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考进体制内 是规避中年危机的最佳方式吗？

原标题：35岁，考进体制内

对于普通人而言，进体制内是规避中年危机的最佳方式吗？

文/李丹

杨帆今年36岁，刚压哨考上公务员。他形容自己此前的人生“疲于奔命，虚与委蛇”，未来的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34岁那年，原单位改组失败，给他发了16个月工资“买断工龄”。托熟人关系进了家新公司，碰上高层内斗，他被“扔”出来做牺牲品。后来，理财项目暴雷，血本无归，他整理好前十几年的人生，想考进体制内，寻找久违的安全感。

对于初出学校的年轻人来说，“被父母逼”是常见的考试理由，因为体制内“一眼能望到头”。但对于“杨帆们”而言，用早已失去的十几年青春，换往后几十年的坦然，也还算值当。尽管，值当并非顺遂。

2021年3月7日晚，#建议公务员考试打破35岁门槛#话题登顶微博热搜，阅读量6亿次，有2.6万人次参与话题讨论。该话题下，有人担心“要是放开，年轻人更找不到工作了”，有人认为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基层组织都要求干部年轻化”，也有人深表赞同，“有些工作就需要有点阅历的人来干”。

为此，笔者和几位35岁考进体制内的人聊了聊。对于他们而言，考进体制内，意味着什么？顺利考上，就能完美错开“35岁危机”了吗？

“兜兜转转 用十多年才走到别人的起点”

重新走进公务员考试考场时，杨帆35岁9个月。

13年前，他也考过一次公务员，但用他的话来说，当时就是走走过场，“刚大学毕业，心大得很，想做项目经理，做高级工程师，挣很多很多钱”。笔试成绩排名第31位，无缘面试，他也便不了了之。

13年里，不是没有难关，但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化解掉，比如跳槽。进入30岁关卡，杨帆发现，自己面对生活开始无力。

单位解散后，杨帆给十几个老熟人打电话、问工作，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厚着脸皮”，但比起求助于人脉，去求职网站上应聘基础性岗位更让他觉得“过不了心理那关”。一番联系下来，有两个机会，到一家民营企业负责喝酒应酬，家人不同意，到离家1000公里的城市做汽车销售负责人，最后“黄”了。

2020年底，35岁的杨帆报考了深圳某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岗。相比于刚大学毕业那会儿，这次备考，他更上心。白天，他在区里的一家单位做公共辅助员（劳务派遣性质），回家后，“家里的事情完全不管”，看书、看教学视频、刷题、整理素材，然后睡觉，周而复始。

笔试第二，面试第一，所幸上岸。随后，杨帆在某问答社区里记录下这段经历，“好歹生活又走上了正轨”，“终于来到了你们的起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问答社区里有这么一个提问：“35岁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该问题得到了2767人的关注，以及243万余次浏览。被冠以“危机”后缀的35岁和被普遍等同于“安稳”的公务员联系在一起，牵出不少讲述自己“来时路”的故事。

方铭鹏毕业于国内某985高校，本科毕业后，他放弃保研，投身互联网领域。在经历大企业内斗、创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身患重病所幸无事后，他成功考进体制内。随后，他写下这样一句话：也许在其他人看来，35岁还考公务员很失败，但你做到了，还能坚持走下去，就等于给类似情况的同龄人开辟了一条路。

曾黎更早走上这条路，也更幸运地走得更远。2011年，随着新领导上任，曾黎所在部门的200多人被“打包裁掉”。父亲劝她，趁年龄还符合条件，考体制内吧，起码不会在你卖力13年后让你走人。曾黎这次终于听进去了。她把2岁大的孩子送回老家，周一到周五疯狂刷题，周末上辅导班，半年后，34岁的她考上了。和她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大多是比她小10岁，“基本上是25、26岁”。

“安全感”

为什么想进入体制内？大概率是，“更有安全感”。

从29岁到35岁，闫洋连续考了6年公务员。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只差0.8分。那是苏州昆山水电站的一个维护工作，只招一个人，他笔试第四，面试第二，综合成绩第二。

闫洋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考公务员，他把这种坚持解释成“为了梦想”，但被追问“梦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时，他觉得，就是“生重大疾病不会被裁”，“可以过完整的节假日”，“公司不会用千奇百怪的理由扣钱”。

离职的前3年，闫洋同部门一个43岁的老同事被裁，“他患有帕金森病”，不是公司定期体检查出来的，公司压根不安排体检。老同事当时有些手抖，请假去医院，查出有帕金森，同事闲聊的话语传到老板耳朵里。不久后，老同事走了，“说是不能胜任工作，也没给补偿”。

“普通人不就图个安全感吗？除了百里挑一的人中龙凤，99%的人都是螺丝钉。”闫杨想找到他能镶嵌进的更稳定的“机床”。

进入体制内的第一年，曾黎就有了关于“安全感”的切身感受。之前的13年，工资是印在纸条上或者显现在电脑屏幕上的一串数字。考上公务员后，她被分配到做办公室工作，负责财务兼人事，其中一项是全单位社保的缴纳、核对、变更。现在，她第一年交的社保差不多等于民企10多年的总和。

同样能直面“安全感”的还有杨帆。35岁以前，挣钱是他最大的执念。2012年，从事建筑工作的杨帆能明显感觉到“行业在走下坡路”，“单位随时有解散的风险”。为了抵御风险，他把所有钱投进P2P，“自己当时不稳定，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之后，投资项目爆雷，他血本无归。

成功上岸后，杨帆每个月能拿到稳定的工资，“不用在外面做乱七八糟的投资了，也不用考虑给自己留后路”，只要不违法乱纪，退休后生活都有着落。

冯超林从事公务员考试培训已经有8年。每年，他都会接触到两三个临近35岁报考公务员的，最多的一年，有十几个。他给这些学生的“画像”是：都有孩子，生活条件没那么优越，但也没太差。“对于他们而言，安全感异常重要。”

“两个世界”

在体制内，有一句话，“三十五，不提处，仕途基本止步”。意思是说，如果过了35岁，还没被提拔到处级干部的位置，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杨帆估摸过，自己退休时能解决正科级就不错了，曾莉觉得自己最多能当个正处级调研员（非领导职务）。

但杨帆后来发现，公务员系统不仅有“上限”，还有一套独自运转的规则，仅凭自己前13年的“体制外”经验，很难完全驾驭。

刚入职时，整个部门就杨帆一个新人。领导看他有设计院的工作经验，给他分配了“城市更新”方面的工作。因为是新人，文字宣传、会议记录、述职报告、谈心谈话材料、汇报函、讲话稿等等文字工作，也都由他负责。

“不管在吃饭、开车，还是睡觉，单位一个电话打过来，就得立马响应。”前3个月，杨帆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经常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他不擅长文字工作，调动之前所有的工作经验，也难以完全胜任，“体制内的工作和之前完全没有相关性”。

今年1月份，杨帆完全接手了城市更新工作。他开始加倍努力——想逃离文字工作，只能让自己忙起来，起码是自己还比较熟悉的领域，也能着实学到新东西。

曾莉用了大概十年，才勉强适应体制内的工作逻辑，“和自己原有的工作惯性做对抗”。以前在民营学校，她负责管理几十人的团队，也养成了“遇事就得解决”的习惯。但现在，丁就是丁，卯就是卯，绝不能越界。

“敏感”的35岁

2021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她认为35岁的年龄上限会导致从业者35岁以前过度“内卷”。实际上，早在2017年，广东团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曾提议“废除公务员招考年龄35周岁的上限”。

但在现行规定下，35岁仍然是一道坎，不少人试图赶在35岁以前进入到体制内。辞职备考6年的闫洋就是其中之一。

阔别职场6年，在公务员向他彻底关上大门后，他想重回职场。无奈，40多份求职申请全部有去无回。35岁的他，在工作这条路上猛然走到了头。

35岁，又被称为“职场枯荣线”。尽管官方层面从未对求职年龄有过明确规定，但随着#35岁以上职场人去了哪儿#、#35岁定律#、#如何应对35岁危机#等话题屡屡冲上热搜，“35岁危机”已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曾经有学者对上海和成都的30万份招聘广告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上海八成以上的岗位要求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而成都的该比例也接近七成。百度指数显示，“中年危机”的讨论量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达到高峰。彼时，正值新版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之时。

“35岁现象，其实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科锐国际高级业务总监、职涯规划专家朱冬琴解释称，该现象根源在于两方面因素：其一，我国人口比较多，“尤其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岗位上，企业有更多可以选择的空间”；其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充分，企业本身生存压力巨大。

“这（35岁现象）不由个体决定，而是市场在推动。”朱冬琴表示，与其将该现象理解成“歧视”，不如将其视为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某种结果。

在她看来，求职者需要扬长避短。一方面，尽早显现出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适时转换赛道。

5年前，曾黎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心理学课程。她同样不擅长文书类工作，希望之后能有机会被调到工会或者党办部门，“有了心理学同等硕士学历，之后调动的可能性更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帆、方铭鹏、曾黎、闫洋、冯超林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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