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时代的边界：策略、逻辑和流动许可性等级

原标题：新冠疫情时代的边界：策略、逻辑和流动许可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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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通过境内及境外边界线和边界管理举措，对移民和外国人给予选择性接纳或选择性排斥。在新冠疫情时期，这类事关边界和移民的做法照旧存在，甚至逐渐升级。一方面，旅行封锁使现有的外部边界变厚，阻止了内向和外向流动；以“健康主权”（health security）的名义，新的内部和外部边界不断涌现，进一步扭曲和复杂化了现有的流动结构和分层。另一方面，为了兼顾防疫和经济复苏，部分国家推出了新的边界策略，建立了“旅行气泡”（travel bubbles）、绿色通道及快速通道等特殊旅行安排，以激活特定人群的流动性——这些人被认为具有流动资格、有权在疫情时代跨过边界。

世界各国试图利用这些新的紧急边界和边界策略来管控病毒的传播并抑制其副作用。然而，这些策略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谁应该受到国家权力之保护，谁应该被拒之门外，谁在何时何地应该被允许进入或离开（Ferhani & Rushton，2020；Laocharoenwong，2020）。在本文中，我将着力论述两个论点。首先，新冠疫情揭示了现存边界逻辑的不平等性质。其次，随着“健康主权”与流动人口治理的交织，新的流动许可性等级（new hierarchies of mobility deservingness）将会被生产出来，而这些等级具有值得关注的政治和伦理内涵。

2021年2月19日，墨西哥提华纳El Chaparral边境的中美洲移民。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已经在提华纳等地等待了数月甚至数年，以便获准进入美国。

边界：从线性存在到新的时空

只要说到边界，人们的思绪就可能直接跳转到一些线性隐喻，譬如边界、边界墙、地界、隔墙以及关卡。无论我们使用哪类喻体（Palmer，2020，177-179），边界的重要之处主要在于它们能有效地执行选择性隔离分割的功能。而执行这些功能的标准，如接纳或排斥、准入或不准入、许可或限制，大多都基于一套选择性的要求。另外，这些选择性的标准可能会因为情况和时间的变化而转变。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各国早以善于利用边界和边界策略来选择性地接纳或排斥某些群体，或划分某些经济或政治群体（Mezzadra & Neilson，2013；Newman，2016）。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例子，让我们体察边界已经成为一种空间实存（borders as spaces），而不再仅仅是线性隐喻。譬如，“旅行气泡”（也被称为“旅行走廊”或“新冠走廊”）不断涌现，成为疫情时代为流动保驾护航的新通道。从出发到目的地，这些通道内的旅程在理论上是“密封”的。在此基础上，“绿色通道”、“快速通道”和“快速入境”等基于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旅行安排也开始不断增多。

这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边界不再是一条线，而是成为由特定时间性形塑的空间（the border becomes a space tied to a specific temporality）。旅行气泡和通道都具有特定的时空性，而这种时空性的生成建基于相关当局的协议和共识。当人们穿行在这些“边界化”的空间中时，他们的行动有着不同的速度和粘性。一部分人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少的精力和更少的额外财务或机会成本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但另外一部分人的流动速度却大大降低：他们可能历经多次启程和逼停，其中一些人的旅程甚至被完全禁止。总之，随着边界从一条线转变为一个新的时空，旅行、移民和流动性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20年12月24日，英国多佛港，大批卡车司机开着卡车在公路上滞留等待做检测过境。圣诞节在即 大批车辆滞留英法边境等待回家。

边界转移：持久的不公正和新的流动许可性等级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冠时代的边界和边界策略，我想进一步与《边界转移》（The Shifting Border）（Ayelet Shachar，2020b）一书进行对话。Shachar在书中试图论证，边界不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逐渐成为阻挠流动性的因素，昭示着一种漂泊不定的司法空白”（p． 4）。既然边界不再具有固定的地域性，它就必然相应获得了空间灵活性。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其自身新获得的流动性，不断转移的边界即可被灵活使用，在不同时间达到不同的目的。因此，边界成为了一种方法（Mezzadra & Neilson，2013），成为一种根据需要灵活处理接纳或排斥实践的具体运作机制。

在新冠疫情时代，灵活的边界为民族国家赋予了隔离或阻挡潜在风险的能力，并使它们得以保护那些被认为值得保护的人。但是，正如Ann Stoler 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事实上很难确认和评估，到底什么人和事物必须被挡在外部，什么人和事物必须留在内部。如果从这个视角出发，那么人们常常会发现‘内部敌人’是潜藏且遍在的”（2016：121）。事实上，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个普世的答案，来回答诸如“谁能进入、谁能走出、谁应被救援”这样的问题（Ferhani & Rushton，2020：461-462）。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对“潜在敌人”的恐慌弥漫于不断增强的健康和流动监测，这些恐慌也在封城时期造就了更加有选择性的流动性/非流动性（selective im/mobilities）。

正是在这里，新冠疫情暴露了长久以来持续存在的社会不公正。这些不公正建基于既有的种族、阶级等不平等结构之上，并且以不均衡的方式改写着不同人群的生活。那些在疫情之前就被边缘化了的人群——比如“流动人口”、难民等等——现在更加容易被界定为“敌人”。他们被隔离、留置、困居、要求等待乃至最终遣返。与之相反，那些不被视为“敌人”的人群则依然享有流动的自由，被允许跨越内部和外部边界，因为他们不被视为（健康）安全威胁。

无论这些做法背后的理据是什么（哪怕包括正当的公共卫生考虑），持续变化的边界都会转化为物质性的暴力，使人们陷入（非）流动性政治空间中涌现的新型权力关系之中（Shachar，2020b：6；亦可参见Shachar，2020a）。随着健康主权与流动性的治理交织在一起，我们将看到新的流动许可性等级逐渐浮现（这个词受到了Ormond & Nah，2020所述的“hierarchies of healthcare deservingness”概念的启发）。

那些被界定为“适合旅行”的人将被允许流动，因为他们获得了官方认证的新身份：值得进行流动且不会造成风险。这些人也将因此能够获取和积累自己的流动性资本（mobility capital），并有望在日后将这些流动性资本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本。这一现象反过来则会加剧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因为流动许可性等级这一新的不平等结构常常与现实中既有的种族、阶级、身份等不平等结构重叠和交织在一起。

2021年2月25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部分移民被美国边境巡警释放，他们在美墨边境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结论

在诸如当前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关键历史时刻，危机和不确定性常常引致国家采取措施，强化“已然高度分异的社会保障局面”（highly variegated terrain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vulnerability）（Sheller，2018：xi）。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保护变得越来越有选择性，非保护或者更加赤裸的遗弃逐渐扩展并落到更多的人群和个体头上。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对权利和特权的安排享有高度的裁量权（Koh，2020）。个体的的地位、权利和获得特权的机会事实上受制于不断变迁的情境，尤其是在这些情境之中由国家设定且不断转变的优先事项（shifting state priorities）（Shachar，2020a）。我们没法把这些地位、权利或特权视作理所当然。

这一事实对于当下那些相对享有特权的群体同样适用。不管你是公民、永久居民还是被优待的移民，大家身份和地位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与那些处在相对贫困状态的人（比如所谓“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别无二致。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边界已经不再是一条线，而成为一个流动的时空。随着边界的转移、渐变或突变，我们甚至可能会在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强行安置在一些让我们避之不及的范畴之中。

流动许可性等级的显现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和伦理挑战。一直以来，迁徙和流动是人们实现抱负、推进阶层流动或者摆脱困局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流动性还关联着对居留权和公民身份的获取，从而以此为中介影响到流动者的后代。因此，流动性问题所指涉的不仅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公平和正义，还包括代际和未来的公平与正义。流动许可性等级问题因此成为一个需要我们在政治和伦理的意义上不断反思、批判和论争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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