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群的认同感 完全植根于受害者情结上， 问题就来了

如果一个社群的认同感 完全植根于受害者情结上， 问题就来了

作者： 王小邪

[ 伊恩·布鲁玛批判哀悼大屠杀正在被利用成为一种伪宗教，历史悲情演变为“受难奥运”。“几乎每一个社群，无论是国家、民族、宗教、种族或少数性别团体，或多或少都对历史有些意见……”放眼如今的世界，这一情势显然愈演愈烈了。 ]

前不久网上关于杭州杀妻抛尸案的各种讨论甚嚣尘上之时，我身边很多人每天上网刷新闻，有位艺术家朋友几乎着了迷，他想搞清楚凶手到底是如何处理尸体的，并一再向我推送所谓解密消息。现在，案件业已告破，大众关注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其他新鲜事上。我忍不住揣测，有多少人是怀着猎奇心理去关注此案？坦白讲，我从不怀疑人类在作恶手法上拥有惊世骇俗的想象力，对此我有些悲观，但这并不能调动我深层次的好奇心。

记得曾在一位友人力荐下看了《血观音》，观影感受却有些诡异。片中演员演技越精湛，作恶手法越异想天开，我就越有一种窥视一场邪恶庆典却入不了戏的不自在感受，影片的批判性看似显而易见，结果反而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最表层。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起齐泽克对于一部将多线平行叙事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好莱坞电影《银色·性·男女》的评论，他认为人们对此片的理解存在误差，它被普遍认为是对美国中产阶级绝望生活的批评，但其本质实则乐观得多。在更深的层次上，它像是一场对偶然的邂逅、新生命以及意想不到的意义产生的效果的庆祝……容我加上一句，片中大量使用的爵士乐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渲染出一种末日狂欢般的暧昧氛围。到最后，我的观影情绪也随之变得有些暧昧，我说不出自己想逃避这末日，还是想加入这狂欢……你很难说这是电影的败笔，或许恰恰是它最具反讽意味之处。

“我们在这个意识形态、宗教、国界、文化分际皆瓦解的世界，又该何去何从呢？”在层出不穷的热点新闻的轰炸之下，现代人所获取到的信息空前丰富快捷，但真相却依旧扑朔如迷雾。我想，或许借助艺术反而有可能比现实更容易带我们接近真相。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假如没有艺术，人类对自身残暴行为的审视或想象就缺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维度。在脱离了古代作为宗教附庸的身份之后，艺术反而像是新时代的另一种宗教。一切艺术形式皆是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尽管我们倾向于相信它的神圣性，但它也可能被无耻利用。

在某些情境之下，

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

伊恩·布鲁玛在《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一书前言中写道：

“我一直想了解人类为什么会有残暴的行为。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为食，有些甚至会出于竞争而猎食自己的同类；但只有人类会做出极端甚至不经过大脑思考的暴力行为，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快感……艺术和戏剧揭露了我们所谓的文明行为，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经常有其他动机。”

这是一本文艺评论和历史散文合集，布鲁玛以史实和理性，取代狂热与悲情，探讨20世纪影响全人类命运的战争与种族屠杀。一如本书标题，这些面貌纷繁多样的文章组合起来，也像是一座用文字搭建起来、同时上演着平行事件的“世界剧场”。我们跟随布鲁玛的脚步穿梭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国界，尤其是一些处于阴影之下的角落，与一系列被抛掷其中的人物邂逅，他们主要是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也有部分留下文字记录的普通人。笼统地说，我们在观看一幅“受害者群像”。“这是另一种真相——肖像画家的真相”，布鲁玛对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的纪录片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布鲁玛带着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发出的疑问，笔锋冷峻，但却没有超然于外的优越感，体现出很强的同理心，即使在写到他明显对其流露出鄙夷之情的纳粹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在战后虚伪地以受害艺术家自居）时也显得冷静克制。“这是因为她本身就倾向于纳粹意识形态，或是法西斯式的审美吗？也不尽然。”“或许她和希特勒之间浮士德式的交易，是让她永垂不朽的唯一机会。”“我们可以将《奥林匹亚》的冷艳美感脱离它的政治背景。”他对她最强烈的批判止于“里芬斯塔尔最大的问题，也是局限她艺术表现的主因，是她并不只是一位冰山美人，感情上也冷若冰霜。她缺乏对人性的了解和同情，把人体当作追求纯粹美感的工具”。希特勒的另一个纳粹美学干将是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布鲁玛带着我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指出现代主义大师密斯·凡·德·罗当时也想尽办法要拿纳粹的标案，“但密斯较为走运，因为希特勒对他的计划不感兴趣”——这个轻轻带过的对比，读来使人不寒而栗。

纳粹执政重创了德国艺术，艺术被纳粹化的伪浪漫主义和伪古典主义所污染。“这些艺术传统必须要由新的批判精神焚烧殆尽。新生代艺术家如安塞尔姆·基弗，作家如君特·格拉斯，导演如赫尔佐格与维尔纳·法斯宾德正是这样的一批人。”布鲁玛仰慕赫尔佐格，评论其在纪录片中掺入虚构情节（尽管没有人能察觉它们是虚构的，都是由赫尔佐格自己讲出来）时，他有些矛盾，“若真要帮他说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所创造的东西并不是在颠覆真相，而是让真相更明确、更生动”。这一解释也并不足以打消我的疑惑，但本书最有意思的部分往往是这种无法轻易下结论的灰色地带，布鲁玛的尝试会激发阅读者展开进一步思索的兴趣。

在《毁灭德国计划》中，布鲁玛由德国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的作品《烈火》，展开对二战期间盟军轰炸纳粹德国的讨论，尤其是思考为何一位研究左派大屠杀、扫荡新纳粹的知识分子，却成了德国受难的纪实者。“他不仅是要把德国受难历史的话语权从极右派手里拿回来，更是要拯救因希特勒12年万恶政权而蒙尘的德国光荣历史。虽然有时弗里德里希难免落入极右派的窠臼，但这样的尝试仍是值得敬佩的。”在《只有故乡好》中，布鲁玛将拍摄《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的争议导演汉斯-于尔根·西贝尔伯格与具有乌托邦信仰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相比照，他们“都着迷于克莱斯特和德国浪漫主义”，“在西贝尔伯格来说，是那个俗不可耐，且没有纳粹存在余地的‘血与主’愿景，以及在沃尔夫心目中，一个没有斯大林的理想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位各自的乌托邦理想之间，是否在唾弃美国以及混乱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外，有更深的共通点？或许他们仍眷恋着年少时的理想主义，而用他们独特的方式重新塑造这些愿景？”

在《珍珠港事变之欣喜若狂》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饶有才智的日本知识分子，突然从世界主义者变身为民族至上主义狂热分子，然后在1945年战败之后，又突然回归自由主义。《必胜的穿衣哲学》中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几次变节使人唏嘘——上世纪20年代他在西方艺坛如鱼得水，30年代却转投日本沙文主义，画起了战争宣传画，战后再次回复到战前藐视日本的态度，钟情于西方，最终隐居老死于法国。而神风特攻队队员实际上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非无知盲从。这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伟大的明治时代小说家川端康成曾警告他的同胞，民族主义加上盲目地模仿西方，最终会让整个国家精神崩溃。”

布鲁玛也描述了一群拒绝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流亡艺术家，马克斯·贝克曼、乔治·格罗兹、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他们都曾亲眼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和战地医院，经历过精神崩溃，见证了人类处境的深渊，艺术之花从中催生”。他并不只是赞美这群人，更对其备受孤独煎熬的精神困境进行了探讨。要在极限的境遇下做出正确的选择，绝非旁观者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正处于

全球性的忧郁症候之下？

前年，布鲁玛因为在《纽约书评》上刊发了一篇政治不正确的文章激起众怒，被迫辞去才干了一年多的主编职位。从本书所述内容来看，他的言论很少激进，但他大概也是个“政治不正确”的“惯犯”。《受害者情结的欢愉与险境》一文发表于1999年，布鲁玛批判哀悼大屠杀正在被利用成为一种伪宗教，历史悲情演变为“受难奥运”。“几乎每一个社群，无论是国家、民族、宗教、种族或少数性别团体，或多或少都对历史有些意见……”放眼如今的世界，这一情势显然愈演愈烈了。“要是一个文化、种族、宗教、民族、国家，将巩固社群的认同感完全植根于受害者情结上，问题就来了。这种短视观点无视史实脉络，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要被拿来当作仇杀的借口。”比如在印度，有个奇怪的现象，“占人口多数的族群，利用歧视较为贫穷、势力薄弱的少数族群，来巩固自己的自我认同”。而欧洲自古就有反犹情结，到纳粹执政之后，更是把德国描绘成一个受犹太人毒害的国家，同样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受害者缘何执着于哀悼？我想起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反观记忆》（2016年）。阿提亚拥有多元的出身背景，1970年生于法国，成长于巴黎和阿尔及利亚，曾在刚果和南美洲生活数年，目前在柏林和巴黎工作。他通过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探讨不同社会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剥夺与压制、暴力与失去，以及集体记忆追溯的经验。在影片中，阿提亚从被截肢患者的“幻肢痛”这一医学现象入手，引申到受害者的记忆与哀悼、少数族群的身份认知问题等。“幻肢”是一个美妙而残酷的比喻，“历史以一种还原创伤的方式被书写，所谓的幻肢从未停止索取它丢失的部分。”其中一位受访者提到，“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近在咫尺”。另一位受访者指出，“哀悼”是指隔着一段时间的过去的创伤在今天的一种回响，里头本身包含着它有可能在某一天被克服或治愈的假定，但是如果人们感到创伤从未间断，比如后殖民时代对人的身体的剥削，那就不仅仅是哀悼了，而是“melanchonia（忧郁症）”……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正处于全球性的忧郁症候之下？阿提亚的系列作品并不只是强调记忆追溯，在图像泛滥、人们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的年代，他试图以静心构思、新颖巧妙的艺术手法揭示被遮蔽的真相，更探讨“修复”的可能性与方法——这才是核心宗旨，在这一点上，他很难得地同时兼具艺术家的想象力和社会活动家的行动力。

布鲁玛也拥有多元化的出身和成长背景，1957年出生于荷兰海牙，在英国和日本接受教育，曾在东京生活六年，香港生活七年，以记者身份游历亚洲各地，后来定居纽约。他显然是一位极具国际观的世界主义者，本身没有犹太认同感，而且总是警惕着民族主义的回潮。作为一位思想家，他似乎也在借讲述自己的同类进行反躬自省。在《尖酸刻薄的记事者：哈里·凯斯勒》中，布鲁玛总结了一个“恐怖的教训”：“凯斯勒属于当时最具有文化教养、最具国际观的人，但这位念兹在兹皆是欧洲文化的知识分子，他所鼓吹的主张（种族、青春、纯粹、对一战浪漫主义化的描述）却种下日后近乎毁灭的因子（二战）……遗憾的是，拥有文化素养并不等同预防针，不能保证不会被邪恶的思想所吸引。”

在另一篇文章《安妮·弗兰克的身后事》中，布鲁玛继续审视“集体抒发悲痛的仪式”，“我们对大众文化和死亡的欣赏，也预告了一个新浪漫时代的来临，它会以反理性、感性与社群主义的方式出现”。如今的网络上有个十分流行的句式——“今天，我们都是×××”。人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场灾难或一起事件的受害者，一种简单便捷、近乎自我感动的情绪宣泄，将人们暂时凝聚在一起。如果不加入其中，你很可能会被视为冷血。如果你是公众人物，还有可能因此受到攻击。布鲁玛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冷血，尤其他的母亲还是犹太人。他敬佩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他能将个人的悲恸升华为普世价值的精神和行动，着实让人肃然起敬”，这看起来也是接近布鲁玛本人想法的立场。安妮的普世性，或安妮的犹太性，你相信哪一个？非得选一个吗？布鲁玛在书中显然有他自己的倾向性，但并不意味着他能给出所谓明确的答案。难得的是他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视野：“我们要认清真相并不只是一种观点。事实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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