其他地区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第一个风险。

第二个需要高度重视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但去年净出口的贡献份额很大，国内循环这块就小了，所以今年可能要着力去扩大消费。

第三个是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今年如果回归正常，又要保持去年那样一个经济活动规模，可能再现制造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所以，中央要求，货币政策要精准灵活。

财政方面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要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相信中央还会采取一些措施，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压中央支出，保地方支出。

还有一个就是国际上的流动性泛滥，造成资产泡沫、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我们的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升值过快出口企业就面临问题，但如果不出口，这些企业的生产，收入、利润会受到影响，确实存在一些两难困境。

中新社记者：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您如何评价过去5年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十三五”提出的25个指标性目标的完成度又怎么样呢？

杨伟民：目前来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25个指标应该说绝大多数都能如期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去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经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6%下滑到了2.3%，那么5年平均，可能完全实现6.5%的难度会加大。与GDP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服务业比重、能源消耗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强度等指标可能完全实现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三大攻坚战，其中脱贫攻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标志。所以相对来讲，脱贫目标的实现比GDP增长可能还更重要，不是说不要GDP增长，既要看GDP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同时还要看污染防治、防范金融风险、脱贫问题的解决。

所以“十三五”规划（执行）应该说总体上来讲是顺利的，尽管我们遇到了疫情冲击，主要目标和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中新社记者：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您觉得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工作才能取得新规划的良好开局？

杨伟民：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部署的8项重点任务都要做好，但从长期来看，可以说，开好新局，最主要的就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8项重点任务是分别从供给、需求、改革三个角度，围绕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提出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也提出来，今年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要开好头，见到新气象。这其实（是）对全党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总的工作要求。

中新社记者：中国其实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但有观点提到，中国很多普通人被房贷所束缚影响了消费。您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间房地产行业的角色和定位？又应该如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呢？

杨伟民：房地产问题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个是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第二个是要建立一个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的长效机制，就是要求从供需两个方面来做出一些调整，或者说供需双向发力。

我观察了一下，从2013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的消费率，也就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下降了3.6个百分点。而农村是相反的，农村的消费率是提高的，而城镇贷款买房的人是比较多的。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收入高，房价也高，比较消费率以后会发现，北京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到2019年下降了接近7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下降了6个百分点。当然，我不能说是因为房价高导致消费下降，但肯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控制房价、控制房贷的过快增长，至少应该慢于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

但扩大内需不能等同于扩大居民消费，因为内需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还有投资需求，如果再加上出口就是总需求了。我们是在扩大内需，但是更多的是靠扩大投资需求，扩大政府消费来实现的扩大内需，虽然居民消费也在提高，但它的速度不如前两个。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但重点不在于投资需求，也不在于更多地扩大政府消费。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把重点放在这里。

中新社记者：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段表述是讨论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您觉得要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新发展格局的“新”又应该体现在何处？

杨伟民：关键是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看起来是一个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

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我觉得第一是新的供需格局，要构建一个有韧性的供需格局，可以随时进行调整，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做一些调整。

第二个是新的需求格局，要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构建新格局就要改变这样一种格局，让居民消费成为主体。

第三个是新的分配格局，构建向居民部门倾斜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收入分配来讲有三个部门，即居民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所以要让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财政政策要加大对收入分配的支持力度。

第四个是新的生产格局，构建一个适应需求变化和消费升级的生产格局。我们有些消费型行业是供给不足的，比如说像水上旅客运输业和航空旅客运输业，像广义的文化产业，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体育、娱乐这5个行业。收入提高后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国内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

第五个是新的贸易格局，构建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开放格局。这需要把我们的市场做得更大更强，增强国内大循环，使国际循环“离不开我”。

面对一些可能“断供”的、一些“卡脖子”的领域，要努力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要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技术，最终要形成一种科技自立自强和引进技术再创新“双轮驱动”的技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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