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5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中低收入阶层消费增长与国内经济大循环”,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出席会议并发表评论。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供给侧改革理论实践分析
今天听了各位地方政府、一线企业以及专家学者的发言收获很大。经济形势分析和经济政策研究需要倾听一线的声音,需要有新的方法更加及时把握经济动态及微观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最近在深圳做了一些调研,跑了一些企业,对未来我国经济走向内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向循环的格局,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供讨论。我很赞同各位专家的意见,经济内循环要高度关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消费决定于收入,当收入分配比例和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时,我们又可以抽象为一国的消费水平决定于就业水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国内循环为主含义应当是,从商品市场平衡将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市场需求。与之对应的概念和量化指标应当是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会进一步下降。由此导出的问题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产业链的特征及影响。
一是中美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趋势比较。1980年以来,中美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大致为,1980年,中美均20%左右,我国略高点为22%;美国略低一点为17%。2000年,我国上升为38%;美国上升为20%。2006年我国达到64%的最高值;美国的最高值则是2011年的24.2%。2019年我国下降到31.9%,美国下降到19.7%。从比较中可以看到,第一,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8年开始持续下落,与美国表现出了同样的收敛趋势。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下降的变化相对于我国要平缓得多。第二、中美对外贸易依存度先升后降是产业链动态重构的表现。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2%上升60%以上时,我国产业链的主要特征是在国内产业链之外,并行着一个以三来一补为代表,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品生产的国际循环产业链。此后的迅速下降表现出,我国产业链特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与国际两条产业链出现了内在的整合与衔接。第二,过去40年,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就是提高了七个百分点,而后缓缓下落了五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美国的约1.5倍,从长期看,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当还会有所下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
二是在对外开放与双向循环中,商品贸易循环只是一部分,未来的全球化,科技、金融及人才流动的重要性应当会超过商品贸易。美国的综合对外开放程度应当高于我国,但透过对外贸易依存度数据,我们可看到美国商品市场循环则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这里提出来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美国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国内商品市场,是怎么产生的?合理的答案应当是,美国是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城市之间的贸易量比我国要大得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国国内市场规模要小,或者说,城市之间贸易水平低。城市之间贸易不多更主要依赖与外部世界的贸易。
三是产品多样性与国内市场产业链问题。告别计划经济之后,随着市场机制的活跃,我国商品生产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是,告别了短缺经济。我国制造业市场供给能力大大提高与新产品层出不穷,消费品领域尤其突出,从款式、外观、功能实现了多样化。不过客观评价,我们目前是实现了简单产品的生产多样化,这表现为出口部门进口原材料和装备,生产多样化的日用和耐用消费品,尽管包括了若干高端产品,但对国内产业链的需求还是比较短的。多数城市集中于大宗多样化的简单产品出口,在国内市场上就会表现为城市之间贸易水平低。从长期看,我们经济增长中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若进一步下落,就需要形成更大的国内市场替代,才有可能形成以国内市场循环为主的格局。
四是国内循环为主的市场应当是包括了消费、资本品以及中间产品市场在内的市场。消费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有效地带动原材料和生产装备的产业链增长,对国内循环的影响就是有限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消费品供给更多依赖于国际市场生产,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则更多依赖国内循环。从最终产品的消费与积累结构看,一般规律是消费占比高。近年来,我国消费在最终产品分配中的占比在缓慢提高,未来会更高,但这不意味着,提高消费,增加消费品生产是国内商品市场循环的主体。这是因为,消费品生产,依赖大量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装备。一个依赖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装备生产消费品的经济体,不大可能构成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商品市场循环。从此意义上说,提高消费水平和扩大消费品市场不足以实现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两个循环。要形成中国巨大市场的规模效应优势,需要改变目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原材料、中间产品和装备生产消费品出口的对外贸易方式,形成消费品生产与资本品两大产业集群的互动,延长国内产业链,更具体地说是形成细分化的复杂产业分工体系。
五是从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揭示了分工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后杨格有关分工一般决定于分工的理论扩展,明确了分工不是受市场局限而是市场扩大的条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有关创新的研究中发现,中间产品生产领域的专业化细分会推动创新,创新又会推动更加细密的分工。伊达尔戈和豪斯曼进一步发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化表现为,第一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可替代性较高、收益低的大宗简单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可替代性低、收益高的批量不大但价值含量高的复杂产品;第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增强。第三是发达国家产业既是多样化的又是投入产出联系非常密切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多样化的,但往往是缺乏深入的细分化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他们的研究截止时间是2005年,其中,我国产业的多样性位居前列,但是国内链条很短,在深度产业联系方面,则仅居51位,而日本的多样化与细分专业化是密不可分的。
六是谈一些从理论到现实的调研感受。一是深圳的手表业;二是深圳的模具业;三是深圳的显示行业。
首先,在深圳手表业产业园区调研中,得到的最大的感受是,中国是手表生产大国,深圳已经是国际性手表生产大市。深圳品牌手表十几年前,参加巴塞尔国际手表展只能在展厅之外,现在已经进入了国际手表的主展厅参展,从设计到机械表非机芯加工方面都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我国中高端手表的机芯仍然主要采用日本和瑞士机芯。相对于瑞士,日本企业主要是提供中档机芯。在之前的印象中,瑞士手表业是工匠精神的集中展现。在调研中发现,这只是有关瑞士手表业的不完整且有误导性的概括。瑞士机械表的机芯主要由手工装配,这是工匠精神。但作为当今全球最高端、最复杂机械机芯设计制造,是高度科学化、精密工业化以及复杂材料科学的集合体,从仿真学设计到润滑油及电镀加工集成了复杂科学工业技术。瑞士机械机芯中现在可以集合上千个零部件,以下图中可见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只有不到小指甲大的机芯中集合如此多的零部件,对精密加工的要求之高是可以想象的。
其中的机芯中决定走时准确性的游丝长度在0.8-2米之间,人的肉眼几乎是难以分辨。在很长时间里,对于瑞士名列世界创新性国家排名之道都难以理解。而今始知瑞士理当排名第一。瑞士不仅有高精密加工能力,而且具备世界一流高精密加工装备的设计与能力,做到了从一个细分化产品向周边相关领域不断拓展的全产业链创新。
苏颂(1087)发明水运仪象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传动的计时器。工业革命后,古代中国需要进口欧洲各种计时器。五十年代,我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机械表生产体系。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中高端机械机芯还需要进口。值得反思的是,手表业似乎并不是前沿产业,却蕴含着当今最复杂的分工、最复杂的设计、最复杂的科学、最复杂的材料。我国中高端机械手表的机芯为何要进口?因为没有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可以形成如此复杂的的产业配套。我们城市忙着简单产品出口,这是实地考察得到的第一个启发。
第二个启发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企业可以转换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后,我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防护口罩的生产国。但口罩生产已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调研中,看到一家中小专业化模具厂在大规模生产防护口罩的核心材料熔喷布,在我国防护口罩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时候,还能盈利,预估全年可盈利1500万。有些惊讶,仔细询问后得知,企业不大,但是突破了核心技术。溶喷布化学原料产自韩国,经高温且近于雾化喷出后冷凝成溶喷布,然后进入口罩生产环节。过去生产熔喷布需要进口德国装备。其中的关键是精密加工而成的溶喷模头,喷孔直径0.25毫米,间距0.5毫米,每一孔要穿透15厘米特种钢材,形成3000个喷孔均匀排列。全生产线价格需要2000万人民币以上,具备了精密加工的模头后,在国内采购组装整条生产线价格为300万人民币。精密加工能力的提高,使简单如口罩类的产品明显拉长了国内细分工产业链。目前,生产模头需要的具备高速钻头和高精密以及超高速的加工设备,还是依赖于进口。
第三个启发是,国内有效分工可以形成创新的产业。深圳柔宇科技公司是全球首家可以生产0.01毫米的柔性显示屏创新企业,也是国内最早量产类八代线的柔性显示屏的高科技企业,未来十年柔性显示将替代现有显示技术,预计形成全球3000亿美元产业规模。柔性显示屏生产与精细化工产业水平密切相关,目前主要是与江苏和浙江进行产业链分工合作。与此同时,柔性显示屏需要高水平的电子零部件配套能力,主要是与包括深圳在内的诸多珠三角城市的企业分工合作。这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细分专业化的案例。
最后,对以上分析做个总结并得出相关的政策性结论。以内循环为主的含义,不仅是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将出口受限的大宗简单化的消费品生产转为国内消费,也包括建立细分化的分工产业链,使我们整体的工业水平走向复杂产品生产和创新。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四十年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利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体系,在垂直分工的国际贸易体系里,生产中低端产品的格局。实现两个循环需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以深刻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坚决禁止隔断市场、封闭发展的地方政府行为,彻底废除各城市普遍存在的若隐若现地方产业保护政策。同时,以细分化的产业分工生产,改变传统的大宗简单商品出口体系,代之以替代弹性性低,创新含量高复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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