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座正在变轻的城市

重庆：一座正在变轻的城市

时代周报记者刘文杰发自重庆

以重工业立市的重庆，正在一点一点变轻。

曾梦想打造“中国底特律”的这座城，等来的不再是揣着钱来买车的消费者，而是带着一袋子材料来向力帆申报债权的供应商。

资不抵债的重庆力帆逃不过破产重整，同样是“重庆造”的北汽银翔去年停产，7月进入司法重组阶段。年产超300万辆、产值千亿元规模的汽车城颓败，为重庆的“汽摩之都”画上了句号。

进入21世纪的重庆有意减重，傍上IT业转移中西部趋势，轻装上阵。

2009年，以劳动力成本低、生产要素低、财税成本低及高水平服务贸易平台的“三低一高”优势，重庆拿下了惠普、富士康，20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渐显雏形，产业结构从重变轻，电子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陆续登上重庆工业版图。

最瞩目的自然是电子制造业。2010―2019年的10年间，重庆电子制造业年产值由626亿元增至逾7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至27.2％，成为支柱产业。电子制造业从此成为城市新标签，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每10部手机就有1个“重庆造”的传说，使其成为“世界IT工厂”。

朝天门，公元前314年就屹立的重庆地标见证了这座城从无到重，从重到轻的日与夜：外国轮船满载洋货驶进，“重庆造”摩托车走向世界，笔电商家漂洋过海扎根重庆，各地赶来的游客坐轮船赏两江夜景。

重庆正在变轻，褪去沉重的历史标签，以更轻的步伐在城市间开展新竞逐。

重的起步：保住工业命脉

朝天门也是重庆打开重工业的“门”。

1898年3月9日清晨，蒸汽发动的英国轮船“利川”号缓缓靠近朝天门码头。这是重庆开埠以来首次出现的外国轮船。设在朝天门的重庆海关打开大门，将轮船主人送上岸，太平洋的海风一并吹进重庆，长辫子的人在路上走着，偶有烫卷发的人穿梭。

打开大门的重庆和世界从此有了联系。洋领事、洋行、挂着洋旗的木船、轮船越来越多，洋货输入量越来越大，大大小小的船只在码头靠岸，肩挑洋货的棒棒成了重庆通商的脚印，走过长长的步梯把货背到洋行。有人干脆就在步梯街边吆喝做起小生意。

这座城市因码头而热闹。

重庆合川人卢作孚将办公室安在朝天门边上的吊脚楼，拿着5万元创立民生公司，开辟了重庆至上海的航线，试图从各国公司抢回内河航运权。

热闹的街道没有掩盖南京沦陷的消息。1937年风云突变，南京失守的危言传来，难民、工厂、学校、研究机构急需撤离。时任交通局次长的卢作孚被任命为物资接收负责人，民生公司承担撤退运输工作。

抢时间就是救国运。卢作孚在电话里一遍一遍吼着指挥船只运输。任务是完成了，但民生公司报废了16艘船，牺牲了116名员工，连卢作孚也因肺膜破裂大病一场。这支没有任何武装设备的船队，在40天内完成3万多人和9万多吨物资的转移，保住民族工业命脉，被称中国版“敦刻尔克”。友人来探望，卢作孚只说了一个字：“值。”

再重的货压不弯棒棒们的腰，上百万的人和物资，重庆一样背得起。

抗战时期的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沿海企业为避战火内迁至此，多家兵工厂亦迁址驻扎，赶制枪械弹品。

从此，技术、资金从沿海流入重庆。战场对军用物资的需求以及沦陷区民众涌入对日用品的需求猛增，战争导致的交通不便使本地洋货难以流通至其他城市，轻重工业在这里同步发展，形成基本自给的完整工业体系，也为城市注入了近代化的因子。

朝天门码头愈发繁忙，从沿海来渝建设的人越来越多，带来的货物也越来越重。

1969年6月30日，东方红63号轮船经过7天7夜航行后抵达朝天门，从船上走下来的六七百人是南京分析仪器厂员工和家属，是“三线建设”决策下首批抵渝的内迁人员，他们带着仪器、技术来到重庆，逐步建起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等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

从此，繁忙的不只有朝天门码头。成渝铁路干线、长江黄金水道等构成4条大动脉，加上空运和路运，一改过去闭塞的交通，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

藏于三峡深处的山城，终得浴火重生。20世纪90年代前，重庆GDP稳居全国前三，将其他城市甩在身后。

负重前行：过度依赖汽摩

2000年前，朝天门都是热闹的。

这里是重庆人买卖的地方，万商云集。每个月10日、20日、30日是赶场日，老板赶在凌晨3点开门，各地赶来的商贩赶在天亮前把采购好的货物塞进编织袋。来往朝天门的货船和夜行车24小时通行，灯火通明。

然而，经由朝天门进入重庆的重工业没有这般热闹。

和平年代，兵工器卖不出去，军工企业经营困难。1981年5月，国防科工委发出号召，鼓励军工企业转轨变型，发展民品生产。

军工企业长安想做汽车。当时国内汽车市场尚未成熟，但随着经济发展，汽车将会成为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但技术不成熟，没有专业机械工程师，也没有专用设备，就从仿制开始。技术人员从样车拆下零配件，坐火车到全国各地找供应商，请求他们生产。

就这样，两辆长安样车在普通机床上造出，起名长安SC1010。1984年，长安和日本铃木公司签订技贸合作协定书，开展微车和发动机项目合作，生产长安牌微车。

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内陆，民营企业跃跃欲试。

那年54岁的尹明善将全部身家20万元投入成立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力帆摩托前身），目标是要造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没有的摩托车发动机。

两三年时间，轰达兑现承诺，先后研制出国内首台100ml四冲程发动机及100ml电启动发动机，从此打响名堂。1999年，轰达摩托到达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销200多万台。

风头一时无两。“行内人都‘怕’它，创新力强专利技术多，一般品牌难以抗衡。” 在重庆摩托车业内人士看来，当时轰达研发能力有多强，市场竞争力就有多强。

重庆“摩帮”跟着大哥在市场上奋力扬帆，“汽摩之都”雏形渐显。

但另一个侧面，当重庆还在加码押注汽摩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沿海城市已经借着改革开放红利，搭上外贸等高附加值产业逆袭，实现跨阶段式飞跃。

1991年重庆GDP为374.18亿元，广州GDP为386.67亿元，广州首次超过重庆。两者差距虽然不大，但产业结构大相径庭。第三产业方面，广州产值达178.57亿元，重庆仅为110.69亿元。

尾大不掉。重工业城市每走一步都不容易，怎能轻易改变支柱产业。

2005年，重庆将汽摩产业写进了“十一五”规划，五年投入600亿元，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强自主品牌研发，打造“中国汽车名城”和“世界摩托车之都”。

过度押注支柱产业的代价是，受政策和市场影响大，产业增长乏力，城市转型压力大。未来10年汽摩产业增速增量有限，单靠汽摩产业，城市GDP显然没法成倍增长。

2000年，深圳GDP超过重庆，自此形成稳定的“北上广深”局面。后来者天津、苏州在2003年赶上重庆，昔日傲居全国前三的重庆GDP跌至历史低位，位列第7。

兴于工业，亦困于工业。

千禧年后，朝天门码头对出的黄金航道已没有多少轮船往来，航道水位限制了船舶通过能力、装载能力。再黄金的水道，驶不进大货船，也带不动这座重工业城市发展。

重庆减重迫在眉睫。

笔电破局：产业无中生有

20世纪的朝天门有“小上海”味道。21世纪的朝天门想成为真正的小上海。

“今后5年，重庆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2006年，时任重庆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一场公开活动上提到，工业经济结构进行大调整，汽摩产业占工业经济的45%要降至20%，还要上调电子工业比例。

重庆目标直指上海。但深居内陆的重庆清醒地知道，其无法复制长三角，即依赖外资形成庞大的外向型产业群，它选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发、生产高附加值的新技术产品，从容上阵。

2008年的金融风暴让重庆看清电子信息业发展潜力。所有电子产品销量下降，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进步不降反升。

“汽摩之都”决意改做“IT之都”。运输成本高、电子工业基础薄弱，重庆想的是，引不进企业干脆就把整个产业带进来。

惠普成为重庆的目标。2008年全球电脑年产量1.6亿台，惠普占了30％。次年惠普正考虑增产，按照三至四年产量翻一番的速度来看，到2012年将达到3.2亿台。

新增的1.6亿台电脑，就是重庆需要的发展空间，以较低生产要素成本，发展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加工贸易方式，即无需进口，直接在重庆本土生产零部件和整机，再将整机销往海外。这样一来，不仅在物流成本上与沿海城市持平甚至更低，还能最大化实现城市产业集群效果。

2008年惠普的老厂地上海最低月薪标准960元，当时重庆最低月薪标准680元。“重庆人口体量大，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中，三四百万农民工进城务工并获得重庆户口，为笔电制造提供了重要的要素资源。”重庆市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孙凌宇说，重庆笔电制造用于生产和组装笔电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只有20%在外地生产。

惠普再无理由拒绝。

订单到手，谁来做？重庆找来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富士康。

重庆许诺其1500万台笔电订单，但前提条件是把其在沿海做的零部件带到重庆加工。紧接着重庆又陆续和英达、台湾广达谈妥合作，4000万台笔电生产线就此在重庆成形。

“这是重庆克服沿海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和订单变化这两个薄弱环节。”孙凌宇评价道，加工贸易产品形成产业集群，与笔电相关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配套跟进，使得笔电知名品牌商和相关配套生产企业都愿意入驻重庆。

2014年，在全球笔记本电脑销量萎缩5%的情况下，重庆逆势增长15%，占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的40%。

脱下重壳，脚步轻盈，经济发展提速。

2014年，重庆GDP为14265.4亿元，超过苏州，位列第6。三年后，重庆再以GDP 19500.27亿元超过天津，排名再上升一位。自2014年开始，重庆GDP增速超过10%，领跑全国。

轻装上阵：增强城市创新力

历史似是轮回。从朝天门起步的重庆商贸业，在这里焕发出现代服务业的生机。

朝天门背后矗起来福士广场，是新加坡凯德集团在华投资最大的项目，集办公楼、商场、餐饮等于一体。

重新出现在朝天门码头的，不再是背着扁担等着拉货的棒棒，而是各地赶来拍照打卡的游客，岸边身穿靓丽水手服的工作人员，招呼着游客到游轮观赏两江夜景。

“现在几乎没有货船了，都是载客观光。”朝天门码头的工作人员并不留恋过去。

重庆变轻了，不论是被动或是主动。

8月31日晚间，*ST力帆公告称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宣告破产的风险。如宣告破产，将被实施破产清算，股票也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摩托大王”衰落，重庆负重时代终结。

但与此同时，笔电产业进入发展瓶颈期。先后落地重庆的惠普和其他品牌商并没有将研发部门带来，导致重庆笔电只有制造没有科技创新，成为巨大的产业链漏洞。此外，本土企业在笔电产业链嵌入度极低，一旦西南地区要素市场成本升高，未来很有可能陷入“人去楼空”的窘境。

“不论汽车还是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大部分位于中低端，且在过去发展中均只注重量的扩张而不注重质的提升，当前这两大产业正遭遇‘寒流’时期。”孙凌宇认为。

恰逢其时，一直单打独斗的重庆迎来了川渝双循环的新机遇。

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园近日在重庆荣昌投产，这是川渝两地首个建成投产的电子电路产业园，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通过川渝双循环，重庆能够在优势产业集群布局的同时，有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为高新产业输送人才。

在重庆市政府内部人士看来，这是“变轻”的重庆补齐高新技术短板的机会。“成都在高新技术研发方面胜于重庆，川渝双循环的发展机遇，使重庆实现产业升级。”

孙凌宇认为，未来的重庆首先要在内部形成发展强极，两江新区正能担此重任。他举例道：“北京中关村为北京贡献了四分之一的GDP，同时其上市公司总市值是北京市GDP的两倍；被称为‘中国第一区’的上海浦东新区2019年GDP为12734亿元，超过新一线城市长沙的GDP。这样来看，两江新区是重庆经济的‘火车头’。”

“火车头”还得靠强有力的引擎来带。

“智能化、大数据能助推重庆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孙凌宇看来，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已成为重庆经济发展过程的新优势，要做的还得持续增强创新能力。

向来不服输的重庆奋力一搏。9月15日开幕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展示重庆以大数据智能化赋能制造业的实践。

力帆也在试图最后一搏。接近力帆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预计明年投资3000万元开发新摩托车，投入11款新产品，以摩托车板块继续为企业“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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