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 工作的摧毁者or创造者？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约为28.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9.0%。其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37.8%、19.5%和8.2%。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据埃森哲咨询公司报告分析，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即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问题。据Forrester Research研究公司称，亚马逊每个全职员工能产生的销售额超过60万美元， 是零售业均值的3倍。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警惕“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因此，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必然会带来失业问题。在国内，发改委也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电子商务发展，导致线下门店关闭，影响了就业。还有很多自媒体也曾引用一些未经证实的材料或者数据，批评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失业问题。我们认为，以上观点失之偏颇，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十九大报告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要“坚持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要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稳就业，不但解决了失业家庭或者失业人员的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提振了全社会的信心，实现了失业人员由社会资源消耗的一张嘴向社会建设的一双手转变，扩大了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为社会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5.2%。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巨大冲击下能够保持就业大局稳定，尤为难能可贵。并明确2021年就业的目标：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在实现2020年的就业成就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数字经济产生了大量直接就业。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首先会产生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

例如，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就业岗位达到1220万个，同比增长9.4%，产业数字化部分就业岗位达到1.78亿个，同比增长11.6%。

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显示，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5125.65万人，同比增长8.29%。其中，电子商务直接吸纳就业和创业人数达3115.08万人，电子商务带动信息技术、相关服务及支撑行业从业人数达2010.57万人。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就业总人数保持下降趋势，我国数字经济就业人数保持高速增长，稳定就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国外，数字经济对就业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Moretti， E．（2012）指出，在2001-2011年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增长了634%，是同一时期在其他国家/地区经济总体工作岗位数量增长率的200倍以上。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计，仅互联网部门就构成了2004-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数字经济降低就业门槛，从而产生了大量“引致（Derived）就业”（是因为使用数字技术而产生的一些新就业，这些就业与原有的产业之间并非上下游关系）。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代表的新基建，显著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企业乃至个人无需花钱购置昂贵的ICT设备，就可以直接在云端实现自己的创意和应用。对初创企业而言，可以直接利用云计算资源，实践其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从而促进了就业。尤其是对很多交通等硬基础设施不太好的地区而言，数字技术跨越时空的特点，为欠发达地区居民灵活就业创造了极便利的条件，居民可以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自主就业、灵活就业、多重就业，方便、迅速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数字平台利用其就业灵活、成本小的网络零售业吸引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返乡创业青年、退伍军人、城乡残疾人等进行自主就业、创业。例如，农业农村部的一项统计表明，各类返乡创业人员已达700万，在返乡人员创办的企业中，80%以上都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项目，54%都运用了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数字经济还催生了很多新就业门类。例如，互联网营销师、团购团长等，都是在数字经济业态创新情况下催生的新业态。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大批服饰美妆品牌导购、社区拼团团长利用微信小程序、社群、直播等工具，不仅提升了和顾客沟通的时长和质量，还利用线上工具促成更高的交易转化，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行业趋势。

又如，随着微信等即时通信的发展，与之相关的表情包设计师、红包封面设计师等新的职业，带动了大批量的创业型就业。又如，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已标注的数据需求快速增长，这产生了一个新的职业——数据标注师。行业需求极大、入场门槛低，整个市场大大小小共上千家企业和作坊，规模不一，依然无法满足产业需求；从业人员入职门槛低、需求数众多，带动了大量农村和小城镇的就业，数据标注企业因此被称为新时代的“数字富士康”。

基于我国各城市年度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云计算的消费和普及度对服务业的就业提升效应较为显著：采购云计算服务的消费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增加0.009%。也就是说，未来5年，云计算在中国将至少带来30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

数字经济产生的职业一般都有较高的收入，这会产生极大的就业带动作用。Moretti， E．（2012）的研究表明，对于一个城市中每增加一个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高科技职位，最终都会在该城市的高科技部门之外创造五个工作岗位，包括技术性职业（律师、教师、护士）和非技术性职业（服务员、美发师、木匠）。例如，旧金山的Twitter每新聘一位软件设计师，就会在城市社区中产生诸如咖啡师、私人教练、医生和出租车司机等5个新的职位空缺。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在库比蒂诺（Cupertino）拥有12000名员工。但是，通过乘数效应，该公司在整个大都市地区创造了60000多个额外服务工作岗位，其中36000个非技术人员和24000个技术人员。相比之下，在美国，每增加一个制造业的岗位，仅能增加1.6个带动就业。正因为数字经济的就业具有巨大的就业带动效应，所以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摧毁效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与机器人共舞》，约翰·马尔科夫 著，郭雪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数字经济还带来了大量就业新形态。由于平台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产生了大量通过平台市场而形成的服务交易（OECD称之为the “x”-economy，即“x”经济），在这些交易中，个人直接与个人或公司进行交易，从而产生了基于平台的新就业形态。这些就业形态不但降低直接向最终客户销售产品或服务的准入门槛，能够实现诸如交通、配送、跑腿等本地服务，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能够实现远程就业。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19）指出，Upwork、 zbj.com和其他自由职业者的就业平台，使远程就业成为可能，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熟练劳动力从发达国家获得工作。Upwork已将印度和菲律宾列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劳动力来源。在我国，基于平台的就业在近年也快速增长。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表明，共享经济参与者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31万人，同比增长约1.3%。

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就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一个典型的应用是远程办公以及远程工作的兴起。远程办公在国外兴起于1979年，其时，IBM为缓解总部主机拥堵问题，将终端机安到了五位员工家里，这一模式成为了远程办公的鼻祖。之后，远程办公模式在国外各大企业之间均有所渗透。到2009年时，IBM约有154400名员工实现了“在家”远程办公。

据估计，国外发达国家远程办公的渗透率约20%，而我国仅为2%。在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中，远程办公在我国得到了普及。WeWork委托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The EIU）完成的《以灵活应万变：未来的工作方式》报告，基于2020年3月和4月对大中华地区315名高管的调研，大约半数的公司领导者（49%）认为，刚性的劳动力结构阻碍了企业战略的实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多数受访公司（77%）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使用临时员工或短期合约员工。几乎同等比例的公司表示将进行某种形式的组织重组以及办公室地点调整。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公司（76%）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利用云计算和移动技术等实施居家办公和移动办公制度。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消费者能够面对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促进消费，从而促进了生产和就业。以电子商务为例，由于电商平台有着极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在进行购物时，会产生一些非意向性的购买，从而促进消费。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19年12月开展了网购用户专项调查，调查表明，2019年北京市网购用户网购替代率为84.5%，也就是说，通过网购，刺激了15.5%的新增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网购替代率在不同的产品之间有着显著差异，数码产品、书报杂志音像制品和家政家教保姆等，网购替代率分别为79.3%、78.4%和72.3%。显然，通过增加消费，也有利于增加就业。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而言，其替代率更低。笔者通过对直播用户的调研发现，直播间购物的替代率只有50%-70%，也就是说，直播电商中有30%-50%的购买是因为直播而刺激产生的。

应该看到，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传统行业将受到影响，许多劳动者将面临临时性或结构性失业。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数字技术的影响，到2030年，将有7500万至3.75亿工人（全球劳动力的3%-14%）将需要转换职业类别。

就业结构的变化，要求各国政府、大学、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努力，推动针对其数字技能进行系统的持续教育计划。除了政府加大高等教育和终身学习计划的投资、大学教育持续改进其教育模式之外，也必须推动数字经济平台和政府、教育机构共同合作，以发挥数字平台用户、技术、数据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教育培训的效率和针对性。尤其是对偏远地区、农村地区人员的数字技能培训方面，数字平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据腾讯课堂联合艾瑞咨询发布《中国综合性终身教育平台用户大数据报告——腾讯课堂数据篇》显示，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意识的加强，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居民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非常强烈。在2020年双11期间，三四线城市学员在腾讯课堂的学习人均时长创下了全年的最高峰值。同时，“小镇青年”贡献了职业考证课程50%的销量，更大量囤购电商运营、汽修类等课程。例如，农村网瘾少年鄢庆新平时喜欢打游戏，一次机缘巧合在腾讯课堂看到了3D模型公开课，经过3个小时的体验和学习后他觉得很有收获，报名了系列课程。在线上学习6个月后，成长成为了一名游戏设计师。

综上所述，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在总量上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要发挥数字平台的优势，推动全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以减小结构性转换给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李勇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编著的作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与伦理的冲突与融合》、《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70年》、《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系列、《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报告》系列等。）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融道中国”，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