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复盘（栏目）在华外企受困“封锁”

历史复盘（栏目）在华外企受困“封锁”

文/董志凯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禁运，冻结我国在美一切公私资产，不仅给中国带来损失，也使得当时在大陆的外资企业陷入困境。

对待在华外资：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解放战争局面逐渐明朗，越来越多城市易手，如何对待外国在华企业的问题，摆在新的人民政府面前。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没有急于制定具体的政策和办法，而是用通告和法令的方式，一方面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对外签署的原有条约，另一方面规定保护外国侨民在华的一切合法财产，外国在华企业可在遵守人民政府政策法令下继续经营，并要求各地不擅自决定和发表涉外政策。同时在取消外国在华企业特权的基础上，确定“允许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切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如何对待外国在华企业是一个牵涉多方利益的复杂问题，在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没有专门制定颁布外国在华企业管理法规。但如何对待在华外商，是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贯彻与国民经济恢复的重大问题。

一方面，中央政府按照独立主权国家立场并尊重历史背景，处理在华外商的产权事宜。如1949年12月30日《对青岛军管会关于征用外商油库事电报的批语》指出：“请复以自行解决暂不征用为好。如三个油公司确实有空库，仍以租用为妥。”1950年1月7日《中央处理怡和洋行产权问题的电报》指出：“关于要求收回产权部分，我政府对于占用被敌国没收的同盟国财产，在对日和约未订立以前，应暂缓处理。但亦应着手研究，以备英国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后会提出这类问题，好筹应付之方。”

1949年7月26日《中央关于英国洋行应照章纳税的电报》指出：“太古及怡和两洋行在津使用之码头，自应照章纳税，惟所称一九四三年中英条约究系华北当时伪政府缔结的，还是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缔结的，望调查明白，函告内容，再定最后办法。”

另一方面，针对美国对我国采取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年12月12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提出了七条对策：

一、即令各地停开一切向美日的进口购买证及出口许可证；二、即令贸易部限期退回一切已开美日两国的购买证；三、装运在途之美货，即设法转运远东其他口岸或转售他国；四、向欧洲国家及英镑区之订货，应尽速抢运，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五、在中立国的存款应立即购货运回；六、各地除对外易货贸易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七、今后在国际贸易上一般采用易货办法，凡须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货。尽量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结算差额。

这七条对策的核心是抢购抢运物资回国，以及采取先进后出的易货贸易方式，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少外汇损失。1950年12月15日，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报告，指出：美国在华资产，责成中财委及外交部会同各地财委及外事处，限于本年内进行普查，并由各中央局、分局于1951年1月上旬提出接收方案，报告中央实施。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方针，应以易货及少作为原则。

朝鲜战争前后：时移世易 水来土掩

上述中央指示下发的第二天，美国政府宣布管制我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对这种日益加剧的敌视和侵略行动，中国政府1950年12月28日下达了《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之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中央直属省、市报经政务院财政委员会核准之）。各该财产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应负责保护这些财产，不得加以破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为维持正当业务及个人生活必需的费用，亦需经当地人民政府核准后始得动用，动用数额由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另行规定。

1951年1月4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布《关于美国企业及个人存款申请动支的规定》。该规定对美国侨民之个人存款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者，美国企业存款超过人民币5亿元者，做了动支的具体规定。这都体现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强意志。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央政府曾考虑制定公布一项对待外国在华企业及投资的方针政策，但突如其来的战火打乱了这个设想。1949—1952年，政府工商管理部门仿照国内私营企业登记办法， 对外资企业进行了临时注册登记，赋税亦仿照私营企业，但中央规定：不批准成立新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不得加入工商联，不得购买土地；国营企业亦不得擅自收购外资企业资产；外资企业歇业也须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劳资纠纷按照劳动部门制定的调解程序进行，亦需遵守政府颁布的劳动保护法令；外国在华银行经营范围基本被限于外汇业务。

经过多年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外国在华企业已大为衰落。据统计，当时全国有外资企业1000余家，职工12万人上下，资产估算共5亿多美元。其中属于英资77家，美资20家，法资8家，三国私人在华投资企业的资本占全部在华外资企业资产的97%。这些外资企业以经营贸易为主。1949年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和管理外汇，但允许愿意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业机关设立办事处。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升级，外商企业大都停业或亏损。

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美资产后，我国针锋相对，于12月28日命令管制美国和美资企业在华资产，冻结了美国在华公私存款。根据这一命令，12月30日，军管了美商上海电力公、电话公私，后又管制上海美商115家，其他城市也陆续管制美商。1951年5月15日，中央政府发出《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指示》，征用上海美商电力、电话、德士古、美孚等公司，对较次要的美商实行代管，其余实行管制。1951年4月7日，英国无理劫夺中国内地在香港的15000吨永灏油轮，4月30日中国征用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又征用英商英联、马勒两处船厂，作为有力回击。

随着外资企业在新中国失去特权，本来已经经营不佳，负债严重，欠发工资。朝鲜战争后进一步陷入重重困难。当时，在华最大的英商开滦煤矿总经理逃亡，企业由中国代管。其他较大的英企如颐中烟草公司、中国肥皂公司等，自动将资产转让给中国公司以抵偿负债。这种情况到1953年为最多。那一年，在华外资企业资产指数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0%降到22.3%，其中美国人的资产指数由100%降为2%，英国人的由100%降为21.8%。

事实证明，封锁升级带来的损失是双向的。

本专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著有《应对封锁禁运—新中国历史一幕》，合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1949—1952）。大小标题均为编辑所拟，本版图片选自《中国对外经贸老照片194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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