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双循环”是中国战略再定位

原标题：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双循环”是中国战略再定位

魏建国认为，“双循环”是中国在中长期内主动推动的战略再定位，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最起码是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中国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并进而支撑更．．．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中国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两会”以来，中国频频提及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如何理解其历史定位和内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会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闭时代？贸易领域“两头在外”的国际循环模式将发生哪些改变？海外农产品、高科技的引进能否保证？外需疲弱是否会引发产能过剩？国外封杀华为、Tik Tok带来什么后果？

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

中长期中国经济格局再调整

《21世纪》：中国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哪些考虑？

魏建国：首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多。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跨国贸易投资大幅萎缩。

同时，一些国家将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国内撕裂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幅抬头。

其次，中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制造业门类，中国也正在孕育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并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问题都是中长期问题，“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正是基于持久战的考虑作出的长期应对准备。中国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并进而支撑更高水平的外部循环。

《21世纪》：如何理解“双循环”的涵义？这一格局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魏建国：首先，必须认清的是，这一格局并非短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被动选择，而是中国在中长期内主动推动的战略再定位。

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认为最起码是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个方向性纲领。

在内容上，“国内国际大循环”绝不仅仅是有些人理解的外贸、FDI等领域狭义上的对外循环，它不仅包括货物、投资的循环，还包括人员流动、技术扩散、产业链延伸、货币流通、信息与数据流动等诸多方面的大循环，其范围更广，领域更宽，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

它不仅着眼于对外开放，更着眼于培育国内消费，扩大国内市场，进一步推动国内一系列改革。

《21世纪》：有些人担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否会回到自力更生的计划经济时代，怎么看这种担忧？

魏建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一味只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开放、闭门造车。

首先，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已是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经济已经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坚定的捍卫者。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这一信念是深入人心的，经历过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洗礼之后，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一点国内外大可放心。

其三，内循环与外循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叠加、促进的关系。中国是在对外开放基础上推动的内循环，内循环的增强也将支撑中国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外循环”，二者不可割裂，更非相互矛盾和对立。

内外循环是优势互补的，通过内外循环的双轮驱动，将发挥1+1>2的叠加效应，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引擎。

今年中国或成全球最大

消费市场

《21世纪》：在外贸领域，中国长期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大循环。在进口端，中国在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等方面对外依存度较高，是否担心这些领域存在国际供应上的不确定性？

魏建国：疫情之下，少数国家确实对粮食出口设置了限制，但只是极个别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更期待的是打开其产品进入中国的大门。

在这些初级产品上，中国已实现进口市场多元化，“东边不亮西边亮”，中国能确保买得到、买得起、运得回。比如，中国在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铁矿砂，但并不意味着只能从这里进，中国也完全可以从拉美等其他地区进口。

“断供”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当前美国正以冷战时制定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规则管制高科技产品出口，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并联合其盟友围堵中国。

实际上，这种封锁只会两败俱伤。比如，高通、英特尔、思科等产品在很大程度依赖中国市场，而且很多产品是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高科技产业需要研发，更需要超大市场的验证与反馈，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短期内，中国企业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这种遏制将激励中国在自主研发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而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中国在研发上取得突破，国外会迅速调整姿态，争相降价售卖这些产品给中国。

从长期看，科技创新没有国界，也更需要国际合作，总想着封锁、围堵他国只会作茧自缚。

《21世纪》：外部需求的不确定是否会引发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哪些潜力可挖？

魏建国：所谓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大多是在低端、低效的领域，源自各地一窝蜂式的同质化竞争。但是，在很多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新业态上，中国绝非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这也正是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打造双循环格局的主要抓手，是落实这一战略的一条主线。

在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中国正推动出口转内销，更加重视内循环。这是因为中国已形成一个以四亿中产阶层为支撑的超大规模市场，目前美国市场总量为6.9万亿美元，中国去年消费市场已破4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6.4万亿美元，今年有望破4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然而，这一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一方面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中国需要推动这些领域的开放，发挥鲶鱼效应，扩大这些市场。

另一方面，一些内循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因为消费是相互触发的。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中国成外商投资避风港

《21世纪》：美国声称将封杀由中国公司开发的Tik Tok，这或将迫使中国公司剥离Tik Tok在美业务，近日印度也封杀了包括Tik Tok在内的59款中国APP，你对此怎么看？

魏建国：首先，美印等国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不仅影响中国企业投资这些国家的信心，也增加了其他国家到此投资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些软件完全是按市场化操作的，也通过了市场检验、深受青少年欢迎，这些政府却以行政手段肆意打压市场行为，反映了其一直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虚伪，这也是其堕落、缺少自信的象征。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美欧等国不断收紧海外投资审查，滥用国家安全借口，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投资合作上开始更多地考虑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对此要高度警惕。

《21世纪》：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其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是否担心出现“外资撤离潮”？

魏建国：近年来，全球FDI大幅下滑，已从最高的1.9万亿美元下滑至1.4万亿美元，疫情之下，今年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跌破1万亿美元。

然而，上半年中国的外资数据不断回升，二季度中国利用外资增长了8.4%，今年有望超过去年的规模。我认为，中国不但没有出现“撤离潮”，反而正在成为外商投资的“避风港”。

我和美欧日韩等外资商会沟通，从来没听到他们要撤离的声音，相反，他们期待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以扩大在华投资。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特斯拉、宝马、大众都在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这些企业会“用脚投票”来回应这一问题。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供应链的畅通。另一方面，中国日益发展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是这些公司无法拒绝的，即便有些国家在政府层面施压他们搬离中国。此外，中国正在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新外资法，大幅改善营商环境。

《21世纪》：如何看中国国内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魏建国：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也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保证了国内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也增加了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但是，中国供应链在稳定性与竞争力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核心零部件、元器件等环节存在不少受制于人的瓶颈，此次疫情带来的断供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凸显了这些问题。

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未来，在推动国内大循环时，要尽可能稳链、固链，提高国内供应链抗冲击能力。同时，要延长国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使其尽可能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此外，还要提升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其发展，同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基建”的机遇，推动产业升级，锻造新兴产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夏旭田，李文华 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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