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猪国外来：国内育种体系仍待完善

种猪国外来：国内育种体系仍待完善

本报记者/蒋政/北京报道

近日，一批批种猪正乘坐专机从国外引进。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20年，从国外引种的数量超过2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表示，这一数字远超往年。在此之前的10年间，国外引种数量每年在1万头左右。

不可否认的是，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的生猪行业，更加追求养殖效率。多家生猪育种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生长速度、产仔数、瘦肉率等是考量种猪优异与否的关键指标，国外品种和国外种猪相对存有优势。而因育种起步较晚，以及育种的投资回报周期漫长，且投入较大，国内尚未形成完善的育种体系和模式，生猪种猪育种工作依然路途漫漫。

种猪坐包机来

据了解，近日不断有种猪乘坐包机从国外进入中国。

3月14日，985头来自美国的种猪落地四川。这是正邦集团宜宾广联养殖有限公司计划引进的2400头美系原种猪中的第一批次。同一天，1200头来自丹麦的种猪落地安徽，尚有1200头种猪在3月16日降落。此为安徽省内规模最大的单批进口种猪。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在2020年，从国外引种的数量超过2万头。

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育种总监赵云翔对记者表示，非洲猪瘟暴发以来，国内种猪场供种能力受到影响，尤其是部分优秀种猪场种猪资源流失，导致国内种猪数量上短缺，而质量上又有所下滑。

“从国外引种纯种猪费用一头在2万~3万元之间，包括包机等费用。国内纯种种猪的平均价格在1万元左右，有资质的生猪养殖企业会选择从国外引种。”赵云翔说。

超2万头的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往年数值。王立贤表示，在2020年的前10年，每年从国外引种的数量在9000头左右。据赵云翔了解，国内引种数量剧增，使得很多国外种猪场的种猪都被买入国内，因此这些种猪在质量上也并非都是最上乘的。

实际上，国外种猪受到推崇并不难理解。大好河山猪业有限公司育种部相关负责人魏霞提到，国外品种主要注重生产效率，产仔数高，生长速度快，屠宰率高。从产业端来说，大部分国内土猪的生产效率低，生长速度缓慢，背膘厚，产仔数低。“从品种上讲，国外引种的种猪主要包括大白猪、长白猪、杜洛克以及皮特兰等。”

这并不等于本土猪的品种不好。赵云翔向记者举例到，中国的梅山猪，产仔数量高，但是它长得慢。有很多地方的猪，肉质鲜美，适合做高端的肉制品。整体来看，本土猪的综合生产效率相对低一些。

对于规模化经营的生猪行业来说，生产效率更高的国外品种自然成为最优选择。长此以往，本土猪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小。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外界对此事也多次关注，甚至有“本土猪灭绝问题”的提法。

上述多位行业人士均向记者表示，目前很多国外种猪品牌，其实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品种，无需因种猪的起源而产生过分解读。

不过，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两会代表提到进口种猪事宜。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说，我国种猪性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不少企业对国外种猪存在依赖性。林印孙表示，“我国种猪业长期存在‘重引种、轻育种’的倾向，导致‘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的恶性循环。”

王立贤认为，我国种猪基本可以做到自给。我国生猪“金字塔”繁育体系中，90%的曾祖代（GGP）和祖代（GP）种猪更新都是靠自主选育。近5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种猪，仅占我国每年15万左右的曾祖代（核心群）种猪更新需要量的10%。即便是在2020年，占比约为15%。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切断国外引种，国内生猪养殖效率的确会受到影响。

魏霞也提到，中国的种猪需求量大，90%为自主选育是没有问题，但核心种源主要还是国外品种，核心选育技术也还需要不断创新。

育种难题

“我国在2000年才开始做种猪登记和遗传评估，该项工作在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差距的确是存在的。”王立贤说。

对于很多生猪养殖龙头企业而言，成立专门的育种公司的历史并不长。3月15日，天邦股份发布公告称，拟成立专门的种猪事业部，由公司副总裁李双斌挂帅；2020年8月31日，新希望发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亿元设立新希望猪育种有限公司；今年初，牧原股份设立8家种猪育种公司，目前正在有序推进。

“在行业里，温氏股份和广西扬翔公司生猪育种工作起步早，早在10年前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而对于大多数养殖企业，并没有能力和持久地去做育种工作。”赵云翔说。

温氏股份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公司从1998年开展种猪育种工作，2002年设立种猪育种公司，2012年成立猪种公司，2020年升格为种猪事业部。仅从丰富种猪遗传素材方面考虑，公司才会从国外引进少量种猪。从2012年以来，公司有3次共计不超过2000头的国外引种行动，主要为长白和大白种猪，国外引种占比很低。

对于养殖企业而言，育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投入回报周期长。“从下决心到育种，前三年几乎是没有效益的，都是投入。”王立贤说，从专业角度讲，种猪从原种场到扩繁场再到商品场，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

而在种猪选种过程中，企业也需承担高额的选育成本。赵云翔举例到，测定100头种公猪，选种只选5头，其余95头种猪就要低价销售。它的销售价格是正常商品猪的70%，每头最高要便宜1500元。这种付出并不是一般的企业能承担的。

“国外有大集团独立选育，如PIC；以政府、协会或机构组织种猪企业进行联合育种的，如丹麦；中国主要是以农业部为首的联合育种模式，育种企业需要有人员配备，配套测定设备，育种管理软件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等。种猪选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确定选育目标一般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看到选育效果。”魏霞说。

温氏股份内部人士提到，当前国内大部分种猪育种企业因短期利益驱动，大量减少种猪的性能测定，降低了种猪选择强度，不利于育种的长期健康发展；国内相对复杂的疫病状况也对育种工作形成较大的挑战；部分先进育种设备设施、试剂、材料、软件系统等还依赖于国外进口。

因此，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希望尽快出台“中国种猪”重大项目研发和推广后补助政策，以“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猪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对核心育种场、保种场提供非瘟防控用地支持，保障祖代种猪场的生物安全和运营能力等。事实上，如果能够掌握自主育种，对于企业的盈利能力有很大影响。

华安证券的一份研报提到，正邦科技2019年的三季度和四季度外购种猪效能差，为了提升种群质量，该公司在2020年第四季度提前淘汰45万头种猪，带来亏损14亿～15亿元。

而牧原股份日前发布的一份澄清公告中提到，在2020年前9个月，该公司商品猪毛利率为58.73%，种猪毛利率高达80.97%。在2019年，公司种猪毛利率分别为 77.57%，远高于商品猪的33.97%。

“从技术上讲，国外的育种技术和手段，国内的专家都已经掌握。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的运营。养猪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希望国家能够给育种工作一些补助。另外就是在市场管理上，建议国家在疫病净化等方面给予支持。”王立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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