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易诺青：这些公司的疫苗有望在年底前获批

高瓴易诺青最新演讲：这些公司的疫苗有望在年底前获批，三叶草的新冠疫苗可能是匹黑马

“新冠疫苗总体来讲有5大类技术路线：第一是灭活疫苗；第二是腺病毒载体疫苗；第三是重组蛋白疫苗；第四，核酸疫苗，这里包括了mRNA和DNA疫苗；第五，减毒疫苗。”

“灭活疫苗的代表性企业，有中国生物集团和科兴生物，使用后产生的中和性抗体水平在100左右。”

“当前科兴在巴西、孟加拉国，中生集团在阿联酋已经进入了三期临床，如果进展顺利，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获批。腺病毒载体的疫苗代表企业有康希诺生物和阿斯利康。”

“阿斯利康的腺病毒载体疫苗是全球最快进入三期临床的，预计最快在9月份可能获得部分数据，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重组蛋白疫苗的代表企业主要有三叶草、智飞生物和Novavax ，Novavax疫苗的中和性抗体滴度在三四千左右，这个数据是目前为止在人体临床实验里中和性抗体滴度最高的。这个疫苗目前在二期临床，有望在2021年上半年获批。”

“三叶草这个有点特殊，它们是利用“蛋白质三聚体化”的专利技术平台，成功研制了“S蛋白-三聚体”的疫苗，保持了新冠病毒s蛋白天然三聚体的结构和抗原性。正在澳大利亚开展一期临床试验，这个很可能是匹黑马。”

“全球目前进度最快的是Moderna，在今年5月进入了二期临床，7月底又进入了三期临床，是第一个进入三期的mRNA疫苗，预计今年年底可能获批。”

以上，是高瓴资本联席首席投资官、合伙人易诺青近日在高瓴HCare全球健康产业峰会上，就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分享的最新精彩观点。

易诺青介绍了当下五大类新冠疫苗的代表公司，以及全球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情况。

在对话环节，易诺青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进行对话，探讨了中国新药研发、人才培养等问题。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易诺青演讲全文和对话精彩内容，分享给大家。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还丝毫见不到减弱的迹象。治疗性的特效药目前来看也很难出现，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还是疫苗。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全球新冠疫苗的开发进展。

新冠疫苗的五类技术路线

这一页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新冠疫苗的种类，还有他们的分别的特点。

新冠疫苗总体来讲有5大类技术路线：

第一是灭活疫苗；

第二是腺病毒载体疫苗；

第三是重组蛋白疫苗；

第四，核酸疫苗，这里包括了mRNA和DNA疫苗；

第五，减毒疫苗，减毒我们今天这里就不介绍了。

活疫苗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性好，成本低，临床进展快，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安全性也非常好，有效性需要等待三期临床结果来验证。

其他的优势还有成本比较低，进度快。重组蛋白疫苗在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等方面都是比较优秀的。

mRNA疫苗目前看到了初步的疗效，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生产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应对新冠病毒突变的能力比较强，而且不需要其他的佐剂，mRNA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佐剂。

DNA疫苗方面，全球只有少数公司进入了临床，其中包括Inovio。

灭活疫苗代表性企业有中国生物集团和科兴生物

进展顺利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获批

我们来介绍一下灭活疫苗，还有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基本情况。

用于对比新冠疫苗的主要指标，包括疫苗的保护效果、药效的持久性，还有安全性。

目前，保护效果主要看中和性抗体的滴度，药效的持久度指标主要看T细胞免疫是否被激活，安全性方面我们主要关注发烧情况。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因为实验方法和条件的不同，中和性抗体滴度如果是相同数量级，可能无法直接比较其优劣性。如果差别一两个数量级，还是有显著临床差异的。

灭活疫苗的代表性企业有中国生物集团和科兴生物，使用后产生的中和性抗体水平在100左右。

铝佐剂辅助的灭活疫苗能否激活T细胞免疫，以及保护时长还不太确定。目前数据显示此类疫苗的安全性非常好，进一步的数据会在8月底披露。

当前科兴在巴西、孟加拉国，中生集团在阿联酋已经进入了三期临床，如果进展顺利，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获批。

腺病毒载体的疫苗代表企业有康希诺生物和阿斯利康，主要针对全长s蛋白，能产生8种类型左右的中和性抗体。

康希诺的二期临床数据显示，腺病毒载体疫苗能够刺激T细胞免疫，这一点非常突出。

阿斯利康也获得了T细胞免疫，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抗体滴度，大概在200左右。

阿斯利康的腺病毒载体疫苗是全球最快进入三期临床的，预计最快在9月份可能获得部分数据，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这一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康希诺生物和阿斯利康的疫苗临床数据。

康希诺生物的疫苗能够激活T细胞免疫，左上图显示p值非常小，为0.001，说明非常显著。预示此类疫苗如果有效，保护效果可能持续相对比较长的时间。

安全性方面，高剂量组出现了8%三级发热，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科兴生物测试康复患者早期中和性抗体滴度在20~60左右，小鼠模型是1500，大鼠是2000，猴子是60，但是在猴子的攻毒实验中，中和抗体迅速爬到了200~400。

Novavax疫苗有望在2021年上半年获批

三叶草的新冠疫苗可能是匹黑马

这一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重组蛋白疫苗和DNA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的代表企业主要有三叶草、智飞生物和Novavax。

Novavax疫苗的中和性抗体滴度在三四千左右，这个数据是目前为止在人体临床实验里中和性抗体滴度最高的。这个疫苗目前在二期临床，有望在2021年上半年获批。

国内的重组蛋白疫苗采用了不同的抗原设计，总体上中和抗体滴度都很高，智飞生物的疫苗进入了二期临床。

三叶草的重组蛋白疫苗在一期临床，预计在明后年可以获得大规模使用。智飞生物重组蛋白疫苗在猴子实验中的中和性抗体可以达到2000。

三叶草这个有点特殊，它们是利用“蛋白质三聚体化”的专利技术平台，成功研制了“S蛋白-三聚体”的疫苗，保持了新冠病毒s蛋白天然三聚体的结构和抗原性。正在澳大利亚开展一期临床试验，这个很可能是匹黑马，我们拭目以待。

DNA疫苗方面，目前只有Inovio联合国内的公司艾棣维欣在开展一期临床，临床前的小鼠模型中和抗体滴度是100。

这一页我们来看一下Novavax和Inovio的临床数据，Novavax重组蛋白疫苗在小鼠模型中的抗体滴度达到了1万，狒狒35天的中和抗体滴度也达到了1万。在食蟹猴中也是1万。

本周报道Novavax重组蛋白疫苗的一期临床数据中，5微克的剂量对应的抗体达到了3900，25微克的抗体滴度达到了3300，分别是4.0和3.4倍于康复病人体内中和抗体滴度的水平。

除了抗体滴度高，Novavax一期临床数据还证实了含有皂苷的佐剂非常明显地激活了Th1的细胞免疫，预示疫苗的保护时长可能会比较长，同时又避免了Th2细胞免疫的激活。根据公司的假设，预期ADE的风险也比较小。

Inovio使用的是全长s蛋白的DNA疫苗，它鉴定出了9个T细胞表位，其中只有6个在RBD区域，3个不在，理论上预示着s蛋白抗原激活的T细胞免疫可能更为全面。目前Inovio艾棣维欣的DNA疫苗在小鼠实验中和抗体滴度为100。

Moderna疫苗今年年底可能获批

下一页我们简单介绍一下mRNA疫苗。

国内外很多家企业都在开发，技术路线简而言之，就是将表达新冠病毒s蛋白或者RBD部分的mRNA序列，利用脂质体纳米颗粒包裹后，递送到细胞内，在体内表达出新冠病毒的相关蛋白，发挥出预防的作用。

全球目前进度最快的是Moderna，在今年5月进入了二期临床，7月底又进入了三期临床，是第一个进入三期的mRNA疫苗，预计今年年底可能获批。

后续进度较快的是BioNTech，目前在二期临床，CureVac在一期，Translate BioSanofi在临床前。

国内进度最快的是苏州艾博生物。

6月份进入了一期临床，合作方是军科院和沃森生物。目前国内其他企业包括珠海的丽凡达，上海斯微，还有杭州的西海都在临床前阶段。

最后一页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Moderna和BioNTech简单的临床数据，它们都披露了比较完整的一期临床数据。

Moderna采用的是s蛋白全长，候选品种一期临床数据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中和性抗体诱导能力，中高剂量组在免疫后43天，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分别达到了康复病人血清抗体滴度的2.2和4.1倍。

BioNTech一期临床数据也显示出了中和性抗体的诱导能力，中高剂量组在免疫后分别达到了康复病人血清的中和抗体滴度的1.8和2.8倍。

新冠疫苗的进展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对话环节

在可见的将来

我们能够做出新冠疫苗

易诺青：刚才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全球新冠疫苗攻关的最新进展，可以说科学界正在与病毒赛跑，晓东这边有从科学上研究过吗？

王晓东：过去20多年，我个人的兴趣是更偏重于研究衰老的，我希望大家在老年的时候，能够通过科学研究和一些干预来提供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新冠来了以后，作为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科研人员，我也观察了一些发生的事情。另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也有自己的一点“胡思乱想”。

刚才王辰院士也讲得很清楚，这个病毒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病毒，它是新出现在人群里边的一个病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未知和挑战，它的未知也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恐慌。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从历史往回看一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人类基本上可以说征服了三种非常重要的病。

比如说乙肝，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80年代，尤其是初期的时候，谈乙肝色变，经常会听到有很多学生感染。当时我在河南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听说对面的一个大师傅感染了，一下子很多学生都感染了，要提前放假。

我们大家都知道乙肝重组蛋白疫苗的出现，让我们中国至少是把新发肝炎给压住了。

虽然现在还有相当的肝炎复发，也有以前感染过肝炎的，最后从急性感染变成了慢性感染，会造成更后边的肝硬化和肝癌的问题。但是从80年代谈乙肝色变的程度，到现在大家基本上不太谈乙肝这个事了。

另外就是HIV，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HIV出现的时候，那简直是了不得。

我就说自己的亲身体会，90年代我们留学生回国，在机场每个人都得抽血，HIV随着我们何大一先生发明的鸡尾酒疗法，随着针对病毒的这些靶点，越来越好的药（出现），现在HIV可以说是控制了，基本上从一个致死的疾病，成了一个可控的慢性疾病。

最后就是丙肝。当时丙肝没有药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健康威胁，上千万人有这样的感染。随着吉列德的丙肝成功治疗，现在大家基本上认为丙肝是可以治愈的。

读历史而知兴衰，所以新冠病毒会不会成为我们长期的健康影响，我作为一个生命科学的研究者，是持乐观的态度。

我对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整个社会对这个病的重视程度，还是很有信心。

我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做出疫苗，能够做出高效的治疗，包括抗病毒治疗和抗最后造成的各种副作用的治疗，（这个时间）当然是越短越好。

我也同意王辰院士讲的，这个病毒在我们人群里出现得还非常的近，它还在不断地进化，会不会有更多、更新的问题，包括长期感染和副作用的问题呢？现在还比较早。

但是让我们能够乐观的是，现在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自己这些做科研的，现在的存在感终于越来越强了。

如果我们要做药

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做药

易诺青：你认为百济创新药研发的经验，能给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带来哪些启示？在抗击疫情这一共同使命面前，产业界的哪些努力和尝试在你看来是至关重要的？

王晓东：这个问题比较大。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想回应一下刚才王辰院士提到的呼吸病的事情。

虽然我自己不研究呼吸病，但是我们研究所有一位科学家，他自己研究肺发育的，所以我也经常听到（关于）肺的呼吸病。

刚才一说，大家都觉得肿瘤是个很重要的病，一说起心血管疾病中风那是咱们国家的第一杀手，但很多人不知道第三杀手就是慢阻肺，如果再加上癌症，第一大癌症就是肺癌。

你把这两个加起来，它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肺的研究如果从其他病的比例来看，好像是一直没有受重视的。

我再回到刚才你问我的问题，就是百济在做肿瘤这方面，给我们现在做新冠的疫苗有没有什么启发？它走过的路是不是给别人有一点点启示？

如果说有一点点启示的话，那就是百济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道路。

它当时在立项和在做药的过程中，看这个药的各种指标，包括它的实验室临床前指标、临床后指标、生产指标，包括它后来的全球申报，就是在各国家的申报。

它的策略是“如果我们要做药，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做药”。

为什么？

从商业上讲很有道理，你做任何一个药，90%以上的费用是在前期，包括“研”和“发”。

这个药一旦被证明是好的，你应该把这个药给最多的人用，否则这个药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别人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从而有好药但用不起药，我觉得这是对制药人的……当然可能公司里我也没有盈利的压力，所以说我认为这样的制药人是不道德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做新冠医疗，那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做的疫苗是不是能够在全球标准上是真正的最高标准？

我们做出来的疫苗除了给中国人用以外，能不能给低收入的国家，能不能给高收入的国家一视同仁地去用？这个至少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中国的新药研发是最值得发展的产业

易诺青：在我们看来晓东也是非常少有的“会武功”的科学家。下面想跟你讨论一下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国际化，跟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非常相关。

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诊断和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走向了全球，包括很多高瓴投资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就帮助迈瑞医疗的有创呼吸机进入了美国很多最大的，类似于咱们超三甲的一些医院。

但是创新药的格局还是挺不一样的，之前基本上是欧美日主要地区的企业在垄断。

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亿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获益。

那以百济神州为首的中国创新药企业，面临什么样的发展机遇？

国际化的过程之中，怎么能够克服困难和挑战，向全球人民提供更加可及的、普惠式的创新药，有的时候甚至还是救命药？

王晓东：你刚才提到的确实至少是我们这些制药人的理想，就是自己能够真正地做出一个药，为最多的人能够获益。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有几个因素，现在，在中国真正地做能够全球获益药的可能性，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中国过去几年的药政改革，让我们从临床申报，到新药申报和好的药能够列入医保，“三位一体”的这种做法使中国新药创新成为了可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比如以前你申请一个药上临床，要排队一年到两年，大家都知道新药是有专利保质期的，在已经研发出来之后，专利就没有几年了。

这样的话，新药能够获益、能够返的研发费用，本身的这个价值链条是不能形成了，如果不能形成，那这个产业也就不可能形成了。

第二条就是我们的投资界。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读历史，就像现在大家开玩笑，2020没干别的，净见证历史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岁数不算大，但见证了很多历史。

这一点有时候西方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们是从非常贫瘠开始的，以前别说我们的创新药了，能把别人的药仿好就已经不错了，其实我们也仿不好，也没有做过一致性评价，而且我们绝大多数药都是没有真正经过严格临床实验的。

所以我们从保证大家基本的健康保障水平，到现在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健康保障的要求就高了。

我刚才还提可能在座的人岁数差不多，但是我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老年人，而且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

但如果放到30年前，我们这种岁数的人肯定就算是老人了，很多是心理上的。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老人，我们肯定就要去做老人的事。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年轻人，所以做的年轻人的事，完全不一样。

随着药政改革的三板斧出现，现在也有投资人很愿意投到我们的健康领域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有几十万的留学生留学发达国家，而且这中间有很多人进入了健康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研究、药厂、生物科技公司。

这些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逐渐地回流中国。

我的意思是，像以前大家留学，比如说留美，首选是怎么留下来。但现在的学生首选想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回来？”所以这个潮头回来了。

新冠疫情给全世界的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是新冠疫情也更加显示了回到中国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人才有了，资本有了，政策有了，中国的新药研发从大的健康产业来讲，随着中国的基建、高铁、互联网产业（健全）以后，应该是最值得发展的一个产业。

现在新冠给它又加了一把火，大家一起显示出它很重要。

就像我讲的，如果我们三项标准都做了，那我们做这个药和医药器械没有理由不让全世界受益。

刚才我也提到，最多的投资是在前面，做出来以后，你让人用得越多，是越好。

转化医学咱们有机会

易诺青：几位都是科学家和学医的，我在这里斗胆提一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提到的活到120岁，如果以咱们老祖宗提到的120岁为标准，还早着。

你多年领导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还有百济神州的科研工作，在跟临床的结合方面，还有临床研究型医院的发展在中国还有转化这一块，怎么能够更好地把两头结合起来？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我们投了多生物药的企业，我们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全国布局一些研究型的医院，所以非常期待听听你的高见。

王晓东：我首先讲人老不老的事，从认识上、社会上、文化上和我们的社会组织形态上，这个问题大家都应该面对，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必须要面对。

另外我就回应一下转化医学研究的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情太重要，咱们怎么才能真正的有创新？

其中转化医学咱们有机会，为什么我们去follow别人？

一方面是我们不愿意去冒险，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到更好的靶点，找到更好的药的形式。

我们怎么知道？传统学术界做学术界的事儿，医院做医院的事儿，工业界做工业界的事儿，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他们之间价值标准，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我最近也努力推动百济作为一个公司，要在转化医学研究上要下大功夫，我就发现他们研究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大家现在都在说PD-1，这么多PD-1，有人有效，有人没效，比如说在食管癌里边，就只有百分之十几有效，在肺鳞癌里面，可能有效率就更高一点，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是公司和基础科研和医院一起做才能够做出来。

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大家是开放的，一方面我们医院的大夫对参加这些研究是开放的心态，对公司来讲也是开放的心态。

因为这些公司都还年轻，它们怎么才能真正的弯道超车或者直道超车，转化医学研究把学界、工业界和医学界在一起，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的价值分配这个问题解决了。

在可见的将来，中国肯定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的病人资源太丰富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和素质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位了。

我们的工业界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百济50亿美金在账上，它干啥？要我说赶紧做转化医学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的走到前面。

教育就两条：“术”和“道”

第三条就是要有一个“敢”

易诺青：我们做投资，高瓴重仓中国、重仓人才，我们投这么大的资金是投人，我们认为人才是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你对科研人才培养和教育有什么高见？

王晓东：高见谈不上，但是如果谈起科学教育，我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说一下：

一方面，我个人也是受了很多年的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多名师、同事和自己学生的各种指点，这方面我也有一定的体会。

另外，我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我总是说我们北生所真正产生的财富，不是我们的论文，而是我们培养的上百个在北生所毕业的博士生。

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讲，教育就两条，就是“术”和“道”，术就是你教他技能和知识，在我看来，教技能和知识最关键的是规范化。

你要能干什么事，你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知识储备。我不知道医学教育，因为我不太了解，我就说从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这种专科教育，这一点做得还是不错的。

再一个就是“道”，对科研来讲，尤其是中国，这个道指的是什么？

你如果只会“术”，你就只能做一个科学工作者，你做不了科学家。

区别在哪呢？

科学工作者是照着别人的“道”去做，你只提供了实现途径，你没有提供思想。这个“道”必须要提供思想，怎么才能让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光是有“术”，这是最基本的，而且还能有“道”。

自由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你想什么就能想什么？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含义，你想到了能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各种科研条件和组织架构的支持。

所以这个“道”第三条，就是要有一个“敢”，你有了前两条，才能有“敢”。

我跟着我的两个博士后导师4年，很多人问我你跟他学到了什么东西？我说他们从来没教我怎么做实验，他们也没有教我怎么去想科学课题。这4年我如果总结就一个字——“敢”。

你觉得应该做的事，你从来不会去想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得成，你只想应不应该做，如果应该做，就要去做，很多事不见得做就能做成，或者是你现在做，也许10年以后还能够做成，这一点你就不需要考虑。

你要敢做，现在也等于是跨行了，我不懂制药，我就是胆大，跟我导师学了一个“敢”，你跨过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学习就完了，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难。

如果没有“敢”的心态，你不可能真正的在科研方面学到“道”。

所以总结三个字，“敢”是最前面的，再一个就是自由的思想，再一个是平等的思想。

做健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易诺青：怎么看待高瓴这样一个长期投资机构对大健康产业的作用，另外对这个峰会有哪些期待？

王晓东：高瓴资本对我们这些生物医学健康产业的作用，我能想出两条：

一条就是像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人有很多，但不管是科研还是在医院工作，我们都有很多可以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变成有推广价值的东西，去做这件事，需要很多商业方面的帮助。

高瓴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们不仅仅是给钱，我们百济神州就很有体会，你们还在很多我们并不懂的商业环境里边帮我们赋能，甚至帮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跟一般只给钱的投资人（有一定的差别），我觉得这一点对现阶段，咱们产业还在起步阶段的时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我们毕竟懂的人才还太少。

第二点，我们做健康的东西，真正的是follow science，因为做健康这件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而且如果说你做得不比别人好，从伦理上来讲不应该推向市场。因为给人用的东西只能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上的概念。你如果要追求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更加长期的支持。

易诺青：谢谢晓东，谢谢三位大咖的精彩分享。健康产业的确牵涉到伦理、公益，这两个方面就决定了是供应创造需求，只要有更好的供应出来，一定有需求。另外，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产业。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同行，做时间的朋友，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咱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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