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晓春:只关注就业数量是不够的,大循环要创造多层次就业机会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我们提起就业机会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的数量,但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光讲数量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都不同,实际上对就业岗位有各自的诉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应该也包括对就业需求的满足问题。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已经很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已经不再仅是满足养家糊口,还关注个人的职业规划、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发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一需求。有了这样的需求,经济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要关注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劳动人口的年龄问题,还需要关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问题。从我过往工作中的观察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原因就与就业有关,劳动人口知识结构与劳动岗位技术含量结构存在错位。在经济结构变化当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晋升的渠道基本上没有。
此外,技术的发展让好多人担心低层级的岗位会就此消失,但我觉得并不会,反而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即便是为我们提供高科技产品、服务和享受的科技公司,它们在创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应用了大量重复、简单的劳动力。“码农”一词据说就是开发人员的自嘲用语,每天没日没夜做的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而真正的高科技岗位是在此之上做设计或架构等,底层的开发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一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将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了。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一程度,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出现了。例如香港暴发SARS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进银行的月工资大概是1.2万~1.5万港元,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是1.2万~1.5万港元,但香港的物价、房租都在涨。也就是说,香港的中产阶层在分化,而且是向下迁移的,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拉大了。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
第二,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除了设定一些优先战略性发展的产业和行业,地方政府在规划中应当避免对传统产业和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过去,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并不是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是在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调整中被挤压掉了,这实际上对多层次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了伤害。
特别是县域经济,毕竟不可能全国每个县都搞金融中心、基金小镇、新能源、高科技、互联网金
第三,普惠金融更多应该考虑普惠保险。
一般来说,提起普惠金融,大家就会想到贷款,但实际上普惠金融要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靠消费金融不能提高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能是雪上加霜,反而应该是提供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第四,要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这可能是双循环中需要补的短板。
最后,我想简单强调一下,我们在波动和稳定之间要考虑的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让市场去波动。
市场本身就应该是波动的,不是始终平衡的,但我们执行监管政策应该要稳定,要严格执行,不应该是变通执行。比如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但调整以后,执行当中必须是严格的。所以执行法规、执行政策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观调控的补充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去进行方方面面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层次丰富的就业机会。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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