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App“大撤退”之后出海印度还是门好生意吗?
作者: 邱智丽 刘佳
[ 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出海创业者选择停止印度相关服务,有的选择裁员缩减至最小规模运营,还有的把目光转向了欧美、东南亚等市场。从2014年开始出海的APUS创始人李涛表示,出海公司在未来半年里仍会经历一段“纠结期”。 ]
一纸封禁让Club Factory的印度投资计划按下暂停键。
9个月前,作为专注印度市场的跨境电商平台Club Factory创始团队曾和第一财经记者畅谈印度市场前景。彼时,Club Factory是印度月活排名第三的电商平台,已在当地投入数亿美元用于本土化的运营、客服、仓储等布局。
突如其来的封禁让大多数出海印度的创业者感到措手不及。受此影响,Club Factory印度总部将进行裁员,客服和仓储的第三方合作面临解除,原计划新开的两个办事处也就此搁浅。
“这场战役中,我们是前锋,我们也可能就此倒下。”在致全员的公开信中Club Factory创始团队如此说道。
在一长串封禁名单中,Club Factory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第一财经记者调查发现,有的出海创业者选择停止印度相关服务,有的选择裁员缩减至最小规模运营,还有的把目光转向了欧美、东南亚等市场。
从2014年开始出海的APUS创始人李涛对第一财经记者说,出海公司在未来半年里仍会经历一段“纠结期”。
“印度市场就像顶着蛋糕的陷阱。”一位长期关注印度移动互联网的从业者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看起来人口巨大,潜力不小,但短期变现难度很大,大厂布局的周期会比较长,“所以无论选择短期暂停或者回撤都可以理解。”
那么,出海还是个好生意吗?
印度版“敦刻尔克大撤退”
“假消息”。
这是6月29日看到印度同事发来的封禁消息后,Club Factory联合创始人李嘉伦的第一反应。
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几家同在封禁列表的中国团队,他才发现,大家都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
在此之前,Club Factory已经先后在印度市场雇用了100多名印度籍员工负责本土化运营,拥有上千人的客服团队,并在印度德里和班加罗尔设立了四个仓库,拥有400多名仓储人员。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管理层开始讨论该如何应对这一突发状况。但直至今日印度市场状况并没有改善,该公司已经开始将运营重点转向东南亚、泛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域相邻且文化相近的国家,“东方不亮西方亮,世界是我们的真正舞台。”Club Factory创始人在公开信中说道。
和Club Factory的遭遇类似,当看到APUS的名字出现在印度封禁的59 款中国 App名单上,李涛做出决策:中方员工撤回来、远程控制,印度市场业务以最小规模运营。
APUS靠工具类产品出海起步,在印度的用户规模不算小,占据其总用户数的10%。李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过去APUS在印度有一个弹性的开发和运营团队,少时50人,最多时达到200多人。
“印度封禁在意料之中,但做法在意料之外。”李涛对记者说,早在2017年印度也曾有过一轮类似的封禁名单,但当时“雷声大雨点小”,没想到今年,以“大规模一刀切”的方式在真正意义上落实。
他对记者估算,APUS在印度用户损失控制在5%以内,“因为(公司)本身在印度没有收入。”
从Google、Facebook过去几年调整平台策略开始,APUS的出海策略不断随之调整,一方面从工具型产品转向做内容、游戏,搭建自己的销售体系;另一方面,从原有新兴国家演进为T1国家(指欧美、日韩等互联网水平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为营收重点。
李涛表示,T1国家无论是用户习惯,还是支付通道、付费习惯都已相对成熟,用户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较高,移动设备也相对先进可以支撑更多应用场景,在整个的海外营收中占比较大。不仅如此,国内的下沉市场也成为APUS开始拓展的领域。
APUS官方称,其总用户量超过14亿,目前69%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在欧洲、美国的用户量占据全球总用户量的20%。
同样,受印度政府封禁中国App影响,欢聚集团旗下短视频平台Likee在印度市场月活情况也发生波动。
一位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欢聚集团已经开始收缩在印度市场的营销费用,把业务重点放在了其他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
出海印度12年的与时科技副总裁刘娇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受影响最深的领域是游戏、短视频、直播等。目前大家的“自救”方式有三类:一是摇身一变把自己包装成印度公司继续开拓印度市场,这需要印度当地代理商协同操作;二是马上调头换方向,要么换产品变成多条产品线同时发展,要么换区域开拓新市场;三是观望和等待,伺机东山再起。
从公开数据来看,2019年印度的GDP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水平,互联网用户规模相当于中国2012年的水平,游戏、广告和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分别相当于中国2005年、2007年、2004年的水平。从变现视角而言,印度与中国相差10年以上的距离。“用户多但不赚钱”是不少出海人士对于印度市场的评价。
“印度市场对于中国互联网公司而言,更多是投入阶段,还没有到产出阶段,整个市场还太早期。”触宝创始人兼董事长张瞰告诉记者,与大多数出海人士观点一致,他认为印度市场虽然拥有人口红利,但在付费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李涛对记者举例,印度用户的Arpu值极低,一个美国用户的平均Arpu值是一个印度用户Arpu值的50倍。他直言,自己不建议中国初期创业者去印度市场,因为当地消费能力弱,网络设施较差,对创业者来说,要投入足够的金钱、时间,有耐心,陪着印度市场成长,就像是一场“豪赌”。
他预计,未来两到三年,会持续出现各种各样波动性的风险和事件,出海公司或许会经历一段纠结期,“但每一次爆发之前都会有一个沉静期,大家会不停酝酿、找寻新的机会。”此外,未来一个重要的出海策略应该是抱团出海,“让整个上下游供应链都能够一起携手前进。”
下半场博弈
相较于创业者,投资人对于印度市场表现得更为冷静。印兴资本创始人林美含于2017年开始关注印度市场,并创办了印兴资本。
林美含认为印度并不是一个“挣快钱”的市场,一直以来,投资人和创业者在考虑要不要来印度之前,首先要判断这个行业在印度有没有未来,其次再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印度。她认为移动互联网,尤其是消费互联网和在线医疗等行业在印度疫情之后将迅猛增长。
对于辛苦开拓的印度市场,大多数创业者仍在寻求解决方案。遭受封禁的公司正在联合其他受影响公司进行政府游说工作,希望从法律层面上获得和解,而“幸存者”也开始注重起公司的潜在风险。
在近期第一财经记者参与的一场线上对话中,浙江垦丁律师出海业务负责人王捷在对话活动中建议道,公司首先要对合作伙伴、上下游供应商的合同履行情况、主要条款进行梳理和排查,确定存在哪些潜在风险。
其次要处理好用户、广告主等上下游关系,尽量做好用户安抚工作,在官网及时提供告示、通知,做好相关预案。再次要做好产品内隐私数据合规风险排查,从进入市场开始就要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存储等一系列情况进行摸排,有能力的话可以对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做合规排查、评估。
王捷认为印度市场潜力巨大但也存在不少挑战。首先,印度市场透明度较低,导致信息不对称。其次,贫富差距巨大,消费结构单一,整体消费力不足,产品变现困难。此外印度市场还面临监管政策不透明、执法本土特色明显、印度语言多样复杂等情况。
中国App遭遇封禁后,林美含观察到,不少纯工具型App开始出现本土模仿者,一些印度本土投资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鼓励创业者去开发竞品。而被中国大公司裁掉的印度本土员工,在印度市场也颇受欢迎。
林美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中国公司接受过完整打法培训的员工,会比纯本土员工更有经验也更受欢迎,这是业内形成的共识。“中国创业者和印度创业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印度创业者更了解本土市场,而中国创业者更了解产品的运营方法和增长模式。”疫情和突如其来的封禁政策,的确给印度创投市场带来一定挑战,但林美含认为明年下半年,印度创投市场应该可以迎来一个较好的转折点。
与时科技高级产品总监周书仁看好金融科技在印度市场的发展。他认为两国经济仍会走向合作,印度市场的红利期还处于早期,市场潜力巨大。“只要市场没有趋向饱和,在未来大环境改善的条件下,依然会有机会,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很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书仁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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