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金融科技通过重构银行功能和信用范式 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2020中国金融科技论坛”于9月8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赵建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赵建表示，在金融科技浪潮下，科技作为一种生产力在颠覆式地影响银行，对银行从宏观、微观到纵观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此，赵建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现在处于信用周期的末端，监管部门给房地产设置“三条红线”，所有的信用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国企等准国家信用。赵建说到，这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抵押品，再叠加经济下行，信用周期处于衰退的边缘。

从中观角度看，以产业周期的角度，银行业最近几年利差越来越窄，中小银行热衷于打价格战，价格战白热化是产业周期顶点的表现——当初白电行业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开始主要依靠规模，利差的驱动大部分时间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一些个别银行破产的概率越来越高，很多中小银行处在挣扎的边缘，大多数是僵而不死的，就像所有产业的企业都逃不过周期一样。”

从微观角度看，赵建说到，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在被重构，尤其是在成本函数，物理网点越来越少，“过去建的VIP贵宾室，就像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切诺防线一样，建了八年，结果被不断迭代升级的德国机械化部队绕过去，毫无用处，全都是落后过剩的产能。”另外，赵建认为，目前商业银行的人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很多银行60%以上招聘，专门招科技专业，经济类的越来越少。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在这么大的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西泽投资注册在伦敦，总部在香港，主要做二级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分享的都是自己所在单位的案例，是非常实在的一些东西。我想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以及理论角度，来分享一下我对金融科技与信用体系，与中国银行（维权）业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按照论坛现在的风格，我应该分享一下金融科技在二级市场、在资本市场上的应用。实际上我们也确实看到，最近几年的金融海啸和市场波动，也就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潮汐表，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今年3月份，在疫情冲击下，美股发生了五次熔断历史上的四次，这些只是在短短三周发生，我们也写了一篇报告（《全球金融海啸来临——这一次不一样》《风险避险资产全崩溃的原因——杠杆塌缩与流动性黑洞》），分析了金融科技的量化、、人工智能、被动管理和AI风控，改变了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和风险偏好，整个风险收益的分布结构因金融科技的介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大数据、深度学习、人工智能、量化等金融科技的加持，美国整个投资的60%左右是被动管理，是ETF，是平准基金。当市场开始转向的时候，当这些机器人在金融市场上同时发出止损和平仓指令的时候，金融海啸和金融动荡，一定是指数级的。

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我在银行工作了八年，我认为金融科技在二级市场更多是对赌，它并非不会创造价值，但是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还是银行，还是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国还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模式，金融生态是围绕商业银行这颗大树演化的。在我工作的八年时间里，恰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银行改革，我在好几家银行主导参与过金融科技的战略规划，也亲身体验过“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是怎么从神坛跌落而被妖魔化的。这只用了两年半不到的时间。

我今天将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和大家重新思考——在金融科技浪潮下，科技作为一种生产力是如何颠覆式地影响银行。另外，我更多地想从宏观角度来展开，因为宏观角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处于信用周期的末端，已经没办法再创造高质量的信用。最近监管部门为什么要给房地产设置“”三条红线“”？为什么所有的信用都集中在地方政府、国企等准国家信用？是因为没有合格的抵押品。那么，没有办法创造合格抵押品该怎么办？再叠加经济下行，信用周期处于衰退的边缘。我后面会有切实的案例，给大家看看金融科技是怎么把不能生产信用的动产变成信用的。

从中观，也就是产业周期的角度，银行业最近几年利差越来越窄，中小银行热衷于打价格战，价格战白热化是产业周期顶点的表现——当初白电行业不也是如此？所以，现在商业银行的利润创造，开始主要依靠规模，利差的驱动大部分时间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看到一些个别银行破产的概率越来越高，很多中小银行处在挣扎的边缘，大多数是僵而不死的，就像所有产业的企业都逃不过周期一样。在微观层面，我们后面会有一个介绍，如何重构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尤其是在成本函数，物理网点越来越少，过去建的VIP贵宾室，就像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切诺防线一样，建了八年，结果被不断迭代升级的德国机械化部队绕过去，毫无用处，全都是落后过剩的产能。另外，人力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很多银行，60%以上招聘，专门招科技专业的，经济类的越来越少。因为产品经理也得懂科技，懂怎么写系统需求。所以金融科技，对银行从宏观、微观到纵观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理解银行业变革大的历史背景。一个农业国家，在三个甲子年以前，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发现必须要完成工业化革命，否则就会远远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挨打。但是整整两个甲子年，无论是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都没有完成这个民族使命。真正的完成是改革开放以后，依靠国家+市场的力量，从乡镇企业开始点燃。但是现在，我们处于上一波工业化浪潮结束，新一波还没有完全开启的历史关口，这意味着上一个工业化周期的落后产能，都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称为不良资产的隐患，但是商业银行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新一代工业革命服务，顶替上一轮工业革命的缺口。这就是商业银行现在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是我们的货币化进程，体现在过去是粮票、布票、油票，企业按计划在产业链上分配等，现在是靠货币，靠拨改贷。最近几年的货币化运动是棚改货币化。为什么这几年房价比较贵呢？当然我是研究宏观的，但今天我不多讲，简而言之，原来棚改是分房子，现在分货币，当一个拆迁户突然分到200万，他大概率是立即买房子。所以棚改货币化的购买力形成是脉冲式的，大约4万亿左右的基础货币，这是这几年新一轮房价上涨周期的主要动因。这个不多讲。

我们重点来看这40年中国银行业一直不断变革，所谓的变革一个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我们说制度和组织形态的变革，从1985年银行由过去先是人民银行大一统，后来分离出专业的银行，后来商业化、股份化，真正的商业银行的改革其实远远落后于整个市场经济，我们真正的发展是2000年以后，二十一世纪，九五年有了《银行法》以后，在此基础上政企分离，引进战略投资者，重组上市，开启了中国银行业的黄金发展期。次贷危机又是一个分水岭，以后有一个差异化发展，从原来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到现在的零售之王，尽管感觉上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很多改革还没有触到深层。现在，还在不断提公司治理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组织形态的不断进化，包括成立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这些都是组织形态的进化，制度变迁的成果。

刚才提到的是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也是日新月异。为什么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业利润那么好？众多行业里面，我认为银行业是利用科技线上化改造最好的行业，整个替代率已经超过96%。但是在金融科技的运用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特别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监管周期为什么这么短促，从互联网金融元年到全面整治P2P，只用了三年。

从理论来说，运用官方语言体系，当前银行业面临的问题可能不是科技的问题。每年银行业投入几千亿的IT投资，但是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其实可以做到更好。那么这里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指数级的增长，是遵循摩尔定律的，但是我们银行仍然是依照从公司治理到部门管理所形成的的机关组织那一套，相信这个在银行干过的深有体会。这种科层式结构很难适应金融科技对敏捷型组织的要求，可能更符合去给房地产贷款，给地方平台贷款。商业银行一些商业化的功能开始退化，比如风险管理的功能，越来越多功能开始外包。去年我给一个银行做培训，一家银行的开门红竟然也要外包给第三方了，这意味着功能的全面退化。什么原因呢？可能就是路径依赖的问题。现在主要的客户是地方平台和房地产，但是这些客户怎么做风控？北京某个区的平台贷款该怎么做风险管理，只是把流程合规就行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高层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重塑金融产业链。金融产业基本的“宪法”就是前些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它的本质目的就是引导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层层嵌套，也不是监管的套利。但是同样影响深远的是金融科技，科技赋能金融，令人惊叹的是，它让金融也产生摩尔定律，你会发现余额宝如果当成活期存款的话，招商银行需要22年时间才做5万亿，但是余额宝只用6年时间就达到相同甚至更高的规模。当然，你也许会说它有各种历史条件，也有各种别的成因，因为余额宝是跟利率有关系的。但是金融科技的这种渗透能力，摩尔定律能力和指数增长的能力——这些并不是商业银行线性增长所能具备的逻辑。

我们怎么理解金融科技在微观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呢？我们说金融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微观的概念。在供给侧，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生产函数，每个企业都有生产函数，即投入人、财、物，还有全要素生产率——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商业银行的要素是基础设施，包括网点、系统和人，以及创新能力，当然主要是货币资本。在需求侧，则是各种各样的产品，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需求、中间业务需求等等。在拥抱金融科技的过程中，如何重塑商业银行的产出函数，我认为从根本上是组织创新的问题。在基础设施上，比如商业银行的新基建——更好用的IT系统。商业银行的新基建做的比较好的大行，我认为是建行、工行。但是该怎么把新基建构建的平台IT资本运用好，就考验组织的变革和人力资本的变化。尤其是体制约束的问题，比如现在说要给银行降薪，但这种强制性的降薪会造成大量逆向的人才流失，这是一个逆向的选择，不利于商业银行的人才建设和金融科技含量的提高。

从理论来说，金融科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商业银行资产组合前沿里面那些低风险、低收益的项目，转换成未来代表新兴产业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你会看到，代表未来发展的，代表新经济、新动能、高质量发展的数字经济是处于这个风险-收益区间的。但是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由于各种约束，只能做低风险低收益的政府平台、房地产和国企等项目，这造成了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需要我们金融科技作为基础性力量，特别是强调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的力量。

另外，在信用周期的层面上，金融科技确确实实可以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而不是只能给平台贷款、大国企贷款，我们说这些其实属于国家主权的项目，城投债都是刚性兑付的。造成信用周期结构性衰退的原因之一，是社会越来越缺合格的抵押资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金融科技加持，1，从依靠抵押资产，转向依靠数据资产；2，从主体信用，转向客体信用，我们过去做主体项目是看国企还是民企，现在是看资产的收益率和市场前景；3，从离散风控，到实时风控，以前一个季度做一次贷后报告，现在依靠金融科技每一秒都可以看到企业经营的动态；4，从主观评级，到客观评级，过去这笔贷款能不能通过，都是贷审会投审会，拍脑袋看过不过会，现在有客观分析，消除了内部的人情关系；5，从人海战术，到自动经营，金融科技可以解决人力成本的效率问题。

但是金融科技的最终目的是要要干什么？如何来评价金融科技的投入产出效率？需要进行严格的价值分析，每一个金融科技的动作都要回到ROE，到创造价值，看能不能给股东、银行和社会创造价值。所以我用了杜邦分析方法，时间关系不讲了。

最后分享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关于农村金融方面的。过去银行不敢给养殖农户贷款，为什么？有些农户养的鸡鸭到处跑，很多抵押的家畜都是从别的地方借的，而且贷款后你不知道它怎么处理，会不会跑了别的地方。现在利用“物联网+大数据+远程传输技术”，给鸡鸭牛配置上GPS定位，放上摄像头进行实时跟踪。而且家禽的价格实时变化后，低于抵押要求后，农业企业随时补仓。这样一来，这些原来没法创造信用的东西也创造了信用，创造了货币。这家物联网金融公司，仅一家就帮助银行创造了50亿的贷款，假设有1000家的话，我们可能有几万亿的高质量信用被创造出来，这些都是真实的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而不是仍然集中在房地产中，这就是金融科技对中国银行功能和信用经济的重构，也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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