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辛丑之年，是中国“例外主义”的转折点吗？

原标题：沈联涛：辛丑之年，是中国“例外主义”的转折点吗？

—摘 要—

不同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贯穿着的零和博弈思维，中国的处世原则是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寻求双赢，发展政策中充满辩证法则。未来几十年，不同世界观的文化都将确立自己独有的“例外主义”。这些多极权力形成的网络，将无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单极范式

文|沈联涛

农历新年是家人团聚、回忆往昔的吉时良日。在这一时刻，中国人会与亲人把酒言欢，一叙过去一年中的别愁离绪，进而畅想来年之美好光景。

揆诸史籍，庚子鼠年常与变乱相联系——1840年鸦片战争，1900年则是义和团运动，1960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这一次也没例外，发生了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等灾异相伴，股市却格外红火，都是新一代财神爷们（即各国央行）制造的过度流动性所致。

“金牛”贺岁之年，“快手”于本月首次公开募股，股价随即暴涨161%。乐观主义者只关心下一个“快手”何时到来；悲观主义者则忧心美中关系会否恶化。2021年会不会成为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之年，中国“例外主义”将代之而起？中国的世界观有何特别之处？

现代中国的形成，脱胎于自17世纪以来与崛起的西方之间波折不断的接触，其间文化的泛化过程建基于重重险阻。第一个千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过去300年间，中国从西方舶来科学技术，以及共产主义。但无论佛教还是共产主义，在其发源地都已风光不再。

然而，最早的那批西方汉学家却注意到了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在其《中国社会文化史》中指出：“中国的基本传统，无论政治、宗教、美学，还是司法，与印度文化、伊斯兰乃至西方基督教世界都判然两途。”例如，哈佛大学的施华慈教授就曾强调指出，“关联宇宙论”（阴-阳）是一种与西方哲学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中国历来有天人合一之说，而剑桥大学的汉学家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则认为，现代科学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孕生，原因之一正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一“有机人文主义”。

无须赘言，现代科学是西方所发明。文艺复兴之前，欧洲思想家们从希腊、阿拉伯和印度有所选择地引入数学、哲学和艺术。科学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弗朗西斯·培根，将英国权势之崛起归因于使用火药、指南针和印刷品，但他也没有意识到这几样其实是中国人的发明。

西方在17世纪通过逻辑或简化主义的方法，探索自然界种种现象的因果，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科学。人与自然可以分开，就像心灵和身体被视为不同的存在。正如《未来的冲击》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思想家伊利亚·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当代西方文明中，发展最精纯的技能之一是‘分解’——每遇问题，都尽其所能地将其分解为最小的分支并予解决。我们擅长此道，但这一方法用得太过纯熟，常忘记了将各个分支恢复原貌。”中国人的思维则甚少选择简化论的路线，他们本能地认为整体不能仅仅看作部分的相加。

中国人的关联式思维有何特异之处？它是有机的、系统的和不确定的，且认可几率、矛盾和悖论，以及不同的时间周期，还有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这与标准的经济分析适成对照，后者关注局部且无视分析对象所处情境（其他条件视为同等重要，时间上普遍适用，分析随机却可预测，很大程度上依赖理性的人作为自由市场中的代表）。

科学史家史蒂芬·图明对科学现代性的问题曾经提出见解，认为西方在17世纪开始青睐建基于理论的方法论，这一方法探求的是普遍适用、永恒有效，且无关乎情境的关于自然的原理。略加延伸，这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科学可以解释、预测和掌控自然。人性的部分则从科学中分离出去，归入艺术，一如善与恶可区别对待。决定论思维要求明确的概念，且须为绝对和客观的。经济学模仿经典物理学的原理，试图以数学模型来对这个世界作出科学解释。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做法存在缺陷——忽略了人与市场的非理性特征。

法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葛兰言认为：“中国人要么迷信，要么务实，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两者得兼的本事，常让西方人望洋兴叹”。（引用自布罗代尔《文明史》中的观点）。中国道家的“关联宇宙论”将生活视为相互作用却互为对立的系统——如男与女、冷与热，彼此间交相为用，却又处于持续的变动和进化中。因此，生活便被视为循环往复或反馈循环——无法用数理方法精确预测其走向。

简言之，中国古代思想本质上具有辩证性，持续探求对立与转化，如祸福相倚，或者败亦可转胜。中国革命者之所以倾心共产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道家一切关联之世界观产生了共鸣。

中国的发展政策中充满辩证法则，例如保持开放的同时又有所保留。又如双循环发展战略，就是同时依赖国内消费，又倚重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动态互动。假使外部环境不再友好，则将内循环置于首位；如果外国竞争者乐于贸易，则可扩大市场并放开更多领域。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贯穿着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主张一种文明得益另一种文明便因之受损。中国的处世原则却是通过“文明间的对话”来寻求双赢，也即竞争者之间达成合作，如同达尔文所说的竞争物种之间的共同进化。

中国的世界观并非西方的唯一竞争对手。放眼未来几十年，随着南亚人口急剧增加到超16亿，印度的世界观也将随之伸张。同样，拥有超过10亿信徒的伊斯兰世界观也将崛起。上述每一股势力都将确立自己独有的“例外主义”。这些多极权力形成的网络，将无可避免地挑战美国的单极范式。

如果您真的想一探中国人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何思考，请读T． L． Tsim的新小说《两岸之间》（Between Two Shores）。这是多年以来，中国作家所作英文政治侦探小说中，我最钟爱的一本。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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