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彩礼贷”：性别比不解决 彩礼或其他要价就会存在

原标题：学者谈“彩礼贷”：性别比不解决，彩礼或其他要价就会存在

3月15日，杨华在微信群内看到一则消息，“彩礼贷”三个字迅速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九江银行的宣传海报，宣传语显得格外扎眼：“彩礼开销不用愁，‘贷’来稳稳的幸福。”

“还未大规模传播、发酵时，我就判断这条新闻会引发争议”，杨华说。

九江银行“彩礼贷”宣传海报。

这种判断来自他的职业敏感。作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杨华的日常工作是结合社会学与农村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与治理困境，而天价彩礼，一直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之一，是长期的社会痛点。

过去的十几年里，杨华及其团队辗转中国各地，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在他的观察中，彩礼成为了婚姻的要价形式，这与高性别比有关，不同地区之间彩礼差异明显，除此之外，彩礼也与代际责任、女性地位有关，“背后的伦理问题正在重新构建。”

九江银行致歉声明

3月18日，九江银行就“彩礼贷”一事发表致歉声明。闹剧过后，仍然有许多关于彩礼的疑惑未解：究竟该如何定义彩礼？彩礼是给谁的？为何这些年彩礼越来越高？作为一种民间“传统”，彩礼能延续至今的根基是什么？杨华与我们分享了他调研了解的乡村彩礼机制。

【以下是与杨华的对话】

性别比高导致彩礼成为婚姻“要价”，天价彩礼通常存在于本地婚姻市场

澎湃新闻：九江银行的“彩礼贷”宣传海报引起社会热议，你怎么看？

杨华：一个银行这样去宣传，有撩拨社会痛点的嫌疑，也等于是蹭了农村话题的热度，结婚对于农村来说是很重要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天价彩礼提出了治理要求，所以九江银行这一出确实没必要，一定会引发社会反感。

澎湃新闻：你碰到过通过贷款来凑彩礼钱的案例吗？

杨华：在农村调研中，贷款的情况倒是没遇到过，但确实有这方面的实际需求，他们一定都会向亲戚朋友借钱，因为很少有家庭凑得齐二三十万的彩礼钱。借来之后，可以在未来的几年里用自身劳动力赚钱还债。

澎湃新闻：究竟该如何理解彩礼，它能延续下来的内在根基是什么？

杨华：在过去男女差不多比例的时候，彩礼仅仅是婚姻仪式的一个环节，是一种传统礼俗。但在农村整个男女性别比较高的情况下，彩礼已经成为女方在婚姻市场上的要价形式，也包括物质上的房子、车子等，也就是说，当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稀缺的时候，通过彩礼就使得要价更具合理性。

澎湃新闻：这些年，彩礼的变化是越来越高吗？

杨华：去年7月份我在河南济源农村调查的时候，彩礼数额越来越大，达到十几二十多万。

2014年我们在湖北调研的时候，有一户人家2012、2013年就在村里面建了一栋别墅，非常豪华，交通也便利，条件在当地农村算很好的了，但是到2014年，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八九了，还是娶不到媳妇。

现实情况是，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当地结婚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要去镇里买套房子。他就觉得特别后悔，现在再去买也很难了，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彩礼在那个时候发展得有多快，现在可能又是另一个情形了，甚至市区要有套房子。

杨华团队去年在河南农村访谈。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可能一步没踩对，就要掉队很长时间。

杨华：对，之前在甘肃会宁和山西调研时也有这种情况，结婚的前提除了彩礼之外，女方的要价是还得在县城买个房子。

澎湃新闻：彩礼数额一直在递增，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节点？

杨华：2010年很重要。因为90后进入了婚龄状态，而90后又是性别比最高的一代人，背景是当时计划生育更严格，农村很多地方都是生一胎，（想要男孩），女性就更少了。同时，2010年，还可能有80后甚至70后到90后当中去找女朋友的情况。在全国的婚姻市场中，大家都感觉到男性结婚越来越难，全国婚姻市场的高性别比压力会带动本地婚姻圈中的认知感受，女方认为自己“更值钱”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出现“天价彩礼”？彩礼在不同地区有差异吗，哪些地方盛行“天价彩礼”？

杨华：天价彩礼一定是在那些通婚圈没有被打破的地方，也就是传统的本地婚姻市场。

例如河南、豫东、皖北、甘肃、山东、河北等地，也就是黄淮海平原这个地方，一方面，它的本地通婚圈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被完全打破，双方父母都希望适龄男女能在本地通婚圈中结婚，缺乏选择的余地，本地女孩会比较稀缺。另一方面，本地女孩会流失，比如出去打工、嫁到外地，这也会推动本地通婚圈的彩礼走高。

对于想尽早结婚的适龄男性来说，会用两代人的劳动力来创造比较优势，你要30万彩礼，我给35万，再不行40万。相同区域的彩礼价格一般不会差太大，本地通婚圈是竞争关系，你看我我看你，逐渐往高推。

女方父母的要价也有很多条件，比如女儿长得漂亮、学历高一些、年纪小一点。女方和男方家庭共同推高了本地婚姻市场的要价水平走高。

而广东、广西包括湖南，是在全国市场上结婚，选择余地比较多，压力没那么大，所以这些地方彩礼都是象征性的，或者就没有彩礼。当选择空间和余地较大时，女方的要价能力就比较低了，只能是全国的均价格，可能几万块钱。因为对男方来说，如果你的要价超出了我的预期的话，那么我就再找其他人。

澎湃新闻：所以越贫穷的乡村可能彩礼就会越高，因为女性越稀缺？

杨华：我们中国的结婚叫做“男低女高”，就是男的要找比自己身高、社会地位、工资收入等低一些的女性，女的要找比自己条件好一些的男性。从地域来讲，贫穷地区女性就会梯度流动，“流”到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所以那些较穷的地方想要留住本地女孩，或是想吸引外地女孩过来，就要把自己的比较优势弄得更高，最能体现的就是（本地男方）给更高的彩礼。也就是说，贫穷的男方结婚，要比富裕的家庭做更多的牺牲，要有更强的支付能力，这个我们称为“梯度挤压”。

澎湃新闻：“天价彩礼”有哪些负面影响？

杨华：天价彩礼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对贫困家庭的生活是雪上加霜，成为影响稳定脱贫的因素之一。

同时，结婚彩礼高，也成为诱发婚后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导致一些地方出现闪婚闪离、买卖婚姻及骗婚现象。在民事纠纷里，彩礼纠纷一直占据比较高的比重，所以今年元旦起实施的《民法典》也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女儿对彩礼的索取意愿增强，在农村女性地位提升

澎湃新闻：有一种声音认为，彩礼是把女儿当做商品，依据商品属性来对女性定价，婚姻成了一桩买卖，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杨华：你说的这些，其实农民自身不会这样想，他们在讨论彩礼的时候，想的是谁的女儿要价高就，证明谁的女儿自身条件好，谁就有竞争优势，在亲戚朋友和本地通婚圈中也有面子，并没有把自家女儿当做商品来交易的观念。

其实在我们的调研中，农村里妇女的地位一直都在提高。况且现在农村的婆媳关系是很小心翼翼的，婆婆出了这么多彩礼，花了很大功夫让儿子娶到媳妇，即使媳妇对我再不好也得忍着，不然我一辈子就打水漂了。如果在当地离婚了的话，男的是很难再结婚的，因为没有这么多钱再给一次彩礼，所以农村（年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

澎湃新闻：如果彩礼金额不高，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女性没地位？彩礼金额与女性地位有必然联系吗？

杨华：没有必然联系。在过去，收到20万彩礼的话，女方家庭自己花5万给女儿买嫁妆（过去一般都是通过彩礼来购买嫁妆，用这个彩礼给女儿置办一些东西，被褥箱子之类，变成“压箱钱”），15万留下来给父母和娘家兄弟。

对女儿看重的家庭，一般索要的彩礼就比较少，还要返还很多，自己出很多，（作为嫁妆），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就会很高。

后来，我们在江浙一带调研时发现，彩礼与嫁妆数额基本对等，实质变成了男方、女方两个家庭共同支持一个小家庭。如果是两头婚的话，彩礼、嫁妆，名义上是这样叫，但是在一个平等的前提下协商出来的结果，其实就和我们传统说的彩礼没什么关系了。也没有说女性地位低了，相反在两个孩子中，第二个孩子要跟女方姓。

澎湃新闻：这让我想到关于彩礼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对女方家庭的婚姻补偿，一个是对小夫妻的婚姻资助。

杨华：对女方家庭来说，彩礼过去作为“奶水钱”时是有补偿意义的，因为这个女性到男方家需要干活，等于女方家庭培养了一个劳动力给男方，男方会通过彩礼形式进行补偿。

在10年前或者5年前，女方家庭会留一大部分（彩礼钱）用于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虽然不同的家庭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也就是女方家长掌握着获得的彩礼的支配权。

而现在整个形势在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女性地位提高后，女儿对彩礼的索取意愿越来越强烈，支配权发生了转移，财富从男方父母首先转移到女方父母，再由女方父母转移给女儿或是小家庭，所以关于彩礼背后的整个伦理问题在重新构建，彩礼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意义在逐渐消失。

澎湃新闻：你说的女性地位的提升，是指哪方面？

杨华：女儿和娘家兄弟的地位是平等的。农村社会中，养老的转变之一，就是女儿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娘家父母的赡养上来，所以女儿对于彩礼分配是有索取权利的，娘家父母的财富转移到女儿家来和过去的兄弟分家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与女性地位提升并行的一种现象。

尽管结婚后，女性进入了婆家的社会关系中，但女性媳妇现在还是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和劳动力，用于娘家父母赡养。而以前女性都是作为在婆家的劳动力资源。

澎湃新闻：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性别不完全平等的当下，考虑到女性的生育成本和离婚成本，彩礼是给女儿自身、就是给这个女性在婚姻中的补偿，或相当于一种保险。

杨华：对女儿自己来说，现在多数彩礼是返还给女儿小家的。在农村，都是女性当家管钱，女儿自己不会去说，这个是给自己的保险还是给小家庭的支持，不存在她个人所有与家庭所有之分。万一出了离婚纠纷，我调研时看到的司法判定，这笔彩礼会适当返还男方，返还比例会结合双方婚内付出情况来定。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明显，儿子结婚是父代的“人生任务”

澎湃新闻：最近关于杭州“赘婿热”有很多讨论，赘婿是否与彩礼过高、男方负担不起有关？

杨华：彩礼与赘婿没有直接关系。赘婿主要还是女方家庭有传宗接代的意愿，在孩子姓氏的归属问题需要主动权，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在这个大前提下，男方选择入赘，而过去赘婿的又一般是中西部地区的人，男方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当地的彩礼支付能力普遍不强。他入赘过去，经济上当然会比自己在老家好。

澎湃新闻：中西部贫穷地区的婚龄人口，如果不想入赘又支付不起天价彩礼的话，会不会产生大量的光棍？

杨华：天价彩礼与光棍汉其实没有实际联系，但是有一个共生原因，还是和性别比有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就不存在光棍，40多岁他还可以结婚，找个外地女孩就行，甚至娶一个20多岁的外地女孩都很正常。中西部地区性别比大，女性也会流失一部分，产生光棍，还是与梯度流动有关系。如果再加上代际责任不强，光棍的数量就会很多，甚至整个村10个男子中有3个结婚就不错了。所以说光棍诞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和经济条件不行，另一方面也与代际责任有一定关系，彩礼高的地方光棍汉相对较少。

杨华（右一）在陕西陇县和村民访谈。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为什么彩礼高反而光棍少？与代际责任又有哪些关系？

杨华：彩礼高的话，必须父母跟子代两代人一起努力积累，这样不论是在本地婚姻市场还是在全国市场都有竞争力，这种情况下代际责任就比较强，不太会让儿子光棍。

但在在通婚圈被打破的地方，像南方和西南地区，父代不加入子代婚姻竞争，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父代的人生任务。你到外面找也好，本地找也好，多半靠子代自己奋斗。但这样的话在全国婚姻市场中是竞争不过别人的，毕竟一代人要和人家两代人的劳动力比较，所以当地光棍也会比较多。

另一个观察是，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的现象比较明显，比如2008年在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做调研时，当地农民就会和我说，生两个儿子的话就要哭一场，父母的压力特别大，基本从孩子一出生就要为彩礼钱开始做准备了，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安排相亲，越早越好。作为四五十岁的父母，还可以工作十几二十年来还债，但越晚结婚父母的年龄越大，彩礼水涨船高，对家庭是很不利的。所以一些北方农村地区，像河南、皖北、甘肃等地，结婚年龄普遍偏低。

澎湃新闻：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高额彩礼就意味着代际剥削？

杨华：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彩礼都会转移到小家庭去，变成了财产的提前分配，提前分家。女方在要价时也会根据男方的情况来要价，比如男方有几个兄弟，要价就高一些，因为男方兄弟比较多的话，转移到这个男性的财产就会比较少，等于是通过彩礼来提前分割财产。我们在实际情况中也会遇到夫妻双方共同向父辈索要彩礼的情形。

澎湃新闻：尽管很多城市地区不要求彩礼，但要求房子车子，这和彩礼有什么区别呢？

杨华：在城市里，这是个体习惯。你要房子还是要彩礼，你们两家去协商。比如条件比较好的一方买个房子，或者男女双方一起再奋斗，它不影响其他人的判断。

但是在农村，彩礼属于社会性行为。农村通婚圈内部，它可以形成统一的相互竞争的态势。要价多少，会成为一个标杆。

澎湃新闻：通常把彩礼当做陋习来看，你怎么看？

杨华：说陋习与否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一般不做价值判断，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去研究。在性别比这个前提不解决的时候，彩礼就一定会出现，不是以彩礼的形式出现，就是以其他的要价方式出现。

彩礼也有它存在的某种现实意义，农村男方家庭为了付得起彩礼钱就必须努力去干活赚钱，使农民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劳务机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澎湃新闻：意思是彩礼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倒逼农村劳动力的作用？

杨华：是的。第一会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第二能延长他们的劳动力时间，所以勤劳、能容忍高强度劳作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它（彩礼）确实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是东亚文化当中最好的劳动力了，相比起印度、非洲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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