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城市群：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增长极

五大城市群：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增长极

张明

注：本文发表于《北大金融评论》，2021年第1期。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2020年，在经济潜在增速持续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继续演进、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的三重不利冲击下，中国政府出台重大结构性改革文件的频率似乎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这些文件中，以要素流动、区域一体化、都市圈与城市群为代表的改革方向占据了重要篇幅。

宏观政策里的区域规划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这一文件提出要加快土地、户籍、人才、金融、科技、数据等要素的价格市场化以及自由流动。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而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下，以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为核心的都市圈建设与城市群建设将成为大势所趋。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该文件指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推进实施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很可能成为贯穿十四五、十五五规划时期的结构性改革总方向。笔者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至少有三大政策支柱：一是消费扩大与消费升级，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三是要素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换言之，区域一体化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

在2020年10月29日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

区域一体化的中国实践

事实上，从2018年第2季度起，我就带着平安证券宏观团队，开展了“新时代中国区域一体化”系列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题进行研究，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区域先行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策略之一。“八十年代看广东、九十年代看浦东”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继珠三角、长三角成功崛起之后，其他的区域发展概念（例如京津冀、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似乎都没有前两者那么成功。总体而言，我国的区域经济规划存在重东部轻西部、重沿海轻内陆的特征，这与中国经济长期的外向型特征有关，也与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有关。区域自身特征与政策支持的差异，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长期性停滞）、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将主要在国内，而如何实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可能成为政策的重中之重。事实上，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等概念的提出，背后都折射出区域一体化或区域联动的新思路。

第三，从资源集约与市场趋势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都应该推进城市化而非城镇化。但在目前限制超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已成定局的前提下，城市集群的发展无疑是大势所趋。

五大城市群形成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

我们认为，在未来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将涌现出五个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增长前景的区域，分别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与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

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大优势在于，该区域是五大区域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和科创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类似于中国版的硅谷。长三角区域是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最均衡的区域，而且还是目前上述五个区域中区域发展程度一体化最强的。京津冀区域的特点在于它是我国资源分布的中心，同时还具有比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优势，尤其是北京。从地理位置来看，中三角区域是五大区域的地理中心，未来必然成为物流大通道和国内生产链上的核心环节，郑州、合肥和武汉这三个城市也是高铁时代的最大受益者。相对于其他区域而言，西三角具有较强的科技和研发实力，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可以比较好地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

我们的分析发现，在每个区域中，都有一个核心的城市三角形涌现出来。粤港澳湾区的核心三角形是深圳、广州与佛山（东莞无疑是一颗遗珠），长三角的核心三角形是上海、杭州与南京，京津冀的核心三角形是北京、天津与雄安（当然，雄安的未来依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部六省的核心三角形是武汉、郑州与合肥（长沙也是一颗遗珠），而西三角的核心城市则是成都、重庆与西安（贵阳也是一颗遗珠）。有趣的是，在每个三角形中，三个城市之间也有分工。大致看来，都有一个金融中心、一个制造中心、一个研发中心。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很可能就是代表这五个核心区域的大个城市群。无论增长动力还是投资领域，市场与投资者都应该集中关注这五大城市群。例如，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的背景下，未来如果说房地产投资还有潜力的话，很可能就在我们框定的这15-20个城市里。而在一个城市三角形中，房价明显低于其他城市的，就很可能具有较大的房价上涨潜力。

有趣的是，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由北向南一路排开，类似于一张弓的弓背，西三角、中三角与长三角沿长江由西向东一路延伸，类似于一只在弦的箭。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五大核心区域，在地图上看起来好似正在弯弓搭箭，助力中国经济新的腾飞。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东亚国家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雁阵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美国与日本是领头雁，中国与亚洲四小龙是第二梯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则是第三梯队。我们则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中，也存在新一轮的国内雁阵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是领头雁，京津冀、中三角与西三角是第二梯队，而全国其他区域则是第三梯队。这三个梯队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交集程度与市场化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为知识扩散、产业转移与差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腾挪空间。

在五个城市群之间，由于其自身发展程度与优势资源的不同，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长三角定位于经济转型，基于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应当致力于成为中国本轮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领头羊；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于引领创新，应当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创新基因和文化氛围，引领高新技术人才和企业的聚集，成为五大城市群中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京津冀定位于制度改革，应当以雄安新区的建设为契机，促进目前尚不平衡的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并利用其制度优势，探索新一轮制度改革的路径；中三角定位于交通枢纽，一方面应当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加快铁路网建设，强化其交通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致力于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内的多元化发展。西三角定位于研发融合，可以利用城市间优势资源互补的特征，推动核心城市的错位发展；并充分发挥本区域的教育资源优势，推动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总体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前推动经济转型与技术创新，京三角在中探索制度改革路径，中三角和西三角在后承接产业转移。五大城市群形成阶梯发展的雁阵模式，将成为未来引领中国经济的五大增长极。

在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日益碎片化、经济与金融全球化面临逆转威胁、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波诡云谲的环境下，这一新的国内雁阵模式使得中国经济不仅能够深度挖掘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潜力，还能够更好地开展与其他国家、其他区域（例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球产业链演进可能会出现区域化与本地化的新趋势，未来中国亟需增强在东亚产业链的龙头与枢纽作用。再考虑到RCEP在2020年底终于成功签署，这就意味着，未来在东亚区域可能形成以中日韩澳新为领头雁，以东盟较为发达成员国为第二梯队，以东盟欠发达成员国为第三梯队的新的国际雁阵模式。国内国际双雁阵模式的塑造，有助于中国强化自己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并实现“以内促外”式的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互动。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特定区域率先发展与崛起、再带动其他区域实现协同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趋势性下降、增长效率持续低迷、全球经济尚未摆脱长期性停滞、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激活中国的新一轮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中西部经济与东部经济更好地融合、消除区域之间的各种有形无形壁垒、锻造交易成本更为低廉的全国大市场，这既是中国经济确保持续增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焕发消费引擎活力、推动消费持续升级的重要举措。

（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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