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如何让2亿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刘世锦：如何让2亿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对农民工及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规定符合何种条件能够落户，改为不符合何种条件不能落户。对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镇等采取不同的负面清单。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文|《财经》记者 孙颖妮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下称“规划纲要草案”）出炉，7.4万字的规划纲要草案实化量化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十四五”时期，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个在五年规划中首次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引起了舆论关注。对于2035年的远景目标，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那么，未来15年，中国需要多快的经济增速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将有多少人？谁又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预备军”？针对这些问题，《财经》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哪些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预备军”？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那么，哪些人最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刘世锦告诉《财经》记者，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年收入处在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的人群。目前中国这一群体的规模大约为4亿人左右。中国应争取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人数达到8亿至9亿人，占总人口60%以上。“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刘世锦表示，总数2亿多的进城农民工是现阶段最有可能由较低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因此在此次全国“两会”上，他提出了以进城农民工为重点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建议。

刘世锦建议，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使进城农民工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第一，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由规定符合何种条件能够落户，改为不符合何种条件不能落户。对北上广深和其他特大型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镇等实行差异化政策，采取不同的负面清单，适当放宽后者的落户限制。

第二，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40平方米-6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价格控制在与农民工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降低购买资格门槛，不歧视无户籍、无学位人口。由政府主导筹措土地资源、设计运行规则、加强监管，在政策框架内实行市场化运营，形成商业可持续机制。

第三，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居民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第四，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全面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逐步将职业教育培训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加以提供。推行农民工新型工匠培训计划。鼓励各类技工院校、职业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等参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在财税、信贷等方面有必要激励措施。国家对吸收农民工就业、安居较多的城市，在财政补助、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

第五，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积极稳妥务实地解决好小产权房问题。

第六，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改变有些地方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在大体相当条件下，在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

第七，对农民工落户、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职业培训等，要纳入各地“十四五”规划和年度规划，明确有关部门任务和职责，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做出进度评估，向各级人大报告。

新提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有何深意？

据了解，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从业人员的比率，是反映一个地区所有从业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衡量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从业人员人均GDP增速高，说明劳动效率高，可反映出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和科技等水平提升。2018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7.55倍。

刘世锦告诉《财经》记者，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GDP增长，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明中国将把更多重心放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上。“这一目标的提出也符合我们目前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规划纲要草案指出，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刘世锦表示，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分关键。从国际上来看，很多经济体在与中国大体相同的增长节点上，都经历了生产效率不足、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困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

中国需要多快的GDP增速才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刘世锦告诉《财经》记者，根据测算，若想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未来15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不能低于4.7%。“坦率的说，15年里，中国经济要保持4.7%的增长速度，难度非常大。根据我们的测算，‘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5.5%左右，此后则会呈逐步回落的趋势。”

刘世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原因是，这些测算是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这一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每年的通胀水平；第三，汇率水平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201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日本、德国在此后的16年间，在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增长中，实际经济增速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同期汇率的变化。

比如，在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比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高出一倍有余。

所以，今后15年，中国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既需要考虑经济增速，也要考虑通胀和汇率的变化，其中通胀可能每年大致维持在2%左右，所以汇率水平的变化将成为关键。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从长期来看，最根本的还是全要素生产率，背后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如果不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即使经济增速提高了，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得到提高甚至有所下降，则汇率将会贬值，最后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依旧无法实现。”刘世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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