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对企业和金融业的监管并不是越严越好

9月12日消息，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召开，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共议“国内国际双循环和西部新机遇”。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发表演讲。

谈及监管的理念，李若谷认为，现在对企业和金融业的监管，并不一定是越严越好，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现在的发展水平、人员结构、机构水平等，应该是适度为好。如何在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出平衡，使监督和管理能够既适应风险控制的要求，又促进企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直接切入主题，就是双循环的问题。中央最近提出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循环双轮推动的发展构想。过去两年半，中国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也是提出双循环构想的一个背景。我刚才讲的，我现在实际上对很多实际情况不是特别了解，离开一线很多年，所以我现在主要是提出问题供大家思考，而不是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首先，我们现在提出内循环和我们过去十多年提出的靠内需推动，靠消费拉动增长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没有区别？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消费在中国GDP的比重一直在30—40%之间徘徊，其中有些年份还还有34%、35%左右，去年大概有40%左右。这个增长应该说是比较缓慢的，去年达到40%、41%这个水平是因为消费增加了，还是因为GDP总量下降了？这个也需要我们考虑。一般发达国家的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我查了一下，大概都是50%—70%，高的70%，像美国，低的欧洲国家50%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在50%—60%，包括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都是50%—60%之间，所以中国现在是所有国家中最低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最低的。

要扩大内需，要形成内循环为主，有一个基本问题是不是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发达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查了一下美国4万，欧洲3—4万之间，也就是20—30万人民币。我们国家现在的全国人均的可支配收入是3万多人民币，城镇稍微高一些，4万多，农村只有1.6万多，和西方的差距大概8倍左右，中国的人口是欧洲美国的4倍，所以要达到发达国家或者欧美国家消费在GDP总量中的比例，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要达到他们的1/4就可以实现。如果中国能达到这个水平，我想内需推动增长，消费推动增长，或者内循环推动增长可能就相对容易实现。粗略的估计一下，美国的人均消费大概4万多美元一年，欧洲也差不多，就是3—4万美元。我们现在3—4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20—30万人民币之间，而中国的人均消费是2万多人民币，大概要差10倍—15倍，所以如果除以4就是6万左右，人均收入的水平就要比现在人均收入大概3万多这个水平提高4倍，也就是城镇要达到12万、13万，农村要达到6万、7万的这个水平。实现这个目标，内需和内循环可能就会更容易一些。这也是一个问题。

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收入当然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其他一些收入。增加收入一定要增加就业，一定要增加分配，现在分配占GDP的比例也是不高的。要想提高收入就必须提高效率和效益。我们现在人口量非常大，劳动力也很多，减员增效是一个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增加就业，所以是个矛盾，怎么解决？我觉得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你就业的增加，现在民营企业大概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几，因此你要想增加就业你就要大力的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你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对民营企业发展，当然也是对国营企业，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一个友好型的体制和机制，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形成内循环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需要考虑得问题。

第二类问题，我们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归结为哪些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国内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内部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解决好了发展、稳定、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地修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我们过去40年和国际市场相互融合，充分利用和参与国际市场，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这次机遇。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国际市场，没有利用这个国际市场，我们会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之后，GDP总量从9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19年的100万亿人民币，19年的时间增长了10倍，在没有加入WTO之前，我们的GDP也增长很快，当时的基数比较小，18年3000多亿美元，到2000年，2020年增长到1万多亿，前面是22年和GDP增长了4倍左右，后面是15年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增长了10倍，这也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从一个侧面讲到我们是否能够利用好国际市场，这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回答要不要利用这个国际市场。如果我们需要利用这个国际市场我们可能要考虑国际市场所通行的规则我们要不要遵守，在我们没有发展起来之前，中国实力比较弱的时候，外界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注意力没那么高，现在我们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力非常大，国际市场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对中国的一些做法不会再忽视。这种国际市场现在主要是发达国家在主导，所以我们怎么能和国际市场融合发展利用好，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WTO仲裁机制停摆，WTO总干事提前一年离位，WTO已经不能发挥正常作用。而我们是花了很多年，大概16年才加入了WTO，如果美国执意要废除这个机制，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WTO的改革大家也提了，但是还没有提到正式日程上来，将来改革以后对中国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在加入WTO的20年里享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今后还会不会有，这是我们要考虑得问题。现在我们在进行的中欧投资谈判，全面投资协议的谈判，能不能达成协议？主要困难在哪些方面？如果达不成协议，欧洲有没有可能跟着美国一块对中国采取一些不利的举动？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利用国际市场，以及我们要继续利用国际市场要不要和国际法、国际规则靠拢。

最后我想讲一个关于监管的理念，现在我们对企业，对金融业的监管，我个人以为不是越严越好，监管和管理一定要适应我们现在的发展水平，人员结构、人员水平、机构的水平等等，就是适度为好。过去有一些提法叫“零容忍”，我觉得这个提法是不是需要商榷？要不要学会放水养鱼？现在我们为了生态环境的关系，对捕鱼的网有要求，说网眼不能太小，网眼要比较大，要把中小的鱼漏出去，如果是竭泽而渔，那你明年打什么鱼？如果把小的鱼打上来了明年就没得可打了。所以怎么把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出平衡，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能够使监督和管理既适应风险控制的要求，又能促进企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有一个小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一直到中期，我见了很多美国各个方面的学者、监管人员，一致说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了，所以中国的金融风险是非常大的。但是好像中国剥离了4万多亿不良资产以后，中国的银行业就变成世界十强中的六个，我们国有银行一下就上升速度很快。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风险控制，经常提醒其他国家注重风险问题的国家，为什么战后，甚至10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会发生在华尔街？这个问题我也想提出来。美国对其他国家是一定要强调加强监管的，为什么对自己的监管会有这么大的漏洞？会出这么大的风险？记得我曾经和格林斯潘有过面对面的讨论，当时监管问题我记得非常清楚，格林斯潘的回答是“越少越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监管才能够处理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我想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供大家思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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