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经济学家选择自杀
讲述 梁捷
来源 :《别怕,这就是经济学》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过去我读过一篇文章,“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诗人自杀也许还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但是在大众的印象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以长寿而著称的。
比如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得曼,也是94岁;阿罗,96岁;哈耶克,93岁;科斯不得了,活到103岁。经济学简直称得上是长寿学科了。
但是,近期听到的新闻却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哈佛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法希(EmmanuelFarhi)教授自杀去世,年仅41岁。
他并不是个例。去年,经济学界就陆续传出新闻,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杀,然后是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杀。今年前两个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桑德霍尔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杀。而现在,又是宏观经济学家法希自杀。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还听说哈佛的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心脏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一大半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或者已经得到多次诺奖提名了。经济学界可谓损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问,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1.
自杀,不是一个可以扁平化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其实各不相同。
比如魏兹曼是环境经济学家,他很关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导致灾难的影响。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
桑德霍尔姆主要研究博弈论里的一个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论。法希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学科相差很远,所以这些学者的自杀与专业领域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学者想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发论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优秀论文。一般的学者如果无法发表足够多的优质论文,在美国的大学都要面临终身教职的压力。而这些学者,早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世俗标准,个个都称得上是功成名就。
如果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要自杀呢?经济学家以前曾研究过自杀问题。
哈默梅什(Daniel S. Hamermesh)与索丝(Neal M. Soss)两位学者1974年在顶级学报《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一种自杀的经济理论”,对自杀行为构建了一种微观经济模型。
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的高度赞扬并广泛引用。人们开始惊呼,原来经济学连自杀也可以研究,怪不得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这篇文章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再提起。它构建了一个变形的效用函数,然后把自杀行为与经济收入等因素联系起来。
作者最后得到结论,随着预期收入的不断增加,自杀率将会显著下降。这个预测很符合经济学直觉,但并不符合现实数据。富人也自杀,穷人也自杀,自杀的动机与经济收入似乎有关,但比这要更复杂。
后来追随这种思路的研究不多,马里兰大学的马科特(Dave Marcotte)算是其中一个。他找到一类人,就是尝试自杀而不成,最终活下来的人。
他发现,尝试过自杀的人活下来以后,就比那些同等想过自杀而未尝试自杀的收入要高出20%。同时,这些免于一死的人,活下来之后的收入也比自杀前提高了36%。如果自杀可以作为一种经历的话,它有助于人们重新反思生活,并且有效地提高收入。
到今天,似乎很少再有经济学家继续研究这个方向了。
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自杀性爆炸的恐怖主义者,与考试没考好而自杀的中学生,他们的自杀动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能用同样一个效用函数的模型加以解释。
无论是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推测自杀者的动机,还是把自杀作为一种经历,都把自杀这件事给扁平化了。
2.
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什么?
自杀的这些学者们,其实都不见得是书斋里的学者,都有非常多的兼职和社会活动。
就以艾伦·克鲁格为例,他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等几任政府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或者经济顾问这样的职务,而他还热衷于听音乐,参加演唱会。
他实在太忙,过去不可能有时间写通俗的经济学著作。就在去年,他终于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作了第一本科普著作《摇滚吧,经济学》,今年中译本出版。
读过手稿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都在感慨,克鲁格终于愿意写书了。但克鲁格根本没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新书出版前夕自杀了。
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和世俗层面都是成功者。但他们仍然选择了自杀。我相信很多经济学家都读过他们的论文,了解他们的工作,连我都多少读过一些。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远远不够。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据说魏兹曼教授曾经在一年前留下一张纸条,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产出有价值的学术作品。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环境经济学,但是没有颁给魏兹曼。
又有人说,魏兹曼写了一篇论文,发给同事们看,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这些小事当然可能影响魏兹曼的情绪,但是否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引发自杀可能只是很偶然的事。但一般而言,产生自杀这个念头绝不是一天两天。自杀的人,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折磨,可能是数年,数十年。
而且,越是表现出所谓“高功能”的人士,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得积极向上甚至能力远超一般人的人士,如果是抑郁症患者,他们的所经受的痛苦就越严重。
从事过学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学者或者学生中,这样的比例很高很高。豆瓣或其他社交网站上都有一些互助小组,也许给一些深陷科研痛苦的人士一点点安慰。
不同人面对抑郁痛苦有不同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给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有人会说,如果那么痛苦,就不要做科研了。世界那么大,做点其他的不也挺好吗?科研工作太苦太累,对脑力、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考验,而且是终身考验。
比如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一般人能对自己的文章修改几遍。很多作者可能会修改一遍,两遍,我还知道一些名作家拒绝修改自己的文章。
那么现实中经济学家面对的情况呢?如果你要在过得去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一篇文章修改个十遍以上是最起码的;如果你要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那可能得修改三十遍或者更多。
我曾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以后,有些感慨,在朋友圈晒了一下他的修改过程。他把每一版都另存为一个文件,最后修改到90多稿,近100稿,文件夹里就有90多个文件。我估计,最终稿与初稿相比,可能每个字都重写过了吧。
这种学术制度对于写作者、研究者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者,因为无法忍受学术界的这种制度,毅然退出。
有一位同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以前曾是大学教师,现在则是某个大数据公司的高管。他经常在知乎上写文章,也是个网红。
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在知乎上写作,因为读者马上就能看到,并且作出反馈。以前给学术期刊写作,要修改几十稿,前后数年,发表出来其实也没什么读者会看。
所以,这些发表压力一直在折磨着当代学者。想当年,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那个年代,学术规则没有那么明晰,也没有那么死板。
很多学术期刊还很灵活,可以主动掌控学术热点,碰到重要的议题,甚至可以给一些重要文章提供连载的机会。这在今天都绝不可能。而今天顶级学者所要承受的发表压力,也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那时所能相比了。
每一次自杀都是一个绝对的悲剧。我既不想批评死者,也不想简单归罪于这个学术系统、学术体制。
现代学术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以后会慢慢讨论,慢慢批判。而对于悲剧,我建议我们不妨更多地去加以理解,加以同情。
3.
不如诚实地接受对人类复杂性的无知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经济学家是高度理性的,且对于未来有更高的把握,但实际上,经济学家往往需要比其他人面这个世界更多的本质不确定性。
绝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会承认:“我们不会算命,无法预测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于未来并没有肯定性的知识。”
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开玩笑说,“我们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发生的五次经济危机,预测准了九次”,这也是经济学家无奈的自嘲了。
经济学家可以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倒也不是经济学家的脸皮特别厚,而是经济学家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反而是一种诚实的美德。
“准确”这个概念,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有关。
就像气象学家会告诉你,如果研究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大,那么影响天气的因素就越多。各地的温度,湿度,风向,降雨,都会对天气产生复杂影响。
相信你也听说过“蝴蝶效应”这个名词。在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里,任何一点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个世界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
比如每年的台风季虽然都是大致确定的,但是它的强度、路线、破坏程度都不一样,这一切都很难预料。
中国人民已经经历了千百次台风了,几乎每年都要经历,但我们仍然无法预测下一次台风的影响和危害,只能利用我们的经验,尽量让台风的危害降到最小,在台风之后又能尽快地恢复。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最真实、最谦卑的态度。
过去曾有一种批评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即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以经济学的方法来阐释世界——到了今天,这种方法早已过时,今天的经济学家反而希望借鉴各种学科、各种跨学科的方法,来丰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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