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莹称宁波中百遭“恶意仲裁”：涉5亿担保纠纷 徐翔“踩雷”？

文|王茜

“泽熙系”核心人物徐翔的妻子应莹于8月24日再度在微博公开发声，质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于徐翔案的资产甄别“拖沓”，“长时间的不作为”。她声称，近日在她和律师的要求下，青岛中院约她再次面谈，过几日她和律师将再赴青岛。

应莹在文中提及，“如今青岛中院的不作为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严重后果，宁波中百（即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由于长期的实控人缺位，现在面临一起恶意仲裁导致的执行案件，公司账户遭到冻结，生产经营面临巨大困难。明明是严重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案子，却被反咬一口。（关于宁波中百的事情，我已委派律师前去沟通，具体情况待我下次细说。）”

所谓的“恶意仲裁”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并不难找。公开信息显示，近日因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中建四局”）之间的一起仲裁案，宁波中百收到了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和股权被冻结。并且，这起纠纷还与该公司的前任董事长、实控人龚东升有关。

宁波中百董秘办公室表示，并不清楚应莹的表态。公司与中建四局确实存在仲裁，相关情况已经在公告中说明。该案后续进展需要咨询该司法务部，但法务部电话未通。

宁波中百面临5亿多的连带清偿责任

时间回到七年前。

根据中建四局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建四局曾经是天津市九策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简称“天津九策公司”）开发的天津九策高科技产业园工程项目（即联都大厦和联都星城项目）的总承包方。2013年4月16日，为明确工程款清偿方式等相关事宜，中建四局与天津九策公司签署《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涉及金额约9.47亿元；而宁波中百作为保证人之一，向中建四局出具了《担保函》。

宁波中百与这家天津九策公司是什么关系？梳理公开信息，天津九策公司已于2016年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公司法人龚东升在此后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而龚东升正是宁波中百前身、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工大首创”）曾经的实控人兼董事长。因此，天津九策公司是工大首创的关联公司。

宁波中百2016年财报显示，该公司曾经在2012年12月与天津九策公司签订的《联都星城项目商品房认购协议书》，预付购房款198.21万元。后双方产生纠纷，法院裁定天津九策公司退还宁波中百购房款并给付相应利息。随着天津九策公司破产，前述预付购房款也被宁波中百计入了应收款项。

2016年4月，宁波中百收到了中建四局寄达的《关于敦促贵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函》和《律师函》，函称因天津九策未能向中建四局清偿债务，中建四局要求宁波中百依照承诺，就天津九策欠付的全部债务向中建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个月后，中建四局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宁波中百在保证期间及保证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对于这笔担保，宁波中百表示不知情，也不“认账”。该公司声称从未为中建四局与天津九策等公司签署的《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出具过《担保函》，且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也从未审议过上述《担保函》事项，该《担保函》不具有合法性，属无效担保，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宁波中百表示，“收到中建四局发来的《担保函》复印件，《担保函》上有时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龚东升的签名并加盖有本公司公章图样。”但是宁波中百质疑该《担保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为此向警方报了案。

同时，宁波中百认为，根据天津九策公司的《重整计划方案》，该公司破产债权共计 41.53 亿元，扣除深圳市九策投资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共计 8.16 亿元劣后受偿后，天津九策公司破产债权共计 33.37 亿元，足以偿还扣除劣后受偿的负债。

不过，宁波中百的立场并未得到仲裁委员会的支持。2017年9月，广州仲裁委员会就此事做出裁决：宁波中百就天津九策欠付的全部债务5.27亿元向中建四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且承担355.1万元仲裁费。该裁决为终局裁决。

宁波中百对上述仲裁裁定存在异议，于2018年3月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广州中院”）提出撤销裁决书申请，但是广州中院在2020年6月驳回了宁波中百的申请。2020年8月3日，宁波中百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一中院”）发来的（2020）京01执74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根据《执行通知书》，前述仲裁裁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建四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责令宁波中百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以及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根据《报告财产令》，因为宁波中百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责令宁波中百在收到该令后七日内，如实向法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是原董事长龚东升留下的“雷”？

尽管已经到了执行环节，宁波中百还是没放弃“喊冤”。

在近日对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中，宁波中百声称，“公司由于原董事长龚东升先生任职期间的个人违法行为，被莫名牵扯进‘担保案’事件，公司虽计提了巨额预计负债，但对该仲裁裁决仍存有异议，将继续根据相关事项的进程，适时采取必要的维权措施。”

宁波中百公告显示，截止2017年度，天津九策已偿还中建四局的负债累计金额为 3650.12万元。针对剩余款项，宁波中百已于2017 年度内计提预计负债4.94亿元。宁波中百称，司法执行将导致该公司4.94 亿元现金或等值的该公司持有的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安银行”）股权被划转。

宁波中百于2020年7月27日查询得知，公司约有544.06万元资金以及西安银行951.12万股已经被冻结，股份市值约为5.36亿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宁波中百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仅为5406万元；2020年一季度，宁波中百营业收入1.60亿元，同比下降39.64%，；净利润亏损746.51万元，同比下降161.93%。

“考虑到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和西安银行股权的被冻结的现状，公司将出现无法支付职工薪酬、缴纳相关税费等情况，加之疫情有可能持续发展，公司的百货零售及物业租赁业务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波及，届时，公司将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财务资助。”宁波中百称。

事实上，在中建四局发函前，上市公司一直未披露这起担保。2017年，证监会因这一信披问题对上市公司和龚东升等时任管理层做出了处罚：责令宁波中百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的罚款；对龚东升和时任工大首创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胡慷给予警告罚款，并分别对其采取了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及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对其余董监高处以3-5万的罚款。

宁波中百是徐翔实际控制的核心上市公司之一。截至目前，宁波中百的第一大股东是西藏泽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泽添投资），徐柏良（徐翔父亲）在泽添投资持股99%，郑素贞（徐翔母亲）持股1%。

复盘徐翔家族入主宁波中百的过程：2013年10月，宁波中百的前身工大首创宣布筹划资产重组。当月，该公司股东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雅戈尔”）通过增持，持股比超过原第一大股东八达集团；次月，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龚东升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云南省警方拘留审查，资产重组停止。

2014年上半年，徐翔的泽添投资从八达集团手中“接盘”，并逐步成为宁波中百的第一大股东；与徐翔关系密切的竺勇，其父亲竺仁宝作为自然人受让了雅戈尔持有的股份，成为第二大股东；2015年5月，工大首创改名为宁波中百。

2015年11月，徐翔等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17年1月，青岛中院判决徐翔、王巍、竺勇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三年、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泽添投资和竺仁宝所持的宁波中百股份也被冻结至今。

在徐翔家族控制宁波中百前，可能并不清楚前任董事长留下了这么大的“雷”。但该案是否属于“恶意仲裁”？宁波中百的困境是否是由于法院“不作为”？应莹还需要给予外界更多的解释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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