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盛策略：“碳中和”三大投资主线 CCUS有望成为长期“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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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策略】“碳中和”三大投资主线

来源：尧望后势

前言：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自此，“碳中和”热度持续攀升，那么“碳中和”应该如何理解？又将带来哪些投资机遇？本篇为您将一一阐述。

报

告

正

文

一、何为“碳中和”？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具体而言：1）“碳达峰”是指，给定区域内的企业、团体或个人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历史峰值。2）“碳中和”是指，给定区域内的企业、团体或个人在给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相互抵消，即系统整体在给定时间内达到二氧化碳的相对“零”排放。

二、为何发展“碳中和”？

2.1 全球视角下，“碳中和”是共同使命，勇挑大国担当

伴随全球工业化进程推进，全球温室效应不断凸显。随着人类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以及工业化进程造成大量的碳排放，全球气候出现变暖。牛津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50亿吨。到了1990年，随着欧、美、亚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全球碳排放量超过210亿吨，四十年间增长三倍。世界气象组织在《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中指出: 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未来五年极有可能出现新的年度高温纪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个连续10年都比1850年以来的前一个10年更热；2015—2019年的全球平均气温已经相较于工业化前时代水平显著升高了1.1摄氏度。工业化进程加速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温室效应的凸显。

温室效应加速凸显，负面影响日益暴露。伴随全球气温加速攀升，温室效应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而且这一影响正在由自然逐步扩散至人类自身，温室效应治理势在必行。

1）全球生态系统面临严重破坏。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9》显示，全球海洋升温与酸化会对珊瑚礁、贻贝海床、藻类栖息地等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据《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20世纪全球海平面已经上升了15厘米，而近年来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已经达到了3.6毫米/年的历史最高值，若人类未进行有效应对，全球变暖进一步加剧，全球海平面到本世纪末预计将上升60～110厘米。

2）气候失衡对粮食安全形成巨大负面影响。气候变暖直接打破了全球亿万年来形成的热量平衡，引发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了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近年来由极端天气引发的水旱灾害也日渐频繁，每年因洪水和干旱导致大量土地颗粒无收，引发了大范围的粮食短缺等问题，据《2019年全球气候状况声明》预计，2019年全年的“气候难民”总人数接近2200万，使得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持续增长。

3）人类健康面临更大威胁。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监测数据表明，气温升高正在加剧登革热病毒的传播，近年来登革热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急速攀升，目前全球约有一半的人口面临着传染的风险。另据美国媒体2009年12月5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地球发烧也给人类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机。其一，过敏加重，研究显示，随着二氧化碳水平和温度的逐渐升高，花期提前来临，让花粉生成量增加，使春季过敏加重。其二，物种正在变得越来越“袖珍”，随着全球气温上升，生物形体在变小，这从苏格兰羊身上已现端倪。其三，肾结石增加，由于气温升高、脱水现象增多。其四，外来传染病暴发，水环境温度升高会使蚊子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使疟疾和脑炎等时有暴发。

全球气候治理意识逐步强化，“碳排放”管控合作机制陆续建立。鉴于全球温室效应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1992年5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计划将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以避免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干扰。1997年，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签署了补充协议《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 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从 2008 年到 2012 年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而发展中国家则从 2012 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为了推动各国完成减排目标，议定书提出了三个合作机制，包括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碳汇交易的方式完成各自的减排目标。

《巴黎协定》明确“碳中和”目标，加速全球气候治理。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正式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为 2020 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其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净零排放。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将《巴黎协定》的目标转化为国家战略，提出了无碳未来的愿景。据Climatewatch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球已有7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7个欧盟国家），已提交了新的或更新的有关减少碳排放的NDC（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计划，占全球排放量28.5％；而且已有83个国家表明将积极制定计划，以减少本国碳排放，占全球排放量46.1％。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号召，全球“碳中和”联盟加速扩张。

全球气候治理困局下，大国担当责无旁贷。在《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测评估》报告中，WMO预计未来五年，全球一个或多个月份温度比工业化前温度水平高出1.5摄氏度的概率接近70%，全球平均气温超过工业化前1.5摄氏度的概率约为20%。全球气温趋势抬升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全球气候治理困局中，“碳减排”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使命，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更应肩负起大国担当，切实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2中国自身视角看，“碳中和”意义深远

2.2.1 “碳中和”驱动能源新旧转换，提升国家能源安全

煤炭仍为国内能源供给主体，且国内“煤改气”性价比较低。从我国能源消费供给结构看，煤炭仍然是我国的主要能源供给，尽管近年来伴随国内供给侧改革和新型能源的逐步替代，其占比已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主体地位，截至2019年底，其占比仍约为57.7%。此外，国际主流发达国家大多处于煤炭到天然气的能源重心切换阶段，我国虽也在近年来持续加大“煤改气”的供暖改革力度，但是天然气能源供给占比仅为约8%，这主要源于我国天然气产量明显不足，对外依赖度明显高于其他能源替代品，这也是我国“煤改气”能源改革面临的重要阻碍。

“碳中和”战略将加速化石能源出清，驱动能源跨级改革。从能源品类出发，传统煤炭、石油、天然气均为化石能源，其能量释放均将伴随大量二氧化碳的释放，这也是工业化阶段，全球碳排放增量的重要来源。而“碳中和”战略则鼓励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逐步替代，这将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动力的“碳排放”需求。鉴于我国能源供给主要依赖于煤炭，且天然气对外存在明显依赖，新型能源是我国未来能源改革的最佳方向。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水能、核能和风能等新型能源的占比已经明显提升，截至2019年底已增至15.3%，而“碳中和”战略无疑将继续加速这一进程，从而驱动我国直接跨越“煤改气”的主流改革路线，实现跨级能源改革。

逆全球化趋势下，能源安全重要性明显提升，“碳中和”战略有望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伴随全球经济发展，能源品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能源安全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逆全球化趋势之下，能源国际贸易也将承受更多不确定性，能源层面的对外依赖正在成为各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风险。而“碳中和”战略有望推动我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从渠道端向源头端延伸，推动能源新旧动能切换，逐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外部依赖，从而在根本上提升能源安全，增强经济发展确定性与稳定性。

2.2.2 “碳中和”倒逼产能提效降耗，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我国能源消耗集中于工业部门，提升降耗成为“碳减排”重要环节。长期依赖，我国凭借“中国制造”实现快速发展，这一模式也决定了工业在我国能源消耗中的绝对比重，近20年工业部门能源消耗比例一直维持在65%以上。如此高比例的能源消耗直接决定了工业部门自身的“碳瘦身”将成为我国“碳减排”的重要环节。一方面，碳中和战略将进一步倒逼低效产能的升级换代和落后产能的淘汰，另一方面还将推动国内工业制造效能的全面提升，通过加速电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等多个维度切实推进工业部门的生产效能。

“碳中和”为全行业提供可比评价体系，见证产业升级高效推进。从供给侧改革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向各个行业不断渗透，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无疑为各个行业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评价可比体系，单位增加值对应的碳排放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各行业均适用的一个效能评价指标，而且这种结果导向型的观测指标更有利于推动产业各环节的全面升级，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从“高质量”走向“绿色高质量”。

2.2.3 “碳中和”发掘中国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国影响力

我国可再生能源优势显著，“零碳”新能源产能丰富。尽管我国在原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全球储备中处于明显劣势，但我国在可再生能源中，实际上已经具备明显优势。2013年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总产能加速攀升，截至201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产能约75.86万兆瓦，同期欧盟和美国产能仅分别约为49.68万兆瓦和26.45万兆瓦，我国优势明显。此外，从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零”碳排放的“零碳”新型能源产能看，我国水利发电产能自2009以来一直维持明显领先优势，太阳能和风能产能也分别在2017和2018年超越欧盟，产能优势全球领先，而这些产能储备都将是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

“碳中和”国际合作契机下，推动技术与标准输出，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碳中和”作为气候治理的重要一环，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而借助国际合作的契机，我国不仅应积极贡献“中国力量”，降低“碳排放”；还可凭借在新型能源领域的现有优势继续推动贸易升级，谋求在新能源技术和相关标准的输出，从制造输出向技术输出迈进，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三、如何看待我国“碳中和”？

3.1 “碳中和”任务重：碳排放存量大且增速快

我国碳排放规模全球居首，存量压力巨大。据BP统计显示，2019年全球碳排放总量达到341.69亿吨，而中国碳排放总量达到98.26亿吨，位居全球首位，占比约29%，且碳排放量几乎达到同期美国的两倍，存量碳排放缩减压力巨大。结合人均水平看，我国人均碳排放自21世纪以来明显抬升，陆续超越法国和英国，现已逼近德国和日本。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区域不均衡的特点，经济发达东南沿海地区的碳排放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意味着区域碳减排将面临更大压力。

我国碳排放增速长期高于全球，且近年来又有所提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明显加快，碳排放增速也持续高于全球水平，而且超额增速幅度长期维持在5%上下，21世纪初期更是一度突破10%，这也是中国碳排放快速拉升的重要阶段。从各国碳排放历史水平对比看，发达国家已陆续实现“碳达峰”，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就达到历史峰值，法国和德国大致在70年代末达到峰值，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在2007年2013年陆续达到峰值，而中国碳排放目前仍处于上升期，且近年来增速还有小幅抬升，未来实现“碳达峰”仍面临较大压力。

3.2 “碳中和”时间紧：碳排放需要“急刹车

世界各国积极响应“碳中和”战略，而中国碳减排压力明显更高。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世界各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碳中和”号召，目前已有约20个国家以政策宣示或法律法规形式支持“碳中和”目标达成。结合目标日期设定看，中国2060年的目标日期相对晚于其他国家，但是结合碳排放缩减压力看，中国的碳减排压力无疑最大。我们以近5年碳排放变动均值作为当前碳减排水平，并将当前碳排放规模平摊至当前至目标年份中，作为理论上年均碳减排规模，相比而言，中国在有限目标时间实现碳排放归“0”的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各国，因而为了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碳排放需要在排放环节实现明显的“急刹车”。

3.3“碳中和”结构：高碳排放行业占比高，碳减排压力集中

我国电力与供热碳排放贡献过半，且制造与建筑业占比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根据IEA的统计，发电与供热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占比高达42%，其次为交通运输业、制造和建筑业，分别达到25%和18%。但是我国的碳排放结构与世界整体水平，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异。其一，我国碳排放更加集中于发电与供热部门，占比达到51%，高于世界整体水平的42%，更明显高于欧盟的33%和美国的38%；其二，我国制造与建筑业的碳排放占比明显高于世界和欧美国家，达到28%，位居我国第二大碳排放部门，而这一水平尚不足欧美国家的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占比。因而，我国的碳排放更多源于制造和建筑业，而非欧美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业，中国碳减排面临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难度。

工业与建筑业经济贡献超4成，预计将成为中国“碳减排”改革难点。从部门“碳减排”视角出发，电力与供热更多需要从源头治理出发，积极增加新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逐步降低碳排放，而工业和建筑业则将更多基于能源应用环节的提效降耗。前者主要依靠新能源自身成本的压降，后者的则有赖于各细分行业的全面产业升级，因而后者预计将成为“碳减排”的改革难点。一方面，制造与建筑业一直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GDP贡献长期维持在4成以上，产业涉及范围广，上下游联系密切，而且贡献大量的就业岗位，其产业升级将面临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掣肘；另一方面，产业自身的改革动力相对较弱，相关鼓励政策的制定将面临有效性和精准性的挑战。

总结而言，我国的“碳中和”之路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面临中国特色的结构性问题。如果说新能源替代是我国在全球视角下具备的“碳中和”优势，那么工业与建筑业的产业升级与碳减排将是我们面临的“碳中和”难度，我国“碳中和”势在必行但道阻且长。

3.4全国自上而下积极响应，长期政策支持可期

各部委积极响应号召，“碳中和”蓝图规划积极推进。继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后，国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思路研讨会再次强调要尽早部署实现中长期气候新行动目标路线图，尽快出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加强对2035 年远景目标的论证，系统谋划“碳中和国家”建设基本方略和实施路线图。2020年10月以来，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各部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认真探讨并制定“碳中和”执行计划，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也与各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积极促进“碳中和”投融资协作。结合发改委规划意见，未来大致将沿着六个方向推进，一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二是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三是着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四是加速低碳技术研发推广、五是健全低碳发展体制机制、六是努力增加生态碳汇。

各省市碳减排规划加速推进，“碳中和”具体政策落地可期。中央定调“碳中和”后，各省市积极响应，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10个省市已经陆续出台相关规划和政策制定方向，预计伴随两会的召开，各地具体政策也将陆续落地。“碳中和”作为国家近40年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有望获得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四、“碳中和”征途中，蕴含哪些投资机遇？

从“碳中和”定义出发，为了实现该目标，主要涵盖三大环节，涉及诸多行业变革：

其一是“碳源头”，能源结构的改革，推动“低碳”，甚至是“零碳”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推荐关注：1）光伏、风电、核电等绿色能源；2）特高压电网、储能等配套设施；3）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行业龙头。

其二是“碳应用”，“碳源”通过适当形式能量转换后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能源转换和应用，这一环节则应注重效率提升和能量节约，具体将体现在各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设计的节能导向上。推荐关注：1）新能源车，新能源电池及配套充电桩；2）低碳环保建材、装配式建筑；3）钢铁、有色和化工等高能耗材料制造业龙头。

其三是“碳排放”，生产过程及末端均将涉及碳排放，且形式可能存在固、液、气各类形态的碳排放，这一环节应注重废气、废物净化处理和环境保护。推荐关注：1）垃圾焚烧、2）环卫电动化、3）环保设备、4）节能设备、5）资源再生。

4.1 “碳源头”：新旧替代趋势明确

1）能源供给——光伏、风电与核电

新能源替代趋势明确，关注光伏、风电、核电等新能源供给侧投资红利。据IRENA在《Reaching Zero withRenewables》报告中关于BES（Baseline Energy Scenario）、PES（Planned Energy Scenario）、TES（Transforming EnergyScenario）、DDP（Deeper DecarbonisationPerspective）几种假设情形的分析结果，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均是最重要的减排方式。此外，结合我国的碳排放结构和可再生资源有优势，我国各项新能源领域均有望迎来新一轮政策支持，加速对传统能源替代，享受新一轮能源变革推动的供给侧红利。推荐关注光伏、风电、核电等绿色能源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投资机遇。

2）能源传输——特高压、储能设备

绿色能源加速推广，传输与储能需求望继续释放，关注特高压、储能环节投资机遇。伴随能源新旧动能切换，电力传输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未来还要加快构建智能电网，加大跨区域输送清洁能源力度，保障清洁能源及时同步并网，未来特高压电网建设有望继续提速。此外，电力产能的高效传递与应用还有赖于大量储能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储能可以弥补火电调频响应速度慢的劣势，提高机组运行效率，也可以与间歇性能源如风电和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配套使用，起到缓和波动和平滑控制的作用，满足并网要求，同时提高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储能可以提供调频、调峰等辅助服务，缓解电网阻塞，延缓输配电设备扩容升级，提升电能传输效率；此外，储能可以与分布式光伏配套使用，实现电力自发自用从而降低用电成本，也可作为备用电源，在电路故障时保证供电可靠。储能需求在未来电力产生和传输的各个环节均将迎来持续的需求释放。

3）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龙头

传统能源需求下行，行业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关注细分能源龙头优势。“碳中和”大背景下，传统能源的需求将逐步降低，而且对原有产能的效能要求将逐步提升，因而相对低效的落后产能将逐步被淘汰，而具备规模效应和资本技术优势的行业龙头将受益于行业集中度的持续提升。具体而言，从碳排放能源分布看，焦炭、柴油、汽油、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碳排放居多，相关细分领域的产能或将率先获得集中度提升。

4.2 “碳应用”：转型升级，节能减排

1）交运应用——新能源车、新能源电池与充电桩

交运新能源景气再提升，继续关注新能源车产业链投资机会。新能源汽车对燃油汽车的替代是交通运输行业的重要碳减排措施，而且NEV积分政策近年来呈现收紧趋势，未来可能还将继续收紧，以加速新能源车渗透率。2020年10月印发《新能源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新能源车产业发展规划再次重点强调了“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此外，新能源车产销持续扩张还将进一步拉动上游电池、设备以及电子元件的需求，同时对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也将形成巨大推力，建议持续关注直接受益于“碳中和”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投资机会。

2）材料应用——钢铁、有色及化工行业龙头

传统“高碳排”材料制造业将迎来需求释放与绿色产能升级，关注细分行业龙头。伴随新能源产能的进一步扩张，一方面，钢铁，铜、锂、镍、钴等有色金属以及基础化工材料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结合CEADs对细分行业碳排放的统计结果，金属加工业、基础化工业和石油化工业碳排放规模居前，这也意味者相关行业可能将面临更高的碳减排环保要求，因而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也将迎来类似传统能源领域的行业集中度提升，推荐关注相关细分领域的龙头标的。

3）建筑应用——环保建材、装配式建筑

环保理念驱动低碳产品导向，环保低碳建筑、建材市占率有望继续提升。从日常生活及建筑场景看，“碳中和”战略必将推动环保理念的继续深化，而以产品设计导向看，材料自身的低碳属性可回收属性也将不断获得消费认同。从建筑细分板块看，建筑业的高碳排放一方面源于水泥、钢筋等高耗能建材，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建造模式和效率的相对低效。“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建筑业也有望迎来新一轮结构性调整，一方面是低碳环保材料的市占率有望继续提升，另一方面装配式建筑通过建造方式上的革新，能够大幅减少建筑原材料与能源消耗、降低施工污染、提升施工效率，预计也将成为未来建筑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4.3 “碳排放”：环保需求全覆盖

“碳排放”涉及行业广泛，全产业环保需求持续增长。“碳排放”场景涉及工业、建筑业、交运业等多个行业的各个环节，而工业废物的处理则是各环节必不可少的“碳减排”手段。目前，工业废物处理大致可以分为焚烧、填埋、回收三种方式，且以焚烧和填埋为主，无论是焚烧、填埋还是直接丢弃，均将产生较多温室气体，这一环节的“碳减排”更多依靠环保设备的效能提升和广泛应用。推荐关注垃圾焚烧、环卫电动化、环保设备、节能设备、资源再生等细分环保领域投资机会。

4.4 “碳中和”战略横跨40年，CCUS有望成为长期“胜负手”

何为CCUS技术？CCUS技术涵盖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三大环节，具体是指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提纯，继而投入到新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循环再利用。

长期视角下，“碳消耗”能力的提升与“碳循环”的构建是“碳中和”可持续的关键。上述谈及的各项变革均源于“碳排放”视角推演，而当前全球的碳排放超标更多源于人类活动在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失衡，因而，如何有效恢复人类行为打破的自然“碳循环”才是“碳中和”可持续的关键。目前，全球碳排放主要有赖于绿色植被的自然光合作用，但绿化与经济在土地占用层面存在天然矛盾，单纯依靠自然途径实现碳消耗终究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碳中和”。而CCUS技术（碳捕获、应用与存储）则为“人工碳循环”搭建提供了新可能，这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将有效加速地球生态系统的“碳消耗”能力，进而真正实现系统“碳平衡”修复。国际能源署在2020年底明确“表示如果各国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要大幅增加碳捕获技术的部署。”另据海外研究机构测算，碳捕集与封存理论上有潜力解决全球62%的二氧化碳排放，是比肩电池储能、氢燃料的减碳技术。尽管当前技术仍处发展阶段，但长期发展潜力巨大，有望创造新一轮“人工碳消耗”投资新机遇。

哪些行业有望参与CCUS“掘金”？自CCUS技术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加入技术研发的阵营，但截至目前，全球CCUS技术的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碳捕获效率与成本均难以实操。但是结合CCUS技术流程，我们仍可对该技术可能涉及的行业加以梳理，其一，CCUS技术的应用是当下传统能源行业长期转型的重要方向，如果传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可将产业链延此方向延伸，那么其高碳排放属性将直接转换为二氧化碳的低成本优势，这将对行业自身产生巨大变革；其二、化工行业凭借化学反应机制具备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潜力，CCUS技术的应用有望为化工领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发展机遇；其三、材料行业有望受益于碳捕获及固化带来的成本优势，推动相关新兴碳材的研发、制造和回收。长期看，推荐关注传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化工和材料领域可能蕴含的CCUS技术投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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