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糖王：“亚洲糖王”郭鹤年的期货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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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糖网

1、小试牛刀

从1960年起，我每年去伦敦一两趟，有时从伦敦再飞纽约。

如果我要经营糖厂，就需要知道如何管理原糖成本，于是我开始摸索和学习做期糖生意。

因为没有人从旁教导，所以我去伦敦时，便不断观察英国人如何做交易，并不时询问一些有关运作机制的问题。

为了试水，我有时会做5或10批货的单（每批货为5公吨）。若亏蚀了也不会招致大损失；若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学习，并从中去开始感应市场的脉搏。

1963年我开始疯狂地做起交易来。这一年，我一共去了伦教四次，春夏秋冬各一次。每一次，我都留在入住的酒店简单地进行交易而且还赚了不少钱。

春天那次，获利丰厚；夏天则相对少些；秋天那次，经历了四周恶战后暴赚了一笔；冬天的盈利则与春天的差不多。

但在最后结数时，有几个交易商纷纷来向我哭诉出于同情，我让出了部分收益给他们。

一年下来，我的现金纯利相当于1，400万马币（接近50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之前郭氏兄弟的全部资金最多也不过约500万马/坡币。

市场经历了数年停滞，糖价一直徘徊于每吨2到28英镑之间。一直至1963年，市场开始复苏，但情况却不是一面倒地向上。

那年夏天，我不断入货，而走势也一直向好这对我极为有利。我很快便赚到了5万英镑，然后是10万英镑。夏末时，我对市况更为乐观，于是便通知新加坡的经纪：“买，买，买！”。

我在新加坡不断入货，持有实货约2万吨。我还不断买入期货，合计每吨均价为35英镑，而市价约为40英镑。

但后来价格突然崩溃狂泻至33英镑，而且看来还要再跌。若价格持续下挫，我将会一败涂地。

那时候，伦敦的所有交易商均被打得措手不及，大家都紧绷着脸，笑不出来。

又过了10到12天胆战心惊的日子，当时市价一度跌至约30英镑，然后开始横向整固。

直至9月，飓风弗洛拉开始横扫加勒比海。这场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风暴侵袭当时全球最大的糖出口国古巴，严重损坏甘蔗田。

一时间，电话响个不停，电报横飞，糖价马上飙升。接下来的十多个交易日，糖价一路暴涨至每吨60多英镑。

当然，价格上涨到48、49、50英镑时，我已全数出货获利了这个秋季之旅，是我人生中以最短时间赚得最多的一次。

2、福祸相依

12月的首两星期，又因为一场飓风即将侵袭古巴，我在伦敦又赚了不少钱。

一个周五，所有交易平仓后，便预订了第二天中午回新加坡的机票。

当日下午四点钟，我突然接到来自德雷克公司一位资深交易员来电。他说：“罗伯特，我遇到麻烦了。不知道你能否出手相助？”

我问：“什么事？”

他说：“我为一个客户下了单，但现在他却食言了。我只是个员工，只能自掏腰包填补。你能否帮我接了这张单？”

他们很会编故事来博取同情，但本着郭氏家族宽宏大量之心，我同意接手帮他。

另外一次发生于周六清晨。我正要动身往机场，另一经纪致电求救。

我一般不喜欢在离开伦敦前尚有未平仓的交易，但华人般都较为感性，而且由于整年都做得不错，于是我便答应了。

我本应马上结算了事，这样损失不大。但是，我却固执地继续持有最后招致两三倍的损失。这两笔交易让我亏损了大约15万英镑。

为了帮两个朋友，我损失了12月份所赚的一大部分利润。

3、随机应变

我在1963年食糖交易上的成功，首要归功于我对英语及其文化的掌握。

在我开始经营那一刻开始，我就像一条变色龙似的随着环境来改变自己，适应不同的状况。

我在英国殖民地长大，受英国老师的教导。父亲于战后获得军方合同后，我便认识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官，后来还成为友好。因此在英国时，除了我皮肤眼晴和头发的颜色外，我很容易便能融入当地社会。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移民，但他却深受马来人和柔佛官员的欢迎。我遗传了父亲的公关技巧，这让我在英国人的社会更加如鱼得水。

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必须发自内心的美善。

我在英国交朋结友，正如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所说，我能影响他人。

我与市内所有主要食糖经纪交朋友、喝酒、吃饭，花钱如流水。只有中国人才懂得这种行之有效的公关技巧——自己省吃俭用，却对朋友慷慨大方。

要成为成功商人，你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样，擦拭所有感官。我称之为“磨砺商业感官”，这包括视觉丶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每一种感官都有其用武之地。

每当我走进一间房子，可以在眨眼间便能看清一切。如果屋子里有超过20个人，我可能需要多点时间来审视各人。但如果屋里只有6个人，我一进门便能马上知道发生的一切，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是紧张还是和谐。

期货交易的成功取决于你对市场的触觉，这是一种直觉和节奏。

我会与不同经纪交谈。每间公司都有一些年轻精明的英籍交易员，其中偶有一两个狡猾的，但总体来说，英国人还是较为率直。每个人都有身处顺风和逆境之时。因此，我会跟所有人都聊一下，以便了解更多。

我惯常会到德雷克公司逗留约20分钟，说句再见后，又转去戈洛杰茨（ Golodetz），紧接到曼氏公司，然后再多去一两家。

我心想：“今天是基斯·塔尔博特（ Keith Tal-bo），还是罗伊，泰勒（ Roy Taylor）的幸运日呢！我会问选中的交易员一两个问题，如‘你今天准备怎样交易？’”

如果罗伊·泰勒说：“我会买进。”

我就跟风买进，这种方法四次有三次都奏效。我会在当日选取我认为有良好直觉和最佳判断力的人，然后支持他。

我从不看，也不相信图表，图表对我来说就像解剖学报告只是事后孔明。

没有图表能预测未来，这只不过是交易员用来引诱更多炮灰投入交易市场的众多武器之一。一切统计资料尽在脑中，并且不断更新。

当台风弗洛拉袭击古巴时，我运用智慧去推测市场反应。

你不能在大家买入时跟着买，也不能待大家都抛售时才出货。你必须比别人走快两三步，快一步都还不够。

我也得益于英国的阶级制度：英籍交易员彼此间从不作沟通。

他们都是资深交易员’是糖业终端协会（ Sugar Terminal Association））的正式会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准会员。这五六家公司的顶级交易员能掌握市场上最新丶最快的资讯，而我只能滞后两个小时才得到。如果他们之间能有充分沟通，我就玩完了。幸好他们鲜有交流。

如果某人毕业于牛津某院系，而另一人来自牛津较次级的院系，或者来自剑桥或诺丁汉，那这他们之间便会互不理睬了。但由于我不从属任何体系，反而能跟他们所有人交流。

有一次我去戈洛杰茨公司，听到他们说无法卖出波兰的一批糖。我马上乘电梯下楼，赶到马路对面的德雷克公司，把糖卖给了他们，一吨赚了一英镑。结果皆大欢喜。

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

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若错算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1963年，伦敦也有其他亚洲地区来的商人，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像我这么勤奋。

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都汇集于伦敦，但他们的交易员就如机轮上的小齿轮，就连他们在伦敦或东京总部的管理层也看轻他们。

日本无疑是个贸易大国，但大公司里的职员却不精通商品交易。他们把生意都交给有关联的日本公司，或带他们外出享用美酒佳肴的人，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

“在商品交易中，亏损的痛楚让人痛入心腑。相反，大额盈利所带来的狂喜就如香槟上头般兴奋。所以交易者必须投入自己的资金才会用心。”

而日本资金的拥有者是银行，由一个极大的官僚架构来操控。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看法。

我相信日本也有优秀的交易商，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4、生逢其时

回到1960和1970年代，海洋里都处是鱼儿，鲨鱼偶有两条。对我而言，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简直是轻而易举。

至今，尽管市场变化不大，但鲨鱼却多了很多。有时，海里小鱼好像已所余无几，有的只是鲨鱼。

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工科的荣誉毕业生，也有博士生不断努力地优化规则系统，我对这些全然不懂。

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资讯传播速度，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条离水之鱼，难以生存。

我的成功并不是依靠科技。

今天，依然有人赚钱、有人亏钱，但竞技场的地面已变得越来越湿滑。

人真的要生逢其时。

1963年，我去了英国四次，做食糖交易。1964年又去了两三次，之后每年我都会去英国。

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一点精明，公司在1958至1999年期间在糖业上获得了丰厚利润。唯一一次濒临灾难边缘的就是1963年9月，幸得飓风弗洛拉来拯救了我。

我记得1964年12月的一天，伦敦某晚报称我为“东方糖王”。这个称号就是从那时起流传开去。

称谓的来源，是由于我是全球少数几个完全整合了糖业生产和贸易的工业家之一，我们的业务覆盖了糖业的所有范畴。纵使如此，我总觉得“糖王”这个称谓还是不太恰当。

5、节奏交易

每次离开伦敦飞回新加坡时，总有远离壁炉800英里之感。

因为在伦敦时，就仿如坐在烧得熊熊的炉火前，对要添加多少柴火了如指掌。若只远观遥距作业，我根本无办法超越任何人。

我发现，只有一种方法能进行遥距贸易，就是“节奏交易”——这是我自创的一个词。

在学跳探戈或桑巴舞时，你就会知道跳得好全靠节奏。老师会告诉你，现在左脚往后、往后、往前侧步。可一旦节奏出错，你就必须专注去听音乐，再重新找回平衡。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包括坐在身边的至爱对你说：“罗伯特，伸出右脚。”

旁观者越介入，你就越糊涂。所以，即使你时间掌握不好出了错，只要注意节奏，你是会重新跟上的。

在交易中，如果我感觉节奏出了偏差，我就会减少交易量，以降低风险。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节奏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

整体上，英国的糖交易商都是最聪敏和精明的。

我遇到的第一个糖交易商是罗伊·费希尔（ Roy Fisher），他于1959年来到马来西亚。我记得曾带他去光顾吉隆坡一家叫金鸡酒店（LeCqdOr）的仿法国菜餐厅，我们后来还成为了密友。

罗伊在J·V·Drake ltd工作，该公司不久便与一家咖啡、可可豆贸易公司合并，改名德雷克公司。J·V·Drake Ltd 的董事长是汤姆·德雷克上校（ Colonel Tom drake），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Sir fran-cis Drake））的直系后裔。罗伊·费希尔是该公司白糖部的第二号人物，他的顶头上司是艾伦·亚瑟（ Allan arthur），是一位前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其妻子唐（Dawn）是德雷克家族的成员。

另一位很卓越的交易商，是来自曼氏公司的迈克尔·斯通（Michael Stone），我们也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该公司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行内的老牌经纪公司。

我和迈克尔·斯通1961年首次碰面，他像从天而降似的来到新加坡见我。罗伊和迈克尔是那个年代两位最杰出的食糖交易商。

6、五五分账

大约在1958年间，我聘用了叶绍义（ Piet Yap）。他当时为一间荷兰驻新加坡贸易公司 nternazio（前身为鹿特丹贸易公司）做食糖交易。

绍义是苏门答腊籍华人，会讲荷兰语、印尼语和英语。

有一天，跟他通电话说：“绍义，你何不离开这荷兰殖民主义公司呢？你知道荷兰已是夕阳西沉，而苏加诺（ Sukarno）将会把荷兰人赶出印尼。不如来加盟我们吧！我们是一家年轻公司，正需要你。”

绍义生于印尼，他能争取印尼的生意，而他与苏达索（ Sudarso）也有交情。苏达索是爪哇贵族，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印尼国家后勤局成立之前的机构）的董事。

当时印尼很穷，急需外汇，于是政府规定食糖必须由本地农作物如椰子和西米来加工生产。在1960年初，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可以出口一点以离心机分解出来的食糖。

苏达索有时也会给予我们一些生意。我们与印尼的最初几笔交易是与J·V·Drake联手做成的。

我清楚记得第一笔交易的经过，那是1962年的一个公众假日。

我和绍义在办公室工作，他告诉我：

“我刚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的 Bapak（意指父亲，是印尼的尊称）苏达索通电话。他以固定价格给我留了三万吨糖，为期一周。我现在给J·V· Drake发个电报，看看能否把糖卖给他们。你觉得我们一吨赚5先令怎么样？”

绍义这时已经坐在电报机前，并把J·V·Drake的艾伦·亚瑟（ Alan Arthur）召唤到伦敦那端的电报机前。

绍义正要以电报发出报价时，我打断他说：“绍义、绍义，等等，等等！”

我想了一下，指示他写道：“我们手握印尼国家糖业委员会的三万吨糖（我并没有透露价格）。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们联手买卖，利润五五分账？若愿意我们将把整笔交易情况告知。”

艾伦·亚瑟回道：“非常乐意。”

我们与J·V· Drake联手做了几笔交易（我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靠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当时，J·V·Drake已是国际知名的交易商，而我们才在摸索学习。

通过联手而非单做代理，我们成为了交易的主角。

我们承接了生意，由他们卖出，然后摊分利润。

一个是在东南亚冒起的新加坡华人公司，另一个是伦敦市首屈一指的食糖交易商通过这合作模式，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

这次联手交易是从印尼出口至欧洲、中东或日本。我们接货，而J·V·Drake则负责推销，相互之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双方均获得不错的盈利。

如果我们只是做代理商，纯粹把接到的生意转手，那每吨就只能赚取5先令佣金，也就是说，一笔一万吨的交易，我们只能赚2500英镑。

但联手后，假设我们以20英镑一吨的价格买入，24英镑卖出，我们两家就可以平分5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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