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前沿技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基础。”
文 |闫淑鑫
编辑 | 赵佳然
审校| 罗琨
今年两会期间,“卡脖子”一词被反复提及。面对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怎样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访谈了两位院士。
解决“卡脖子”问题
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很有必要
“十三五”以来,中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成功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建成放电……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仍存在部分“卡脖子”问题。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基础研究薄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吾守尔·斯拉木指出,基础研究对于提高中国原始性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
“过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有限,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目前许多‘卡脖子’的领域,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基础研究太薄弱,‘十四五’期间加大相关投入,补齐这个短板很有必要。”吾守尔·斯拉木向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表示。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持之以恒、加大投入”,坚持系统观念,系统、全面、持续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在自主创新的同时,建立和完善“自主应用”的政策和机制;加大宣传,建立国货当自强,国货“自主应用”、自我消费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到,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其中,基础研究被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不仅有专门的节进行阐述,正文中也首次设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这一指标。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介绍,到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要达到8%以上,而2020年这一比重为6.16%,与发达国家仍有比较大差距。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解决国家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前沿技术等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基础。发展基础研究能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长久支撑,也会使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有更大后劲。”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定位系统工程中心主任刘经南向中新经纬表示。
让基础研究“热”起来,要这样做
那么如何让基础研究“热”起来呢?
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是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投入,同时也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华为、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世界500强企业,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加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
二是强化重大战略需求的引领和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十四五’期间应当抓一些重点、热点‘卡脖子’领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种质资源、空间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三是政府和社会适当分工。吾守尔·斯拉木认为,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例如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可以交给相关领域的领军企业来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参与;一些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生存条件,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研究,如种质资源、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空间科学等,应当由国家主导,相关高校、研究机构为主体;一些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基础科学领域,可以由国家和社会赞助,科学家自由探索。
刘经南也认为,让基础研究“热”起来,一方面要加大国家投入及社会投入,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工程建设、国家实验室建设等,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特别鼓励和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
“要奖励成功也要包容失败,要营造担当、宽松、严谨、开放、活跃的研究环境,充分激发出科研人员的兴趣驱动型探索热情。”刘经南表示。
刘经南也提到,发展基础研究应充分发挥高校的优势,特别是发挥高校在兴趣驱动型自由探索研究方面的优势。“国内一些‘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它们已经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有较长时间的积累。另一方面,高校自由探索的科研氛围相对较好,师生们拥有更为活跃的创新思维碰撞,往往能在一些关键领域出奇制胜。”
刘经南举例,目前已有部分高校为一些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贡献了力量。“比如我参与的北斗导航项目,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许多院校就承担了其中一些比较前沿的基础性研究。”
刘经南认为,引导以及支持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形成良好的、以兴趣为导向的科研环境,对于中国基础研究的异军突起及长胜不衰很有必要,应给予相关高校更多资助。
科研人员也需“减负”
基础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如何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也是决策部门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对此,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
在刘经南看来,为科研人员“减负”,完善评估体系是关键。“比如在科研人员的考评中,不应简单以发表文章的数量为标准,真正的成绩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新的现象、新的规律,取得了哪些理论突破。考评时间线也应拉得更长,2年、5年甚至更长,有些基础研究可能是‘十年磨一剑’。”刘经南提到。
吾守尔·斯拉木也认为,应减少繁杂的科研项目评审、检查、考核,完善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机制,同时还需科学安排科研经费支出范围,让基础研究经费更多用于智力劳动的扩大再生产,用于支持智力活动,而不是购买仪器设备。
“在基础研究领域,如何将阶段性研究成果纳入考核、评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吾守尔·斯拉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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