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市场的整合

明代江南市场的整合

文/谢湜

明代江南棉业，是在棉布纳入赋役征解体制后逐步兴起的。明中后期田赋的货币化，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张，进一步刺激了棉花种植和棉布业的迅速发展。综合起来考察，明代江南棉业与赋役折银改革息息相关。正如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总结的那样：

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无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江）也，苏杭常（州）镇（江）之币帛，嘉（兴）湖（州）之丝，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之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棉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各种物资的流动。江南市镇在十四五世纪成型，到16世纪也就是明中期以后，又出现了普遍兴旺的势头。市场上的物资交流和商人活动，是围绕市镇网络和商业水网进行的。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在介绍“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时，称“缓则用游山船慢慢游去，急则夜船可行百里，秋无剥浅之劳，冬无步水之涉”。据此可见，当时的水路运输之便利。

商业水网的拓展使市镇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使得江南的棉业市场逐渐融合，并与全国市场紧密相连。在16世纪棉布走俏的情况下，江南不产棉花的地区也有棉纺织业的发展，例如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嘉兴府海盐县地方志的“物产”篇中记载：

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而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一匹布。

通过“商贾从旁郡贩棉花”，乡民纺布，投入市场，在市镇网络中，原料、劳动力和产品实现了有效的流动。

早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以后，江南的纺织业发展就颇为显著，以苏州吴江府为例：

绫绸之业，宋元以前，唯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到了明代后期，吴江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在太湖流域颇具盛名，小说《醒世恒言》曾记载当时盛泽镇丝业发展以及商贾集聚的情况：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驻足之隙。此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唯此镇处最盛。

无论是16世纪江南的棉业市场还是丝业市场，商人活动都相当活跃，棉布牙行和本地布商、外地布商在收买解输官布的同时，从事大规模的商品布贸易。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布生产和远销规模相当庞大，并具备了较高的市场运转水平。

总体上看，棉业市场和江南地方同样活跃的米粮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维持了太湖以东地区的物资流通和经济平衡。尽管全国棉布市场在16—17世纪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但商人势力此消彼长，新的棉布样式和长途运销线路应运而生。

商人唯利是图，其经营活动总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而牙行和布号继续在江南市镇中发挥着沟通商货、联络客商的灵活作用，保证了17世纪江南棉业的继续发展，并使得区域内市场与长途市场实现了较好的对接，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江南市场的整合水平。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著有《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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