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最后一课：挖掘中国内需潜力的重要启示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最后一课：挖掘中国内需潜力的重要启示

陈劲

2020年1月，新冠疫情刚开始肆虐时，惊闻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Christensen）教授辞世的消息。看着手上《繁荣的悖论》的译稿，我知道，这是克里斯坦森教授留给世间的最后一课了。

与他早期的《创新者的窘境》《创新者的解答》等著作相比，《繁荣的悖论》一书的格局更为宽广、气魄更为宏大、志向更为高远。它试图通过“开辟式创新”拉动“未消费市场”，打破“繁荣的悖论”，在看似荒瘠的土地上“让繁荣之花盛开”，把我们的世界变成更加美好的所在。

在全世界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联合国、各类发展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力图实现经济的繁荣、提高当地人民的福祉。

然而，这些以繁荣为目的的投入大多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出现了越扶越贫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统计显示，在接受援助的情况下，至少有20个国家变得比1960年时更贫穷了。

作者把这种情形称为“繁荣的悖论”，并且为之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开辟式创新”（Market-CreatingInno－vation）。

并非任何一种打开新市场的创新都能被称为开辟式创新。开辟式创新的目标人群必须是身处“忧患”之中的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人无法找到、获得或者负担得起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些被作者称为“未消费者”的人们，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未消费市场”，而开辟“未消费市场”的创新就是“开辟式创新”。

“未消费市场”并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属，它存在于全球每一个国家里。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福特T型车、胜家缝纫机、柯达相机在美国，索尼录音机和丰田汽车在日本，三星和起亚在韩国，宾堡在墨西哥，它们统统开辟了广阔的未消费市场，帮助更多的普通人解决了生活中的“忧患”。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的未消费市场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有着别具一格的监管体制、巨大的体量和明显的地区、城乡不均衡性，因此具有近乎无穷的潜力。

除了作者提到的格兰仕微波炉之外，中国有着百花齐放的开辟式创新，例如面向城市年轻无房人群的自如公寓、面向短途出行需求的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动车、小米等国内厂商推出的千元智能手机、解决网购信任难题的支付宝等等。

在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过程中，开辟式创新有能力发挥巨大的拉动作用、升级现有的创新范式、实现更具可持续性的长久繁荣。这是因为，究其根本，国内循环的根本在于挖掘内需的巨大潜力，而相当一部分内需是要通过开辟式创新来发现和满足的。

中国民众的未消费需求在哪里，中国的开辟式创新的舞台就在哪里。例如留守儿童的教育、空巢老人的就医、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农村人口的金融信贷、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流动人口的各类保险等。

中国的开辟式创新带来的将不仅是经济的繁荣、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对政治、法律、文化的积极影响，它还将实现我国创新资源和创新人口，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和大湾区等东南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向乡镇、向更加广大的未消费地区和人群迁移，实现多种产品和服务的大众化。

开辟式创新是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的最后一个概念，也是最具社会意义的概念。作者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角，帮助读者换一种眼光看待贫困、发展和繁荣。

作者提到，我们对创新的力量深信不疑，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是目前全球许多国家创造繁荣局面的最好机会，它能在你我的有生之年真正根除贫困。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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