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卢锋：资产价格需以某种方式纳入通胀指标

原标题：专访北大教授卢锋：资产价格需以某种方式纳入通胀指标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GDP在2020年突破百万亿大关。在此承上启下之时，应以怎样的宏观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并进一步激发经济的活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

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卢锋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高速的发展之后，原来的优势和增长点都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对此有新的认识和分析。

卢锋现任财政部国际财经和G20问题专家、东盟中日韩宏观办公室（AMRO）顾问组轮值组长。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未来的增长》中，卢锋观察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包括WTO改革对于对外关系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内，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部门经济等角度，分析近年来的经济走势，以及当下经济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卢锋指出，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已大大提高，确保了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如果能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如城市化、户籍准入、房地产和购房体制等方面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将有助于激活经济内生增长潜力。中国经济追赶目标最终能够达到什么历史高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创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持久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以及能否妥善地管控和引导外部环境的变化。

为应对疫情的冲击，各国“祭”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多国出现股市、楼市、债市价格暴涨。关于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卢锋向澎湃新闻表示，资产价格需以某种适当方式纳入通胀监测指标体系。

卢锋还强调，改变资产价格不纳入通货膨胀考虑的传统做法，将意味着货币政策理论实践的重要而复杂调整，其中包含一个关键环节，即如何在通胀度量中适当引入资产价格等统计对象。此外，进一步系统思考货币与通胀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传统处理方法，还势必涉及到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货币数量与资产价格关系，传统货币政策为什么对资产价格缺乏足够重视，资产价格不进入通胀对象处理方法有什么利弊影响等诸多问题。

对我国宏观调控目标转而盯住就业指标的建议，卢锋认为需要考虑我国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变动的特点，不仅要关注教科书奥肯定理模型强调的失业率与宏观周期关系，还要重视中国奥肯关系提示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相对水平，从而提供宏观与就业政策的务实和有效性。

不排除决策层可能采取新的方式处理增长目标的问题

澎湃新闻：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当年GDP增长目标，这一做法是否还应该继续？

卢锋：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体制环境下，就GDP增长设立一个量化增长目标确有必要性理由。今年情况有些特殊，如何来设定这个目标，可斟酌讨论的方法可能会多一些。

第一种可能是不设立，第二种则是类似过去那样设定一个指导性的数量指标或区间值。在我国，政府重视执行力，即便是指导性的发展指标，其实无论在层层分解还是总量管理层面，实际上在实施层面难免还是有某种硬性含义。正是为了避免过于硬性追求GDP增长，所以学界有观点主张不用设立GDP目标。

主要是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经济有诸多不确定性，各方面的风险都较大，所以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立GDP增长目标。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中国GDP增速预测都在8%以上。不排除决策层可能采取新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设定要努力达到6%或是其他某个数值以上的增长目标，等于是一个兜底和半开放的增长指标。另外也可能借鉴去年最高层对2020-2035远景规划展望期经济增速的处理办法，通过对现实存在达到特定目标（远景规划场合是15年经济翻番）能力的陈述，来代替对特定经济增速目标的直接表述。

澎湃新闻：总结你的观点，尽管诸多经济数据已经向好发展，但你仍然认为2021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卢锋：准确地说，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相信现在的形势总体而言是在复苏的，且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一定要预测的话，我认为复苏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只不过永远需要考虑一些可能的突发情况。另外，疫情期间一些有利于出口的特殊因素，以及与抗疫相联系的刺激政策因素也会变化，并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的疫情防控经历了多轮考验，大家对我国控制疫情都比较有把握，不过最近冬季疫情形势显示现实仍有一些不确定性。此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这些都需要考虑进去。当前毕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境，不是说中国的整体发展非常不确定，而是说尽管中国会在可预期的相对较好的背景下复苏，仍有较多不确定变量。上面提到下月两会对经济增速表述引发学界猜测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也跟今年宏观经济的形势特殊性有关。

可以尝试研究把资产价格系列与CPI指数结合起来

澎湃新闻：当前关于中国通胀水平的讨论也很多，应该怎么看中国的通胀水平，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上？

卢锋：在基本事实观察层面，通胀问题还是有一定共识的：第一，用CPI等常规方式衡量的通胀水平并不高。尽管这几年有波动，如猪肉价格上涨对CPI影响，然而事实证明通胀并未构成一个很急迫的问题。这一点在短期仍可以是一个推测性判断，大家也都比较有共识。第二，资产价格可能仍有上行压力，其最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关于这一判断，我想大家也大体同意。

然而即便有这两点某种程度共识，在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分析判断上仍有较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是否应该把资产价格看作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我多年前写的原理教科书，都以消费物价CPI上涨等定义通货膨胀。由于CPI或者GDP平减指数等指标，都是对当期产出和消费品的流量物价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物价指数，我把这类物价称为流量物价。换言之，传统理解一般用流量物价持续上涨来定义通货膨胀。资产则是存量概念，资产价格属于存量价格，在衡量通胀采用流量物价时便不将它计入。

从理论上看，显然有理由把资产价格变动看作是货币供给和流动性状态的反应。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外广泛经验现象都提示，资产价格走势可能与流量物价走势产生很大差异，并且资产价格与广义货币流动性状态也有联系，因而考虑如何让资产价格进入到对通胀形势评估，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必要性的问题。鉴于上述观察，学界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已有较长时期，近来在特定宏观政策环境下消费物价与资产价格走势再次呈现明显差异，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出身的前高官如周小川和楼继伟都对此发表评论与提出观点，推动这个问题关注度再次升温。

第二，如果认定资产价格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释放管道，资产价格走势也是通胀的一个表现，于是便涉及到如何处理的问题。前一阵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在通胀指标上体现资产价格。由于CPI是流量指标，资产价格属于存量指标，简单把某些资产价格整合进入CPI统计对象，在逻辑上和操作上都可能会遇到较多问题，不一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考虑有关部门根据我国现实情况，首先建构一个与通胀联系比较明显的适当的资产价格指数系列。然后可以尝试研究把这个资产价格系列与CPI指数结合起来，各自赋予适当权重形成一个广义的或许能更好反应通胀的广义通胀或广义物价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货币与宏观政策如何对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物价指标做反应。当然，这样改进的思路，并不否认宏观审慎与结构性措施仍会在调控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方面发挥必要作用。

我国转型期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其自身深刻特点

澎湃新闻：考虑到宏观调控政策锚定GDP增速与通胀指标存在困难，有学者认为未来宏观政策应更多关注就业指标，甚至应该以就业为中心。对此您如何看待与评价？

卢锋：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奥肯定理，表达宏观经济增速周期波动与劳动力市场上失业率的反向关系，这一定理在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显著，因而宏观政策关注失业率也就抓住了宏观经济周期性特征。因而认为宏观政策需重视劳动力市场情况无疑是有道理的。另外失业率指标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百姓就业、收入等民生状态联系较为紧密，甚至超过GDP增速本身。因为GDP是一个产出指标，如果GDP产出指标中有些所谓“大白象”项目，就可能出现这样情况：即便GDP增速较高，然而与老百姓经济福利实现的获得感可能不完全一致。就业或失业等劳动力市场形势变化，既反应了宏观周期波动，还较好体现了居民福利，这是倡导就业指标重要性的合理之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转型期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其自身深刻特点。根据奥肯定理，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这种经验关系在发达国家现实表现较好；近年这个经验关系表现形态出现一些新情况与细节变形，然而总体而言仍具有足够显著性。然而在中国，失业率的变化和宏观周期波动关系基本不显著，导致教科书奥肯定理在我国转型环境下水土不服。直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下行波动时，对就业压力更大程度上传导到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相对规模上，而不是主要表现为统计失业率的相应；反之，在经济增速较甚至过热增长是，也是主要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是失业率上表现出来。

我十余年前给有关部门做过一个专题研究，就此提出了“广义奥肯定理”和“中国奥肯关系”概念：如果要探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只关注失业率，而要看新增就业，特别要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的规模、速度与比例。过去在历史上已经非常清楚，经济不好时，冲击到的就业指标其实是新增的劳动力数量。根据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相关数据分析，就业率变化对宏观经济波动没有显著联系，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则与宏观经济周期具有高度显著的经验联系。

去年最新宏观经济数据再次显示上述“中国奥肯关系”特点。我们知道，去年经济增速出现很大程度回落，增速水平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是最低的。你看与这个罕见宏观经济波动背景相联系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很有意思：一方面失业率仅出现0.1%-0.2%的极为温和上升，从失业率边际上升方面显然看不到宏观经济短期剧烈相对收缩。另一方面我国2020年我国新增农民工增量与2019年相比较，从2.9077亿下降到2.856亿，下降了1.8个百分点。农民工转移增量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指标有数据罕见一些下降，也是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与宏观经济相对收缩的量级基本匹配。这再次显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仍然是主要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表现出来。

中国与西方国家情况不同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已经转换完成，只剩下失业这一变量。所以更为合理的广义奥肯模型在那里收敛为仅包含失业率指标的教科书奥肯模型。中国仍处于转型阶段，并且在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壁垒仍未完全消除，因而广义模型在我们这儿得到更好表现。我国的农业劳动力经过几十年转移，占劳动力总量比例已经大幅减少，从一个侧面显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成就。我们十年前曾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例会下降到24.6%，2019年抽样数据显示这个比例是25%。OECD国家这个数据是一位数，显示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有待持续下降。

在去年特殊宏观形势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型发生了一个短期逆向变化。我们在考虑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形势时，要高度重视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好的政策与经济条件，同时关注失业率，对于二者关系要有更明确认识。就相关政策而言，要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具体困难，重视帮助改善在正式劳动力市场边缘就业群体的境况。

未来经济增速不仅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也与能否实施必要的改革有关

澎湃新闻：疫情前中国正经历一轮下行调整，疫情带来怎样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

卢锋：2019年底时有过一场“保6之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2020年要不要确保GDP增速达到6%。后来疫情冲击使得这个争论对2020年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在参与当时讨论中，我尝试提出“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的探讨性概念，试图说明未来经济增速不仅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也与能否实施必要的改革有关。

从中国改革开放长期经济增长经验看，其长期潜在增速取决于一个特殊变量，就是与增长关键领域相关改革能否到位，因而称为“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特色增长现象。因为发达国家虽然也存在与增长相关的体制和政策环境演变问题，然而从较长时期看主要通过边际政策改变或放松管制等政策调整事项，而我国由于国情基本环境决定，体制转型推进离不开特定时期对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的某种突破性进展。从相关历史经验看，在制定长期增长目标因而需要预测未来潜在增速时，由于很难预测改革进程与效果，在改革间歇性突破背景下，长期预测往往会出现对后续经济实际增速的较大幅度低估，其实是对改革状态与潜在增速关系的一个经验提示或证明。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如果能在一些关键领域系统推进改革，在城市化、户籍准入、房地产和购房体制、地方财政等领域进一步实现系统改革突破，应能有助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潜在经济显著提升，从而推动现实经济的内生增长。不是说一定要加大刺激政策力度刻意追求高增长，而是说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增长潜力。今年经济增速若能达到8%，仍不等于说潜在增速提高了，主要是因为去年经济增速特别低，基数效应抬升今年经济增速。把去年和今年预测增速平均结合观察，实际上可能还是5.5%上下，是疫情前普遍预期的增速。当然，5%经济增速是相当不错的中高增速，在国际比较意义上更是表现突出，不过我们在这个发展阶段有可能借助经济规律的力量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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