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不良资产的处置需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

10月31日，由苏州基金博物馆主办，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全联并购公会、苏州市金融发展研究会协办的第六届中国并购基金年会在苏州举行，主题为双循环格局中的困境资产重组。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总裁杨凯生出席并发表演讲。

杨凯生表示，不良资产的处置需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上世纪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也是多元化，不是财政一家了，企业作为银行的主要债务人，股权结构更是多元化了，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甚至上市的公共公司都有，这时候就不仅仅是财政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了，很多问题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操作原则是现在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杨凯生谈到，比如说债转股，作为债务重组和债务和解的方式，涉及到了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原来的借贷关系就会变成股权投资关系，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转股过程中，哪一个企业需要实施债转股，能够实施债转股，应该由债权人、债务人按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协商确定，难以行政指定。当时债转股这4000多亿都是经贸委给的名单，债转股的方案，比如说转股的金额、转股的价格，债转股和债务企业新的董事会，新管理层的组成等等都应该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确定，而不能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管理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或者叫管理处置我们困境资产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以下为演讲摘录：

我觉得“困境资产”带有一点创新的含义，因为以往不良资产、不良贷款讲得比较多，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回过头来说不良资产。不良资产、不良贷款都是比较大的话题，无论是不良资产还是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实际上深入研究起来都是一个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如何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是一个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的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许多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透。不说别的，就拿这个名字来说，以往我们叫不良资产，不良贷款，这次他们发明了一个名字叫“困境资产”，过去我们也有一个说法叫“特殊资产”，老外最后也用这个词，不太用NPA、NPL，用得不多了，为什么呢？简单地说，不良资产、不良贷款往往使得人们容易想到没用了，不良和无用往往容易划一个等号，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不利于我们深入探究如何处置化解这些资产，想方设法提高这些资产的价值。

不正常的资产，NPL按照英文的原意是运转不够正常的资产，并不是无用的资产，这个意义上来讲叫做困境资产、特殊资产更确切一些，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这些资产还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它处理好了，我们有可能能够实现这些资产价值回收的最大化，这个我首先对会议题目谈的一点感受。

说到不良资产，可以是广义的，既包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其实还可以包括非金融业的，比如说工业、商业、企业里无效、低效的资产等等，我们以往也把它叫做不良资产，不良贷款主要是指银行等贷款机构融出去的资金无法按照约定的期限、利息按期收回本息，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就叫它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的概念更大一点，不良贷款的更小一些，今天我围绕不良贷款的概念讲一下，供大家参考。

我本来有一本书叫《我的金融笔记》，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专门讲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如何防范，如何处理，以及我们国家处置不良贷款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今天我着重讲讲具体的四个问题。

第一，处理银行不良贷款的国际经验。

我们经常讲和国际接轨，要看看老外怎么做的，先讲讲国际经验。我们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这时候全球化的浪潮应该说风起云涌，金融全球化也是不断地在加深。但是随着金融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再加上一些国家经济转型。比如说当时的拉美国家、东欧社会体制、经济运行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都称之为经济发展的转型，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国家和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贷款、不良资产。资产质量低下成为很多国家和束缚他们银行业发展的严重的桎梏，严重地影响了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的国家甚至因此引起了政治危机。

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前后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还严重地冲击了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泰国和印尼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防范和化解风险，一些国家的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还有一些国际金融组织都充分地借鉴了各种探索和努力。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当时周小川行长还在建行，1998年他牵头写过一本书，叫《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当时90年代末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刚刚组建。这本书一定意义上是作为课本来学的，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情况。美国1989年进系统出现了较大的风波，或者说危机，当时美国组建了RTC重组信托公司，干什么呢？专门接收和处置美国储蓄贷款机构的不良资产，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是类银行机构，和一般意义上的银行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区别的地方，主要是吸收一些储蓄存款用于发放住房抵押贷款，不从事其他的银行业务，所以名字就叫储蓄贷款机构。

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大概有1300多家储蓄贷款机构批量性、集中性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就组建了重组信托公司专门接收这些机构的不良资产，其实这句话还不太准确，不应该说是不良资产，实际上美国政府拿RTC接收储蓄贷款机构的全部资产，拿去的还不仅仅是不良资产，所以回收率和中国RTC的回收率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中国的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专门收购的是真正的无法还本付息的贷款，储蓄贷款机构是把所有的都给了RTC，RTC收购了大约4500亿美金储蓄贷款机构的资产，这是全世界比较早的政府采取系统性的行为处置不良资产的做法。RTC在处置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做法是成功的，因为处置不良资产工作的一系列创新，也被公认为是全球处置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较成功的案例，许多做法，坦率地说包括我们国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在一定意义上都有一定的借鉴，许多国家在那以后都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用于收购、管理、处置金融系统剥离出来的金融资产。

比如说德国、瑞典、芬兰、东欧一些国家，拉美国家都是这样做的，有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有的国家资产管理公司运作了几年以后，当时最夸张的就是一笔不良资产也没有处置出去，被调侃为是不良资产的仓库，由于许多方法不合理，包括考核激励措施的不合理，一笔也没有处置出去。

亚洲地区来说，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比较成功的韩国的KAMCO公司，还有马来西亚的德纳哈斯（英文）公司，这两个是在亚洲公司运行比较好的两产资产管理公司，我们也跟他们打过交道，来往比较频繁。

第二，我国处理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实践。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波动，特别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银行主要的债务人，也就是大批的国有企业负债率提高过快，负债率很高，导致还本付息能力不足，致使银行集聚了为数不少的银行贷款。当时中央银行公布过几家国有独资的大银行，工农中建的不良贷款率，尽管当时缺乏精准的统计，统计不良贷款的识别能力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周小川行长说对于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政府的行政干预、银行的管理不善、企业负债率不高各有1/3的原因。当时对外披露的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是30%，和今天的百分之零点几是没法相比的，30%几坦率地说是不是那么精准，回过头来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不管是30%、20%几还是40%，毋庸讳言，不良资产的贷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当时说一个说法是中国的银行业技术上已经破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是汲取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觉得有必要下决心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借鉴国际经验，采取果断措施对银行业不良贷款予以处置。因此在1999年第四季度我们国家先后成立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华润资产管理公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口收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四家公司一共收购了14000亿的不良贷款，同时还对将近600户的国有大型企业进行了债转股，债转股的总额当时考虑是4000亿，最后上下有点波动。

当时我们国家AMC收购不良贷款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按照不良贷款面值等价收购。当时所谓剥离不良贷款，美国的RTC收购储蓄贷款机构全部资产是评估以后的价格，这笔贷款10个亿，可能评估下来值3亿我就花3亿买，值8亿就花8亿买，但是没有花10亿买，为什么？10亿的不良贷款花10亿买说明不是不良，说明买的人判断了能收回10亿来，就不是不良了。但是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4000亿不良贷款是对价支付工农中建14000亿，尽管当时没有拿出钱来，记下账来，最后这四家银行都是拿回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典型的非市场化操作，行政色彩太浓了，很多人批评这个做法不科学，他们忘了中国的最大特点，中农工建是国有独资的银行，百分之百的股权属于财政，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国有独资的，中国政府批准设立，财政部决定等着划拨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家资产管理公司100亿等等。当时为了尽快卸下四大银行的经营性包袱，实现财务重组，就用了简单办法——等额划拨，有的还是溢价收购，14000亿里面不完全是本金，还有利息，甚至还有部分的表外利息，可以说是溢价收购了14000亿的不良贷款。

当时就说好了损失怎么处理，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AMC收购不良资产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人民银行的债贷款和向有关银行发行了债券，因为不良贷款不值这个钱，不可能百分之百收回，会有一个损失，这个不是事后才想的，当时就想到了，因此国务院的资产管理公司条例里面就写了“处置不良资产形成的最终损失由财政部提出处置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在四大银行上市过程当中这个损失最终都被覆盖了，所以有人说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运作是亏损的，这个说法完全是不了解情况。

再就是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地推出了金融创新，我们都知道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最基本最传统的处置方式是追索，是债权人主张自己的债权向债务人讨还，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是国际上的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有电话坐席打电话讨债的。当时每家资产管理公司对上万户的债务人采用这样的做法可以，但是效率难以提高，当时采用了很多的办法，国际招标、打包处置、资产证券化等等，所以说中国的资产证券化，坦率说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最初推出的，把不良资产打包、证券化发给投资者。

我记得有一次在首都大饭店，我在那里搞华润资产处置包的路演，北大的著名经济学教授站起来说，杨总裁我听你的意见，我们都知道资产证券化的基本前提是证券化资产有可预期、稳定的现金流才能证券化，才能发行，你这个已经是不良资产了，怎么能够有可预见的现金流，怎么把它证券化发给投资者，这不是把风险转移到全社会，转移给投资者吗？我说你这个说法很重要，但是我不赞成，谁说不良资产没有可以预期的现金流，只不过它的现金流肯定小于原有的账面值100亿的不良贷款，经过尽职调查能回收40亿、50亿，我们把一部分标准化、等分化然后证券化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风险的。他听我这么说以后，没有辩论下去。第一批100亿的不良资产最后都按期收回处置完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后来随着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商业化转型，这些年来他们继续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信达、华润都是香港的上市公司，而且前不久有关部门又批准了中国第五家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就是银河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全国一共有58家，再加上各大银行批准的自己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因此现在参与我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的专门机构已经是多元化了，越来越多了。但是从目前看来，我来之前查了一下，到今年第三季度末，我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占比，四大公司仍占80%。

第三，解决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关键所在。

解决银行业不良贷款需要多管齐下，提高银行业信贷水平，提高银行的风控能力，及时核销处置不良贷款，必要的时候进行不良贷款及时剥离等等，这些办法固然有时候都要用，用好了都是有效的。但是有个症结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年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我国银行的债务人主要就是企业，负债率过高，杠杆率过高导致只要市场一出现波动，还本付息能力就急剧下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很难彻底根治，再就是长期融资和间接融资不成比例的问题。根据国家清算银行BIS分析，中国非金融企业与中国工商企业杠杆率，总负债占GDP的比重超过150%，美国大概是70%，日本比较高，大约102%，韩国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欧元区是105%，欧元区的资本市场比美国差一点，但是企业负债率，宏观杠杆率是105%，比较起来我国的企业杠杆率是最高的。中国社科院也在编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他的口径和BIS有点区别，但是结论是一致的，就是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高的，之所以形成这个情况，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发展理念的问题，也有历史的问题，但是今年当下还有疫情冲击的原因，为了应对当前的突出情况，保住市场主体，也就是“六稳六保”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应急措施，这个就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如果缺乏对企业杠杆率过高历史原因的分析，并且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可能日后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还是会遇到挑战。

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80年代以前，我国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的，包括出了一部分集体企业，当时集体企业的管理模式也类似于国有，国有企业的资本金都是国家拨付的，都是各级财政给的，上基建项目、扩大投资规模等等都是要经过批准以后，由财政拨款，这个实际上就是国家作为所有者，以不同的方式对企业进行一种资本的补充，上一个一条生产线，实际上是财政拥有的国有企业资本注入的形式，企业日常生活中临时的需要才需要通过银行的贷款解决，而且定了流动资金的补充，也是由财政负责的，当时是超了流动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企业杠杆率高，企业负债率高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存在，当时有定期、不定期的资本补充的机制，国家定期不定期的做注入资本。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企业多了，而且企业法系越来越快，财政的能力也受到了挑战。1983年我国实行了重要改革，叫拨改贷，就是企业所需要的上项目、固定资产建设、定的流动资金所需财政拨款改为贷款，当时是由银行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银行统一负责。

大家都知道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规模要扩大，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下都通过贷款来解决，资本金补充的渠道狭窄了，杠杆率越来越高。因此到了9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债务负债非常重，很多工人下岗，企业的不良贷款无法按时还本付息导致成为不良贷款，需要集中剥离，需要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来接收处置就是这个原因。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补充的机制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与此同时我们大量出现的民营企业，坦率地说也缺乏一种资本意识，就是我们许多企业都缺乏做生意的本钱，“借钱是一定要还的”这个意识不是太强，所以企业负债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所谓的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要根本解决是有一定的难度。

前几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有成效，但是后来由于宏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由于今年疫情的冲击，现在不良率又有上升的趋势，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企业资本金的补充问题，要有这样一个资本意识。

第四，不良资产的处置需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上世纪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了，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也是多元化，不是财政一家了，企业作为银行的主要债务人，股权结构更是多元化了，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甚至上市的公共公司都有，这时候就不仅仅是财政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了，很多问题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操作原则是现在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比如说债转股，作为债务重组和债务和解的方式，涉及到了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原来的借贷关系就会变成股权投资关系，这是根本性的变化，转股过程中，哪一个企业需要实施债转股，能够实施债转股，应该由债权人、债务人按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协商确定，难以行政指定。当时债转股这4000多亿都是经贸委给的名单，债转股的方案，比如说转股的金额、转股的价格，债转股和债务企业新的董事会，新管理层的组成等等都应该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确定，而不能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管理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或者叫管理处置我们困境资产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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