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2021-03-11 16:41:58


原标题:俞敏洪: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1985年,俞敏洪在北大西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6年后他主动放弃了北大教师的身份,于1993年创办新东方。现在的新东方已经是覆盖全年龄段和全学科的综合性教育集团,在全国拥有一百多所学校,超过5万名老师,面授学员超过5500万人次。

2006年新东方集团在纽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教育机构。

2月23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北京新东方总部大楼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慧见》栏目的独家专访,透露了“留学教父”个人性格的改变和新东方27年来5条增长曲线求变过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他的痛苦、挣扎、反抗和坚持。

以俞敏洪为代表的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普遍带着改变中国的理想走上创业之路,他们是在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转折点上勇敢求变的人,为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献出了自己的思想、精力乃至一生的时间。

但一个商业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为何要把“求变中国教育”作为个人和机构的使命,俞敏洪是教育界的“唐·吉诃德”吗?

“意义”是俞敏洪再三强调的关键词,他直面外界质疑,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费尽力气推巨石上山之后,石头会再滚下来,再推,再落,周而复始,看似尼采说的永恒轮回,毫无意义,但西西弗斯勇敢地为自己赢得了意义。这也是俞敏洪的人生哲学,“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慧见》:你在1993年创办新东方之后,正好赶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出国留学潮的黄金十年,你对新东方27年的成绩单打多少分?

俞敏洪:从财务角度来看新东方是成功的,从最初13个学生做到300多亿市值,我打80分。但从对中国教育贡献度这方面看,我觉得没及格。新东方没给中国教育带来某种实质性改变,比如说让学生综合素质更高,未来发展方向更广阔等,做得远远不够。

如果说新东方还有一点意义,就是新东方在90年代推动了中国留学潮,避免中国教育内卷化,让上百万中国学生在90年代就接受世界教育。这批人归国后对国内经济、科技等发展都起到推动作用。今天更多深入中小学全科培训也帮助家长和学生解决了部分问题。

《慧见》:一个商业培训机构要把改变中国教育的使命扛到肩上是不是“唐·吉诃德”?

俞敏洪:必须扛,这是教育机构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当然商业上能跑通也很重要,否则生存空间都没有,但我觉得今天的新东方在意义上跑通更重要。

《慧见》:如果说新东方未来能成为全球领先的中国教育培训品牌,你觉得赢的关键会是什么?公司现在这么大体量还会死吗,可能是死于什么原因?

俞敏洪:我觉得新东方赢的关键还是对教育的理解和热爱。我做教育不是捞一票就走人,而是真真实实地想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当然会死,好多千亿机构都陷入困境,海航都破产了。我关心的是怎么做出对的决策让生存时间更长,以及死了后能留下什么。

《慧见》:你想留下什么?

俞敏洪:我每年出一两本书,有用的话就会流传下来,如果你死后还有人在读你的书我觉得挺好。二是你做的事情影响了人类行为或生存质量,也很棒。新东方能否为人类留下某种遗产,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人永远超不出自己的认知范围。也许我觉得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但从整个世界发展的格局来看并不是,不过也许真的到最后就有意义。

《慧见》:你说过新东方改变了400万孩子和家庭的命运,可外界觉得新东方就是个营利的培训机构。你在意外界的评价是否来源于内心深处对这个使命的不自信?

俞敏洪:很多意义是自己认定的,比如说一个人觉得自己活着有意义,其实在别人眼里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你要是不认定这个意义,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认可新东方的意义,我才能做下去。

我们真改变了不少家庭的命运,而且大都是往好的方向。我们送出去了400多万留学生,大部分都学业有成,或者回国效力,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安身立命,我觉得都很好。但你没法强行让社会跟你一样认定这个意义,而且人对自身意义的认可,一定比社会和其他人的认可要高出一倍以上。

《慧见》:你觉得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俞敏洪:高考独木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高考改革。

《慧见》:出生于60年代的这一代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中国的理想,你创办新东方27年来实现了这个理想了吗?

俞敏洪:不光没改变,我觉得反而是产生了负面作用。因为教育变革是观念的变革,是模型的变革,在中国现有的教育条件下,观念和模型的变革都很难做,这也是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意识到现有大学教育体系相对落后,但新型大学教育模式依然没有出现。观念的变革通常是100年的事情,没有任何单个的人和单个机构能做到。

从一介书生到建立新东方,俞敏洪不仅是数代中国大学生全球视野的启蒙者和助推者,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这其中离不开特殊的历史机遇,但俞敏洪本人务实进取、积极求变、有担当不避讳责任的性格特点也功不可没。

《慧见》:新东方在线布局失败了吗?

俞敏洪:新东方在线远远没达到我期望的“双平台战略”。但在线教育还是值得做,在线教育打破时空边界,优质教育资源可辐射到任何地方。形式上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真人、直播、录播、短视频、语音等多元方式。在线教育客户也不再以年龄而是以兴趣划分,同一门课可能小学生、大学生、中老年人都在听。

在线和科技结合是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线教育还能更好推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公平。把地面教育和在线教育更紧密结合,是更有生命力的第三条路。

《慧见》:你不认同最近教育创业圈里流传的“在线教育注定失败”观点?

俞敏洪:在线教育不会失败,但现在中国在线教育走偏了,比如针对中小学的学科教育,拼命制造家长的焦虑,或用资本的力量在用互联网烧钱模式来推动,这是我不屑去做的。所以新东方在线教育一直做不大,才十几个亿收入,跟地面教育差了至少15倍。

烧钱模式注定要失败,在线培训机构烧钱做广告,获得一个低价客户600块,转成正价客户成本就变成4000块。一年后复购率50%又是2000块损失。一个客户客单价平均只有三四千,这个模式就完全不可持续。现在之所以能够存续下去,是资本拼命在后面补贴,我也是投资人之一,但资本补贴一定是很有限度的。

《慧见》:新东方原本是最早做在线教育的一批机构,有没有反思为什么错过在线教育等新风口?

俞敏洪:首先是我个人的性格弱点,个性随和,有时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做事会瞻前顾后,明明认为决策是对的,但考虑到其他人,不敢全力以赴去做新业务。当新东方核心人士说不能这么做,我一般就顺着他们的意思,因此错过一些机会。企业和民主国家管理不一样,民主管理要少数服从大多数,但在企业发展中企业家的坚持很重要。

其次我管理比较人性化,很多商业机会我看到了,但用人不对,比如说涉及各种关系,或者说有的人跟了我十几年,我觉得把他拿下实在于心不忍,就眼睁睁看着他把一个城市做没了,把一个商业机会做没了。

第三是我不太敢冒险,比如投10个亿可以搏一把,但我会想如果做不成10亿就打水漂了,我就不敢投了,因此失去了一些好的商业机会。

《慧见》:这些年你做了什么改变自己这三大性格弱点?

俞敏洪:没法改变。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你要我变得很独断,不行的人立刻拿下,10个亿甚至几十个亿投入去抢占有风险的新市场,我还是做不到。辩证来看,也是因为我这些性格弱点,新东方今天还存在,还能相对较健康地发展。

所以我不强求彻底改变,现在逐渐改变了不少,比如更果断,发现某个人在岗位上不行,我不一定要自己出面,可以让新东方CEO出面。投入上,我也变得更强势了,但还在大家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慧见》:举个最近的改变的例子?

俞敏洪:比如说2020年布局0~8岁幼儿启蒙,给所有老师普涨15%工资,对新东方来说也是几十个亿的投入,都是逆势而为的重大战略。2020年因为疫情和中美关系,新东方部分业务陷入困境,比如地面教育和国际教育全部被暂停。这时就有反对意见出现,认为收入下降,利润快没了,还给老师涨工资,这不是要亏损?我就坚持必须要涨,越是艰难时刻越要把优秀的老师留下来,现在结果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

《慧见》:2020年才入局幼儿启蒙为时不晚?

俞敏洪:不晚,启蒙是永远存在的市场。中国尽管人口出生率下降了,但即使按每年1000多万出生人口来看,0~8岁也是一亿多人的巨大市场,没有任何机构能全面覆盖。2020年只有1000万出生人口,但那是特殊年份,因为疫情都不愿意生孩子,今年应该能恢复到1400多万的水平。

《慧见》:从大学生留学考试到K12再延伸到现在的0~8岁,幼儿启蒙成为新东方未来第三增长曲线的可能性有多大?

俞敏洪:按时间顺序,我们第一条增长曲线是出国留学培训,第二条则是延伸的国际教育,包括中小学国际教育、出国考试、出国咨询,第三条是大学教育,第四条是在线教育,第五条才是幼儿启蒙,后面几条未来如果能做好,都是百亿以上的规模。

《慧见》:摆在新东方面前的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增长压力,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准备如何应对?

俞敏洪:最担心的还是跟不上时代。我个人对科技的不理解和不敏感,在前面10年给新东方带来了比较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迎头赶上,新东方也用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慧见》:回顾近30年创业史,你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

俞敏洪:新东方没有最大的错误,很少有人会一次性犯把整个人生都毁掉的大错,当然也有这样的,但大部分错误都是一点一滴小错误慢慢积累起来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错误还是对科技的不敏感。其实新东方信息部在2000年就有了,但我就没舍得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的钱,也不舍得去招聘全球、全中国最好的科技人员,慢慢就导致新东方在教育科技化变革方面落后了。

《慧见》:什么契机让你发现这个最大的错误?

俞敏洪:就觉得应该投了,再不投的话就要拉倒了。现在已经迎头赶上,新东方现在有2000多名程序员,科技上每年花几十亿,但已经后知后觉了。

《慧见》:任何人和企业都对抗不了趋势,你看到教育行业五年后趋势性机会是什么?

俞敏洪:我觉得是真正好的教育内容、科技、传播平台三者的结合。就未来教育领域的创业来说,要不创建平台,要不创建优质内容,或者垂直类技术支持公司,这都是未来的趋势性机会。传播平台已经有很多,比如喜马拉雅、得到等知识型传播平台,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传播平台,腾讯、爱奇艺等长视频传播平台,还有大量慕课模式平台。

《慧见》:你怎么看“得到”的商业模式?

俞敏洪:它切了成年人继续学习的细分市场,商业模式能存续,但有半公益色彩,高增长率不可持续,坦率说一个国家和社群的好学人群真不多。“得到”卖得最火的“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现在也只有50多万人学习,终身学习很重要,受众却非常有限。学习要动脑,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懒惰,大部分人不愿意动脑,只愿意循着日常生活的轨迹往前走,只要不发生有生存危险的事情,他就不愿意改变。

俞敏洪挚爱阅读,一年要读6、70本书,著述也宏富,涵盖了创业、教育、励志、哲学等领域。

《慧见》:今年春节我陪母亲去灵隐寺,灵隐寺的云林图书馆门口牌匾上写着“续佛慧命”,意思是书籍能延续佛祖的智慧生命,你怎么看阅读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俞敏洪:阅读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一个人不会阅读,就等于没有接受教育。大学和中小学教各类学科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你学会走路,但这些基本知识不等于让你有常识,也不等于有见识。阅读才能让你进行深度思考,让你学会跑,学会飞。学会阅读才有终身教育的概念,听课都不是终身教育,阅读才是。中国是5000年文明古国,但中国人均每年读书连两本都不到。根据出版书籍数量统计每人每年读5本书,还包含了中小学教辅在内。

《慧见》:你的阅读量大吗?

俞敏洪:我自己一年阅读6、70本书。

《慧见》:你当年是凭借高考成功改写命运的寒门学子,如何看现在教育越发精英化的趋势?

俞敏洪:从国家层面看,政策和教育结构需要改变,从个人层面看,我现在每年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农村教育,在尝试借助现代科技和网络做出新的教育模型,至少让更多农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缩小教育鸿沟。现在一个优秀老师能覆盖农村地区1000个班的需求。

《慧见》: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想请教你是如何教育一双儿女的?

俞敏洪: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比如说我每次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旅游,孩子们总看到爸爸抱着一本书看,他们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高质量的陪伴也很重要。每年我至少有一个月是专门陪孩子的,比如说我两个孩子比较喜欢历史,因为从小我就带着他们去考察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给他们讲历史故事。如果孩子在北京,我一个礼拜至少两三天都要回家吃晚饭,到现在为止,我两个孩子还有晚上和我一起散步的习惯,我们边散步边聊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事情。

《慧见》:能否谈一下家庭生活?

俞敏洪:现在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最小的都上大学了,对我来说家庭生活就很宁静了。晚上没有应酬都回家吃晚饭,锻炼身体、遛狗、听音乐,有时还会唱卡拉ok。

《慧见》:在留学教父、青年导师、新东方创始人、投资人之间,更钟意哪个身份?如果在未来的墓碑上只能刻一个标签,会选哪一个?

俞敏洪:都不选,只刻一句话,俞敏洪是一个人。做成人就很不容易了,人有人的标准,我的一生自己感觉没白过,活得充实快乐,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或多或少做了点贡献,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就是个真正的人。

《慧见》:你最不喜欢被定义成什么,你觉得外界对你个人和新东方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俞敏洪:我其实无所谓外界的定义,你就活的是你自己,社会上给定义成什么,不影响你想要做什么。

《慧见》:现在主要精力花在什么地方?

俞敏洪:新东方如何变革,战略方向往哪走,业务怎么做更有意义等战略性的思考。

《慧见》:你的书名中充斥着“痛苦”、“崩溃”、“绝望”、“孤独、失败与屈辱”等负面倾向严重的词语,最为平和是《行走的一生》,你的痛苦都来源于什么?

俞敏洪:人人都生而痛苦,痛苦是人生的底色,你难道不痛苦?

《慧见》:我当然有痛苦,所以今天专门带了名字有痛苦的书来。但我们普通人大部分都是被痛苦压垮的,很少人能像你,你如何把痛苦转化成能量?

俞敏洪:感受痛苦是人很重要的能力,是人创造力的源泉,我从来不试图去摆脱痛苦。但痛苦也好,绝望也好,不能被这些占据你所有精力和时间,把你的精神给打败了。最重要的是在痛苦土壤中播下生命的种子,让它以痛苦为养料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俞敏洪与冯仑等企业家的探讨中频繁出现“死亡”“衰老”“使命”和“理想”等关键词,这也是他近30年创业历程中最经常思考的问题。

《慧见》:为什么要做企业家访谈录《酌见》,从一个善于思考的写作者到暴露于聚光灯下的对谈者还适应吗?

俞敏洪:这些企业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再不记录很多人都老了。我刚好是善于访谈的人,我考虑的是让更多人理解中国企业家,他们从零开始辛苦奋斗到现在,他们的人生态度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可以消除老百姓对企业家的对抗情绪,让双方达到谅解。我和每个人都聊8个小时以上,从人生到事业谈的很深,很多都是终极问题,我觉得有价值有意义。

《慧见》:如今短视频更为流行,长视频还有意义吗?

俞敏洪:我觉得引起人深入思考的东西一定是长视频,短视频更多是传播信息和情绪。我马上要开短视频中的长视频,叫“老俞一周回顾”,讲我一周得到的新知识、新想法和好玩的事情。

《慧见》:有人说,这三十年来,启蒙失败了,你作为一个关注很多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启蒙整体上来说是成功的,比如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对科技的认知,对社会发展,全球化的观念,中国人其实做的特别好。但是有两个信息化带来的问题我觉得是迫切要解决的,一是信息茧房,一个人应该学会在丰富多彩的综合信息里去筛选,通过筛选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人以类聚”也是,微信上你不喜欢的人一秒钟就拉黑了,只跟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但人应该跟所有的人打交道。这是信息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不光是中国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文情怀和人文知识极度匮乏,现在很多人没什么耐心去阅读,除了看短视频以外就不想干别的了。

《慧见》:那你还说启蒙是成功的?

俞敏洪:启蒙依然是成功的,你把今天的任何一个人拎出来,跟严复和梁启超比,他们的知识结构都更丰富,当然情怀不一定,我觉得未来中国的教育重点应该是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打破信息茧房,二是提升人文情怀。

《慧见》:财富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俞敏洪:解决温饱后财富就不太重要了。原来我在北大教书住着一个10平米房间就高兴的不得了,现在我书房都有40多平,是我30年奋斗换来的,但是再多我也没这个需求了。

企业家自己花钱其实有限,这些钱都会用来投入到再生产中去,所有人都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死后钱到底是谁的的问题,那还不如活着时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所以我每年在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慧见》:对现在创业的“后浪”们有什么建议?

俞敏洪:继续浪。只有在浪的过程中,你才能学会经验,学会教训,才能对未来有所感悟。不要给自己预先设定一个路径,我们这些人也是浪出来的。

《慧见》:春节去看电影了吗?

俞敏洪:好电影我从来不落下的,新东方也有部分涉足影视。《你好,李焕英》之所以流行,因为贾玲把东北人的幽默带到电影中间,能体现人间真情,又刚好春节时期大家比较空闲,如果《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春节档,一定会比《你好,李焕英》票房更好。所以人生抓住好时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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