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芯片”改良这十年：一场回锅肉、金华火腿的翻身仗怎么打？

猪“芯片”改良这十年：一场回锅肉、金华火腿的翻身仗怎么打？

张锐

“你看这个字的组成，它上面一个宝盖头，下面是一只猪。我们说，猪粮安天下，你可以这样理解猪的重要性。”袁金锋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家”字拆开写在桌上。他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显示，“十二五”期间，中国生猪存栏量、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猪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维持在64%左右。

袁金锋是广州市艾佩克养殖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佩克”）的总经理。这家公司的中文名来自IPIG的谐音——爱Pig，LOGO是把一只猪上下捧起来。这显然和混迹猪场的养猪人形象是有差距的。但这家公司背后的专家组成员还包括，国家生猪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陈瑶生、国家生猪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加琪以及广东省联合育种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刘小红等。同时，艾佩克作为股东之一，与温氏股份（300498.SZ）、海大集团（002311.SZ）等7家龙头养猪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库（公猪站）。

2020年8月，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库正式投产后在官网公布，公猪站的种公猪均来自全球第二大育种公司TOPIGSNORSVIN，存栏将超过1000头，品种包括杜洛克、长白、大白等（俗称“杜长白”）。

这看起来像中国养猪行业的一个缩影，引入的外种猪占据了中国种猪市场的主流，而要拿到最好的原种猪资源同样受到限制。

2020年9月，新希望（000876.SZ）的董事长刘永好在公开发言中戳破了这个埋藏在养猪行业几十年的规则：猪“芯片”是被卡脖子的。

养猪界的目光都盯着这个公猪站，因为猪企和猪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谷越科技将要做种猪遗传交流共享中心的探索方向是对的，也是在广东这个因改革开放而兴再次敢跑在行业最前面的。

艾佩克总经理袁金锋说，按照生物规律，一头公猪可以服务两百头母猪，国内3500万头母猪，其实就是5万头公猪的问题。然而，引种、选育，但这并不简单。过去这些年，中国一直处于引种、选育、退化、再引种的恶性循环里。

2019年9月，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肉、蛋、奶占有量由约9.1公斤、2.4公斤、1公斤，分别增加到61公斤、22公斤、36.9公斤。农业农村部曾经在2009年印发《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但是参与这项计划的一位专家组成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认为，过去十年，改良计划可以说是失败了。中国养猪场户99%是年出栏不足500头的小散户，自开放引进外种猪后，他们最大的动力就是挣钱，因为相比地方猪，进口猪品种可以“吃的少、长得快，瘦肉多，经济效益战胜了一切”。

“今天表面上我们对于外种猪的依赖，所谓的“卡脖子”，背后还是技术与资金的比拼，这两样我们都没有。”前述专家组成员说。

2021年2月22日，在关于当前我国种业形势以及打好种业翻身仗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回应，中国种业发展情况并不像外界舆论认为的那么严峻。在有没有、保生存的一些品种方面，中国没有问题；但是在好不好方面，有很多品种确实差距很大。

“复活”成华猪：

一盘回锅肉的保种之难

现在，嘉林农场董事长张在林可以把一种四川本地黑猪——成华猪卖到超过40元/斤，尽管它长得慢、肉更肥，看起来不符合传统养猪评价标准里的“经济效益”。而同比之下，截至农业农村部3月3日监测，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38.76元/公斤。

但大约七年前，成华猪濒临灭绝的消息一度引起大众对于中国土猪的危机感。

这件事要回溯到2003年，一场关于四川名菜回锅肉最正宗要用成华猪的讨论。一位参与四川地方猪保种研究工作的学者回忆，当时成华猪在保种场大约只有100头，相比之下，同样来自天府之国的大熊猫都还有一千多只，“其实它还不算惨，至少是在国营的保种场还有100头，只是没有商业化，但要是遇到现在非瘟这样的情况那肯定就完了。”

直至2013年前后，一个普通的养猪户张在林看上了成华猪的价值。“当时老婆家人都不愿意嘛，别个长6个月，成华猪要长差不多一年，饲料、人工成本都翻倍，产子也比进口猪少。”对于养殖户来说，差一头猪就是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张在林还是决定试一试，“我先小养了两年，几头几头的，感觉不错，然后就准备干起来了。”

张在林成立了农家乐嘉林农场，与川内多位保种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育种的问题，“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把它的风味保下来，完全用纯种做商品猪非常难，价格卖不上去，他肯定也要亏本。”

前述参与四川地方猪保种研究工作的学者称，四川的回锅肉讲究肥瘦相间，成华猪它的独到之处，是成华猪的脂肪结构中饱和脂肪酸比较多，而且皮比较厚都是胶原蛋白，炒起来就更糯，但外种猪在这方面的性能并没有优势。保种学者们最后决定，以成华猪为素材，通过杂交育种改良它的一些不好的性能，“比如太肥了就改善瘦肉率，吃得多长得慢就改善饲料报酬，让他的性能能达到综合水平，但同时保留中国土猪的黑色外观和肉质风味。”

“我们当时试了很多种猪和成华猪杂交，包括外种猪，最后终于成功了，就是现在四川很出名的天府黑猪。虽然和广东的壹号土猪比，规模还是有差距，但成华猪算是成功保下来了。”这位学者感叹，但更多的地方猪面临的可能还是灭绝。

“当时很多保种场都没有经济效益，我记得去过一个保种场就夫妻两人在管，破的不成样子，全部猪就只剩下1公7母。”这位学者称，这对他们这些做保种工作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惨了”。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中曾提及被纳入保护区范围的地方猪——荣昌猪。但2021年2月4日，中国农业农村市场信息官方微信发布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运行调控处《我国荣昌猪市场与产业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以散户养殖为主的荣昌猪，重庆存栏量约占全国的80%，从2013年的58万头下降到2019年的16.5万头，降幅达71.6%，其中2017年下降最为明显。母猪存栏则由1999年的25万头，降至2019年年末的1.9万头，不足高峰期的1/10。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发布时，中国已经先后从丹麦、美国、法国等国家引进了大白、长白、杜洛克等世界著名瘦肉型猪品种，并逐渐挤压地方猪的市场。与此同时，参与这项计划的一位专家组成员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这项计划主要针对的也是外种猪，而且《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即将更新2.0版，并且会将地方猪纳入改良计划，成为自主创新育种的重要一项。

庞大而艰难的散户：清拆风暴与非洲猪瘟中赚“快钱”

即便如此，改良计划背后的市场动力可能是苍白的。过去几十年乃至如今，中国人均肉占有量的增长数字背后，供应猪肉消费的大部分是中小养殖散户。

农业农村部在2018年8月曾公布过，中国养猪场户3000万，99%以上是年出栏不足500头的小散户。而根据牧原股份 （002714.SZ）、温氏股份（300498.SZ）等已上市的龙头猪企2020年上半年年度公布的行业统计显示，2018年、2019年生猪出栏量较大的八家上市养殖公司（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粮肉食、大北农和傲农生物）的出栏量，占全国出栏量比例大约是6%-8%。这是中国养猪场户们在经历了环保清拆和非洲猪瘟风暴之后的结果。

农业农村部对中国养殖市场的总结是，市场好的时候容易一窝蜂就上，市场差一点又立刻一哄而散，猪周期动荡、育种技术水平低。为什么外种猪大行其道？对养殖户来说，最直接的就是因为好养、好赚。《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显示，我国生猪面临的生产形势是，生猪综合竞争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养殖成本比美国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欧盟多消耗饲料0.5千克左右，母猪年提供商品猪比国外先进水平少8～10头。

张明富是中国生猪养殖业中一个普通的散户。2018年，他从牧原股份销售渠道购买了近200多头二元种猪（“大长白”纯种之间配种生产原种猪，杂交繁殖生产二元种猪；二元种猪杂交生产商品仔猪；仔猪经育肥后作为商品猪在市场上销售，称为三元猪。）。其中，公猪大约15头，每只售价1万左右，母猪大约100头，每只售价3000元左右。“我们小户通常就在神农、牧原这些大公司手里买，现在我猪场大约有五六百头母猪了，原则上是一年可以出1万头左右。”他说。

“二代杂交可以留种，三代就不行了，性能就差了，比如乳房发育不健全、子宫畸形这些。”张明富说，对养殖户来说，少一头猪就是巨大的损失，外种母猪6个月左右就能长成，母猪一胎能生15个左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这一万头猪能顺利卖上好价钱。

即使混迹猪场，又脏又臭，为了躲避非洲猪瘟与世隔绝，但养猪造富的吸引力还是巨大的。一位养猪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按照以往中国没有非洲猪瘟发生前，一年大约有6亿头猪要出栏，一头猪大约是200斤，按照10元-20/斤的猪价，每年大约是1.2-2万亿的规模。如果加上上下游衍生出来的产业链，大约还有乘以2的价值规模，比如食品加工、饲料产业的带动。“所以，养猪是挣钱的，看富豪榜上有多少养猪背景的，多少大企业要转行卖猪，说明这个行业是有吸引力的。”

2020年，对于中国猪业来说，聚焦在牧原身上的目光比温氏更甚。1月25日，牧原股份公布2020年业绩预告显示，2020年公司销售生猪 1811.5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76.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0亿元–2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1.58%–374.29%。而同时，温氏股份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4.11亿元，同比下降46.94%。

一位上市猪企的管理层人士认为，这其实背后是两家公司模式的考验，牧原的自繁自养体系与温氏的公司+农户体系相比，在非洲猪瘟、新冠疫情、猪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更具抗风险能力，这也是给行业发展的启示。

种猪仰赖进口：

是解决5万头公猪的问题吗？

猪企也在面对新的形势。2020年9月，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提出了猪“芯片”卡脖子的概念，并引发“我国生猪核心种源超过九成靠外种猪”的讨论。

这一数字并没有完全得到农业农村部的认可。2021年2月22日，在关于当前我国种业形势以及打好种业翻身仗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回应称，我国农作物方面，自主选育的品种种植面积占到95%以上，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为到75%和85%。不过，大豆、玉米现在的单产水平还不高，只有美国的60%不到；生猪繁殖的效率、饲料转化率都只有国际先进水平的80%左右。

一位上市猪企的育种经理陈阳（化名）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过去这些年，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知道，引种只是一个短期行为，长期还是要靠自主育种。虽然大家觉得可能性很小，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国外不供猪了，我们可能供应就赶不上，就会有巨大的缺口。”

这个缺口正是来自于外种猪所谓更符合经济效益的那些性能。“但和芯片卡脖子不一样，我们不是生产不了猪，只是在速度、数量上会吃紧。比如，产子方面，现在我们可能花5年能提升个7、8头（猪），限制的话可能就要花5年提升个1、2头（猪）。”他说。

陈阳称，一个企业的育种能力是很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但目前行业内这些信息我们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一个企业大量引种，那么他可能是在高速发展，这是正面因素；也有可能他没有育种能力，那这可能就是负面因素。即便是像牧原这么大的企业，其实他的育种能力，我们即使同行也摸不清楚，更何况整个行业是什么情况。”“我们曾经搞过联合育种，但是不同的公司引种的资源不一样，美系、加系、法系，来源不同，硬是要弄来联合育种可能取得的效果也比较小。”陈阳认为，由温氏等七家猪企联合成立的谷越科技核心基因库可能是来自相近的种源。而对于未来的自主育种，一个企业也好，区域也好需要有自己的方向，比如广东、上海喜欢吃瘦一点的猪肉，可能就要研究瘦肉率，而川渝地区比较关注饲料用量，可能就要研究如何节约用料。同时，在育种的时候还要适当考虑地方品种来培育和保留有地方特色、中国特色的优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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