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利：信用货币的重大突破与根本问题

王永利：信用货币的重大突破与根本问题

数字货币渐行渐近。但形态变了，不等于货币的本质会变。

从有形到无形，行至今天的信用货币体系突破了什么？待解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

现在，世界各国的货币早已从实物货币（如黄金）转化为信用货币，但人们对货币为什么必然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信用”到底是谁的信用，信用货币是如何投放出来的，信用货币体系有何突出优势和风险隐患，应该如何有效掌控货币投放与货币总量，如何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却存在非常大的模糊或误解，理论上非常混乱，实践中问题突出。

当前，“数字货币”的发展鱼龙混杂，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出现诸多说法，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存在激烈争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零利率、负利率以及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就是这种状况的充分体现。

而变与不变之间，“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体系是否与时俱进了？

换言之，如果说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解决了货币供应的不足，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则是——货币的超发与失控。该如何“勒住”信用货币的缰绳？

何谓货币的信用

首先，需要回答货币为什么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

一般认为，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等，但实际上，货币的本质功能就是价值尺度与交换媒介，其他都是派生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国际贸易中，由于贸易的严重失衡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总量是以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整个国家的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的信用，也不是政府或财政自身的信用（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货币不再像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那样，是央行的负债，信用货币体系下，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其他东西，所以，货币不再是债券，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这就是货币必然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的根本原因。由此，也引发货币投放渠道与运行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投放渠道之变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需要新的货币投放渠道。信用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包括：

1.货币投放机构购买货币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

为确定货币币值，货币投放机构首先需要通过购买社会上最为认可的财富，特别是传统上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以及国际上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国际硬通货）等，作为货币的价值对标物（锚定物）和储备物。由此投放的货币，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货币”。

这种基础货币非常重要，但又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应该严格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否则，央行购买和冻结的社会财富越多，投放出来的货币总量就越会偏离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甚至会使货币体系倒退回实物货币体系了。

因此，信用货币的投放必须另辟蹊径。

2.货币投放机构以增加债权的方式派生货币

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的情况下，社会货币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融资方式加以解决。

社会融资包括两大类，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以增加股权或债权的方式，将货币转让给货币需求方的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是存量货币的转让，只是转换货币所有者，而不会增加货币总量。

间接融资是指：货币所有者将货币存放在银行（存款性机构），形成其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存款基础上，再由银行将其中沉淀的部分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给融资方，从而增加融资方的货币。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从事存贷款业务的银行，尽管其发放贷款等投放货币，需要以其吸收的存款为基础，并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以备存款人对外支付，但却不会因此改变其与存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会因此减少存款人的存款（货币），另外又发生了银行与融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应增加了融资方的货币（存款）。整个过程联系起来看，银行就成为社会融资的中介了，所以被称为间接融资。

间接融资会增加货币投放，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银行也就成为货币投放越来越重要的主体。

银行以增加自身债权和社会负债的方式投放货币背后的原理在于：由存在货币需求的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未来将会拥有的可货币化财富为依托，以增加负债的方式获取货币，并保证按照约定及时归还债务本息。由此也就引入社会主体共同对可交易财富的规模进行评估，相应投放货币，从而保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规模的对应。

这样，信用货币的投放就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负债的扩张，没有社会债务规模的扩大，货币投放机构很难把货币投放出来。同时，货币的质量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负债的质量：如果社会负债大量存在坏账损失，但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就必然造成货币的超发（没有真实财富作为对应），货币就必然会相应贬值。

为保障货币质量，就必须强化不良负债的识别与坏账损失的处理，必须强化债权债务双方的财务约束，资不抵债的必须进行破产或重组，不能一味地维稳而掩盖问题，过度保护僵死的企业与金融机构。

为强化货币投放机构的财务约束，就需要将其划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职责并实施不同的监督管理：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现金的管理，以及货币币值的监控、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但原则上只能面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生货币收付和再贷款，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而不再面向企业、个人等直接办理存贷款和支付结算等业务，也不能直接为政府提供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商业银行可以面对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办理存贷款、收付结算等，即投放派生货币的职能主要交给商业银行承担，商业银行要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资不抵债的同样会被重组或清盘。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或购买债券等方式投放的货币，与央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都是同质的法定货币，从货币层面，不应将其划分为“央行货币”与“银行货币”（只有从负债的角度看，存放央行与存放银行才存在不同）。当然，商业银行投放的货币，是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的，属于基础货币的派生货币。

这样，货币总量就包括中央银行购买储备物投放的基础货币与商业银行扩大债权投放的派生货币；货币总量主要包括社会主体持有的现金与银行存款（存款性机构相互之间的存款除外）；货币政策的传导就形成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二元结构”。

币值监控与总量调控

信用货币体系下，需要维持货币总量与财富规模的对应，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对货币币值进行监控并对货币总量进行调控？

由于社会财富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广，而且很多还存在上下游关系，经常转换形态与持有者，要准确掌握其实际的规模变化非常不易，因此，只能选择部分与人们生活生存密切相关的最终消费品作为样本，形成社会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过CPI的变化（通货膨胀率）近似地反应货币币值的变化，据以调节货币投放与货币重量。这就形成了货币政策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目标确定与货币总量调节的具体实施。

其中，考虑到货币流通中的分流、沉淀、损耗等因素，世界各国并不追求通货膨胀率为零，而是普遍认可2%-5%的通货膨胀率属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温和通胀率”，据以确定货币政策目标。

需要看到的是，CPI的变化及其对货币币值的代表性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受到货币总量变化影响外，还包括CPI样本物品本身的代表性、CPI样本物品与非CPI样本物品的供需变化、货币总量中分流并沉淀到金融市场部分（各类交易保证金存款）的多少以及整个货币流动性的高低等。所以，说“通货膨胀只是货币现象”并不准确，货币总量的增长率并不是必然等于社会物价的增长率。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就使得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必然超过社会（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其中，越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这种现象就越是突出。

在社会处于供不应求、经济加快发展、货币需求旺盛阶段，通货膨胀就成为信用货币的常态。但在社会处于供过于求、经济发展下行、货币需求低迷状态时，就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局面。货币政策在应对通货膨胀、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是相对主动和有效的；而在应对通货紧缩、需要扩大货币投放时，则是相对被动和低效的，容易出现“货币需求陷阱”或“零利率陷阱”。

面对社会主体主动收缩货币需求与负债规模，造成市场流动性枯竭和经济严重衰退，严重威胁到金融市场和经济社会稳定（可能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必须打破常规，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大规模量化宽松甚至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货币政策，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多地向扩大负债并相应扩大投放和消费，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群体倾斜，无形之中剥夺和转移持有货币性资产群体的财富。

由此，货币政策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中性或中立，难以保持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而是更多地注重保持各个时期CPI或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稳定，由此维护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积极推动社会财富的充分交换与有效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作用。实际上，长期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就体现出货币政策有意适度压低货币币值的政策意图。当然，这种扩大货币投放、压低货币币值的做法必须适度，不能失控，否则将严重威胁货币体系和经济社会的稳定。

如果说财政政策更多地注重于政府、军队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合理运行，主要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与调节的话，那么，货币政策则更多的通过货币币值的调节引导社会财富的流向及其重新分配，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在社会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萎缩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向调节，扩大负债与开支，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所以，货币政策实施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实施量化宽松乃至财政赤字货币化，可能是现有信用货币体系长期保持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增长超过社会财富增长的必然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阶段性遏制经济金融与社会运行的剧烈动荡，但持续发展却可能积累更大的风险隐患，酿成难以控制的极端恶果。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货币从实物货币转化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突破就是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那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与风险就是货币很容易不断超发以致完全失控。

如何科学合理地把握货币投放与总量调控，仍是货币理论与信用货币体系需要研究解决的根本问题。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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