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解决中等收入陷阱 着力点不在经济在社会治理上

原标题：冯仕政：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不在经济在社会治理上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8月26日，人大国发院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第16期在线上举办。本期主题是“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治理问题”，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冯仕政。

冯仕政在直播中表示，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他指出，早在2007年经济学家提出该问题之前，社会学家就已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转型困境。

冯仕政强调，中国要克服在现代化转型中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功夫在诗外”，即着力点不在经济，而在社会治理。中产阶层追求品位和情调，也更追求生活安稳和社会尊重。冯仕政指出，我们要在经济上提升中产阶层的收入，充分回应他们的期待和诉求。

以下是冯仕政演讲精编：

只把中等收入陷阱看成经济问题会走不出迷宫

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经济学界谈得比较多，社会学讲得比较少，社会学即使讲，往往也是跟着经济学讲。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谈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真正提出，是在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篇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理念》的报告中。该报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未给出明确定义，但总的意思是清楚的，即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难以转变增长方式，导致经济长期陷于停滞，从而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国家的飞跃。

绝大多数研究都承认，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201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一篇报告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到2018年时最终只有13个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占比只有12.9%。中等收入陷阱是确实存在的。

所谓“中等收入国家”，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来定义的。由于物价水平的变化等原因，划分标准是每年调整的。按世界银行2020年的标准，具体划分为：人均GNI在1035美元及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在1036至4045美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在4046美元至12535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国家；在12536美元及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按照这个标准，中等收入国家就是人均GNI在1036美元至12535美元之间的国家。

中国1998年人均GNI达到80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人均GNI达到4340美元，首次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标准；2019年，人均GNI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高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

那么，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为什么陷于长期停滞呢？研究者们提供了许多解释。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在低收入水平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以及技术模仿、出口拉动，等等。

而随着人均GNI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廉价劳动力会大规模缩减、工资水平会大幅度上升、技术模仿也已经到头。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动力就需要从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跳不过这个坎，结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随之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城市压力倍增，社会冲突集中爆发，腐败丛生等。

通常认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外乎两条：一是把饼做大，二是把饼分好。一般地说，这个思维方向没有错，但比较偏经济学，倾向于把中等收入陷阱看成是一个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仅仅是做饼和分饼的问题了。一说“饼”，就容易联想到物质，但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偏好和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更不是唯一。并且，就算“做饼”和“分饼”，如果只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式着眼，而不从调整社会结构尤其是阶层结构着眼，永远都是“鬼打墙”，走不出迷宫的。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新兴国家要同时完成两大基本任务

我们需要要换一种思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一个新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68年，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出版了《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题就是讲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加入现代化行列，最初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展是相当顺利，成绩也是相当大的，但经过20年左右短暂的辉煌，到1960年代就普遍陷入了低潮。

为什么？亨廷顿的回答是，这些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要同时完成两大基本任务，一个是发展，即推动经济增长，一个是秩序，即创制政治权威。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易事。根据亨廷顿的统计，他研究的84个国家中有64个即76%的国家，在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之后很快陷入政治混乱，动乱、骚乱、暴乱、政变、种族冲突等问题频发。而另一些国家，虽然勉强稳定，但发展乏善可陈。

不难发现，亨廷顿描述的困境与世界银行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样的。亨廷顿没有赋予这个困境一个专门的名词，因为亨廷顿提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亨廷顿陷阱”。

关于这一陷阱的成因，亨廷顿在书中给出了解释。后来另一位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将他的观点概括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混乱，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制度化”这两条腿没有走好，也就是制度化没有很好地吸纳现代化所引发的新的社会需求，导致许多新生的社会力量只能在体制外活动，结果崩盘了。

什么意思呢？用亨廷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化意味工业化、城市化、识字率、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扩张等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时候，对国家的一个严峻考验，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这些新的社会诉求、新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内。亨廷顿在该书中开门见山就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别不在于治理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程度。”由是观之，在亨氏看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云云，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即看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需要更广阔的视野，要跳出经济看经济。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社会治理视角的缘由。

中等收入国家正在经历的几种转型

要把握社会治理，首先要理解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转型。会经历什么转型呢？我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上讲，整个经济形态开始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生活为中心。原来我们强调生产，现在更多地强调生活；原来我们强调积累，现在更多地强调消费。社会学家在研究农民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老一代农民工打工存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最后拿回家去修房子、给孩子娶媳妇。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怎么爱存钱，也更舍得花钱。老一代农民工是“生产者”，新一代农民工是“生活者”，后者更追求生活和享受。

第二，从文化上讲，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所谓“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兴起。原来是物质主义倾向，对物的占有和积累非常感兴趣，而后物质主义关注的焦点和偏好，则转向了良好的环境和心理感受、获得他人尊重、社会关系和谐等方面。也就是，以前更喜欢发财，现在更喜欢发呆。

另外，以前是非常工具理性的，目标、手段和行动路线都算计得非常精确；整个社会的组织模式也是高度理性化的。现在人追求更多的是自在、感性、随性，十分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表明整个社会的价值偏好、兴趣取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三，阶层构成的转型。即白领和专业工人取代体力工人，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工人就是当时的中产阶层。随着社会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体力工人大量下岗，那些坐办公室的白领和专业人员成为社会的主要阶层。

第四，政治方面的转型。一是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这和识字率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二是政治参与的取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代议政治，现在大家更愿意采取直接行动。再者，以前所有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以改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为目标，现在出现了很多以维护和彰显群体认同、群体身份为目标的所谓“新社会运动”。

中等收入国家要应对“转型悖论”

当一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水平，所引起的社会转型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治理的一个根本挑战是“转型悖论”，即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发展和秩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张力。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互相依赖、互为前提，发展越快速，对秩序的要求就越高，而越是现代社会，对秩序的维持也越依赖于发展；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互对立的，即发展本身是对既有秩序的改变，越是快速的发展对社会秩序的改变越是频繁和剧烈，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

转型悖论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该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表现，是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的阵痛。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历的转型阵痛更大。因为当年西方国家经历在“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全球还是殖民主义时代，转型阵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通过向殖民地转移而得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时候，全球秩序已经发生深刻改变，转型阵痛，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只能自己内部消化。

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临转型悖论的考验，但转型悖论并不一定会转化为转型困境，只有应对失当的时候，转型悖论才会演变为转型困境。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转型困境。

对中国而言，由转型悖论陷入转型困境的风险也存在，因为中国是一个着力并且成功推进赶超型现代化的国家，发展和秩序之间的张力非常突出。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型悖论，即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矛盾，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制约和衍生着其他矛盾。

调整阶层结构，做大做强中产阶层

既然中等收入陷阱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是调整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治理的问题，那么，这又从哪里抓起呢？我认为，关键是调整阶层结构，特别是要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社会整合能力，都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另外，中产阶层的社会组织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也有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引起的社会分裂和冲突。从党的十六大开始，中央就一直明确地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基本政策，道理就在这里。

从今后来说，我们需要摆脱单纯经济学和经济治理的应对模式，而从社会学和社会治理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中等收入群体”。其中的要害，是绝不能把“中等收入群体”只看成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只看成一种经济现象。要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为一个兼有社会地位和集体意识的“中产阶层”的必然性。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因应这种趋势，全面理解其特征、性质和诉求，及时做好政策和体制机制的调整。

当前我们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政策上如何看待“中等收入群体”，需要很好地把握中产阶层的特征和诉求。

就诉求而言，中产阶层比较追求有品位、有情调、比较安稳和受人尊重的生活。因此，要重视照顾“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提升他们的收入，而对他们的诉求尊重不够，效果会适得其反。

总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中等收入陷阱，着力点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治理上。光做大做强“中等收入群体”是不够的，还要通过社会治理，将有实力、有能量、有期望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有权利、有体面的“中产阶层”，最后他们才能成为有担当、有作为、有创意的“中坚力量”，达到中产阶层所应起到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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