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倌刘永好到掌柜张勇 两代四川小镇青年的首富路

刘与张是川商首富的AB面。

文丨郭海惟

编辑丨顾彦

题图丨unsplash

2015年，日本东京，一家中国火锅店刚筹备开店。店员开门时，惊见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跪在门前，这人自称是餐饮店老板，听说这家店做得很好，特来拜师学艺。这家火锅店便是海底捞。

海底捞1994年成立于四川简阳，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之一。其创始人张勇亦出生于简阳，2017年迁籍新加坡后成为当地首富，目前以近2000亿身价成为全球餐饮首富。

此前多年蝉联川商首富的，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来自四川成都新津县的他，和兄弟们仅凭1000元起家，逐步打拼成年入1500亿的中国饲料大王，并曾多次登顶中国首富。

养殖与餐饮——以美食闻名的成都，围绕着“吃”出了两代川商首富。

刘张二人有着鲜明的川人性格，但年龄相差20岁，二者的生意道路、性格标签迥异。某种意义上而言，50后刘永好与70后张勇，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商业生力军。理解刘张，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川商、理解中国的商业历史。

本文将回顾两代川商首富的成长历程，试图讨论两代川商之间的差异和共性。

草根青年

1966年秋，一位光着脚的小年轻出现在长安街上。他身处红色人海，迎面是天安门城楼上迎风挥手的毛主席。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汹涌的人群，时代的光照射在他的眼睛里，让这个15岁的大男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之美。

挥舞着小红本的他无法想象，23年后自己竟然会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代表民营企业家向政府和社会发表演讲——《私营企业有希望》。

这个即将开始戏剧性人生的少年，便是现在的农业大王、四川首富、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

1966年，刘永好于清华大学新教学楼门前

图源：青岛画报

刘永好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大墉是新津当地的法官，母亲郑康致曾受训于黄埔军校，建国后成为当地的人民教师。在很多人还不识字的时候，刘永好家中就摆着《参考消息》等只有干部家庭才能有的各类杂志书刊。刘永好兄弟四人能都考上大学，离不开家庭的熏陶。

理想主义下躁动不安的青年，是小刘永好的画像。很快，不安分的小刘永好，第一次展现出了他在经商上的天赋。

18岁时，刘永好插队到新津当地的古家村。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但刘永好和哥哥刘永行用90元的爆米花机，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帮集体赚到了1000元。这次粗糙的市场经济实践，给刘永好留下了“市场经济”能干大事儿、进而改变人生的朦胧印象。

1973年，刘永好参加了当年举办的一次临时高考，成功考进了四川省德阳机器制造学校，读机器制造专业。毕业后，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当时的大学老师，并在校内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校医李巍。有着受人尊敬的工作和温柔娇妻，刘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暂时将视野离开新津县。正当刘永好插队下乡时，离古家村70公里外的简阳县，婴儿的啼哭声让一个普通的张姓工人家庭平添了不少欢乐。男方是当地工厂的厨师，女方则在当地小学教书。作为长子，家人给他取了个单名“勇”字，似是注定了他年轻时“咋呼”的性格。

如果说刘永好是大家口中的好孩子，那么张勇的童年几乎就是刘永好的反面。

与从小爱学习的刘永好不同，张勇并没有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从小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初中毕业后他去了技校学手艺，常常逃课不做作业。据说，张勇的许多作业都扔给施永宏代写，而施永宏正是后来海底捞的二号灵魂人物。

毕业后，张勇去了一家拖拉机厂当焊工。在工作中张勇也并不认真，经常迟到旷工早退。

玩世不恭的张勇，既没有好孩子的刻苦努力，也没有展现出生意人应有的潜质，财富与名望似乎与他无缘。

由于焊工的收入实在太低，当知道隔壁阿姨卖烧鹅成了万元户后，张勇下海做了好几次“投机倒把”的生意，均惨淡收场——引进赌博机时在长途汽车被骗，倒卖汽油时甚至被沿路的司机在脸上吐唾沫，开店时花费的租金和物料也比邻家贵了整整一倍。

北大教授黄铁鹰在回忆青年张勇时，直呼其为“爱上当的张勇”。令黄铁鹰感到困惑的是，张勇被骗了一次又一次，却依然会相信下一个“局”。

1993年，在一次比较成功的串串小火锅生意后，张勇爱上了店对面理发店的员工。沉浸在爱情里的他，卖掉了门店“专职”谈了半年恋爱，最终抱得美人归。

也正是那一年，刘永好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私营企业有希望》。

一个是四川的骄傲，一个是小个体户。很难想象，两个家庭迥异、成长经历差距巨大的男人，竟然在二十年后殊途同归。

锋芒初露

1979年，刘永好的父亲刘大墉永远离开了这个家。刘大墉曾遭遇不公、被下放牛棚，却依然深爱着这片土地。弥留之际，他对儿子们说道：“我一生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却没能如愿，但你们大有希望。”

某种程度上，刘永好及三位哥哥用一生忠实于这个嘱托。即便身家百亿，刘永好依然穿着百元皮鞋、普通西服；在街边剪15元的头发，50年没有变过发型；不爱开豪车，吃饭只爱“老三样”——麻婆豆腐、回锅肉和蚂蚁上树。

这一年时，兄弟四人曾打算建立电子厂生产音响，但被大队书记叫停。当两年后农业政策春风吹起的时候，四人一拍即合——既然工厂办不了，就办个农场。

四人变卖家产，凑了1000元启动资金。1982年，31岁的刘永好与三个哥哥一起创立了“育新良种场”，正式拉开了自己惊涛骇浪的人生。

从养鸡场到鹌鹑厂，育新良种场很快打开规模，到1986年时已经成为年产值40多万的地方龙头企业。优异的成绩甚至引起新华社的关注，四兄弟也从《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变成了《内参》的报道对象。

当年11月，时任国务委员宋健考察育新良种场时题词，“中国的经济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备受鼓舞的兄弟四人，决定从此将公司更名为“希望”。

几乎是同时，一个更加庞大的商业计划进入刘永好的视野。

刘永好在深圳出差时，发现正大集团的厂子外排满了货车。当时正大的猪饲料由于生产技术超前，催肥效果远高于竞品，尽管价格不菲依然遭到市场疯抢。

中国是有数千年养猪历史的农业大国，许多农户都在后院搭起猪舍。刘永好由此看中了猪饲料广大市场前景，决定与国际巨头打一次遭遇战。

1987年，刘氏四兄弟成立研发中心主攻猪饲料研发，合计投入近千万，终于在1989年时将“希望1号”猪饲料推向市场。刘永好明白，这是他对国际巨头的一次奇袭，因此制定了详细的战争策略。

历时2年多研发的“希望1号”催肥效果比正大并不逊色，但定价上便宜40元。营销层面，刘永好建立了庞大的地推团队，将“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等标语刷满了四川农村地区的各个角落，深入农户进行“拼刺刀式”的市场抢占。与此同时，“希望1号”在四川电视台进行密集投放，以至于后者一度被当地人戏称为“猪台”。

这种“空地一体”的集中爆破式战略，很快取得了成效。回过神来的正大集团与刘永好在局部市场展开了历时近2年的激烈价格战和营销战，但没能占到什么便宜，最终于1991年达成妥协。此时希望集团年产饲料已超10万吨，成为了四川地区的饲料之王。

与正大集团的战争，拉开了希望集团走向巨头的序幕。希望集团脱离了低毛利、逐渐陷入红海竞争的养殖行业，以饲料为中心覆盖了全国范围内庞大的农户消费群体。

1994年，刘永好四兄弟成为中国首富。

“海底捞”

同样在1994年，逍遥了半年的张勇终于在简阳开了第一家“海底捞”。

海底捞的名字源自于四川麻将，意思是用全局最后一张牌成功胡牌，颇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却也往往是打牌人最快乐的瞬间。23岁的张勇以“海底捞”为自己的事业命名，据说是因为当时女友正在打麻将，恰好胡了一把“海底捞月”。

如同初出茅庐的希望集团很快对上正大集团，初生的海底捞很快也迎来了大量的“老师”。

这与海底捞所在的赛道紧密相关，火锅进入门槛低，自然参与者众。最初的海底捞是简阳县四知路上一间只有4张桌子的小店，但由于生意不错，慢慢引来了大量的效仿者扎堆开店。顶峰时期，海底捞所在的大楼中有整整一层全是竞争对手，任何的创新都会快速被“像素级”抄袭。

火锅本身口味极重，食客味蕾麻了，在味道上弯道超车很难；激烈的竞争也早已把价格战推向极限，没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无奈之下，张勇选择用近乎变态的服务来差异化获客。

为了留住客人，海底捞提供免费的擦鞋、涂指甲油等服务，细致的服务员会给生理期的客人端上姜汁可乐、给抱怨蚊虫叮咬的客人送上风油精。张勇甚至让当时的很多服务员去考了驾照。

极致服务带来的极致口碑，摧垮了竞争对手的心智。最终，这场火锅店的“四知路之战”，以海底捞收购其他竞争对手结束。

没有像正大集团这样的强敌环伺，张勇面临的挑战只有一个：如何将简阳海底捞的模式变得可复制。海底捞真正遇到第一次大考，是在其第一次向省外扩张时。

1999年4月，受到合作伙伴邀请，海底捞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店正式营业。被张勇委派到西安开拓市场的是年仅21岁的店长杨小丽。服务员出身的她，将在这里帮助海底捞完成惊险的一跃。

合作初期，由于合作伙伴不理解海底捞“变态服务”精神，出于成本的考量对杨小丽团队进行各种限制。开店3个月，由于团队管理不善，西安门店开始陷入亏损泥潭。

张勇意识到，如果不在服务管理上下功夫，海底捞的扩张便会成为一个伪命题。最终，他决定回购合作伙伴的股份，依然以杨小丽为中心，重振团队并打造海底捞的标准化服务流程。

从餐前准备，到送餐、服务、送客，乃至洗手间，海底捞团队为西安重新制定了一遍标准，详细到洗手池旁要有专人挤洗手液。为了提升客流，海底捞甚至还将川剧变脸引入到门店。

经此一役，张勇重塑了管理逻辑，将流程管理、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变成了集团中最重要的三个事情。海底捞自此不设结果导向的KPI，而是围绕场景细节不断优化流程。

“爱上当”的张勇给服务员极大的权限，服务员不仅可以打折、送菜，甚至可以直接给用户免单。店长杨小丽更是一战成名，后来成为了身价30亿的海底捞总经理。

曾经有高级咨询师问张勇：“用哪些指标判断一个店的生意好坏？”张勇说：“我不用指标，我到那个店看一看，就知道它的生意好坏，问题出在哪里。”咨询师追问：“那你的海底捞要是开1000家店呢？”张勇答：“那我就训练100个跟我差不多的小区经理。”

这份底气的缘起，便是西安的杨小丽。

如果说希望集团在创业初期便迎来了大开大合的商业战争，海底捞的生长显得悄无声息，以至于在2010年以前，都没有太多人关注到成长速度惊人的海底捞。没有惊心动魄的商战，海底捞稳步向前，一桌一桌走向全球。

新希望向左，海底捞向右

刘永好创业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是一片巨大的蓝海，一切都是新的机会。张勇则进入的是火锅这样高度竞争的红海，只能在存量中寻找差异化的机会。这两点基因上的显著差别，决定新希望和海底捞两家企业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巨头之路。

刘永好曾提出著名的“领先半步”战略——步子太大企业会有风险，不迈又浪费机会，迈半步出去，进可攻退可守。

以此为轴心，作为领先者的新希望在多个行业涉足尝试，如率先进行海外市场拓展、牵头创立民生银行、创立新希望地产、从饲料售卖到农户合作养殖的服务转型等。其中，民生银行项目为刘永好带来了超200亿元的回报。

目前，新希望已经成为集食品快消、农业科技、地产文旅、医疗健康、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多元化的产业投资，帮助新希望极大地分散了农业的周期性风险，让集团得以穿越周期、屹立不倒。

海底捞则“一条道走到黑”，诞生以来坚持通过极致的产品体验获得市场。以至于许多曾经领先的同行巨头参观完海底捞，都认为海底捞太难，没法学。

为了获得领先综合服务能力，海底捞分别建立了专属的调味品公司颐海国际、供应链公司蜀海、培训咨询公司微海、装修公司蜀韵东方、外卖平台海鸿达等，多家公司围绕海底捞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体系。拆分不同公司，也让张勇的个人资产有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海底捞扩张的每一个独立子业务，其实都是在精准加强自身业务，强化其在餐饮赛道的服务能力。张勇表示，海底捞的终极使命便是降低餐饮业的成本结构。

目前的海底捞目力所及，早已看不见对手。

春风得意的张勇自述曾问马云：“什么时候开免费火锅店？”马云说，没计划。张勇说：“那我就放心了。”

殊途同归

美食作家扶霞曾评价川菜，认为其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在一道菜肴中大胆融合多种不同风味。酸甜苦辣，各式看似冲突矛盾的口味会“超现实地”出现在同一道菜中，一顿饭中也能尝到千奇百怪的丰富滋味。

川菜如此，川商文化亦是如此。刘永好与张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成就了各自的传奇人生。

刘自小是好学生，温文尔雅，八面玲珑；张则是逃课逃工的“坏孩子”，风格严厉，年会的时候大家都离他远远的。刘是企业家中的劳模，认真工作，勤俭朴实；张最爱打麻将和高尔夫，豪宅豪车，享受人生。刘是儒商，民族国家；张似袍哥，兄弟义气。

不过这二人虽风格迥异，却也展现出许多川商的共性——低调、务实、细节控。

冯仑曾经和刘永好合作开发西安的项目。两人听完汇报后，刘永好说：“这个户型肯定不赚钱。”冯仑很惊讶：“我们做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出这个问题，你怎么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冯仑回忆，刘永好对每一个户型、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敏感。

刘永好也曾经评价张勇：“脑子里的小马达在不停转。”张没有沿用西方的经典管理体系，而是沿着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探索出了独特的海底捞管理模式。张勇站在餐厅里，一眼就能看出员工们的状态，谁的鞋脏了，谁的妆花了，谁站在原地眼睛睁着、脑袋却走神了……

作为西南经济重镇的顶级富豪，刘张二人既不来自互联网，也不来自地产金融，从事的都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但都成就了数千亿的商业传奇。新希望和海底捞两家企业，也都站在了资本的浪尖。二者的成功，既来源于对机遇的把握，更源自对生意价值的坚守。

双手创造奇迹，这才是草根首富不变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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