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中国利率水平适中 货币工具手段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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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表示，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

文｜《财经》记者 张威

编辑｜袁满

“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3月2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他进一步分析，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

易纲（图源：中新）

基于上述数字，易纲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市场分析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透过易纲行长发言，中国货币政策可期。而就在前几日，全球多个国家央行先后公布利率决议。其中，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继续维持低利率水平，而俄罗斯、巴西、土耳其等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则走上了加息之路。

巴西中央银行17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上调至2.75%；土耳其央行18日将基准利率提高至19%。俄罗斯中央银行19日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4.5%。

在中国货币政策方面，易纲进一步强调以下内容：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

除了中国货币政策，易纲当天还带来了有关绿色金融的观点分享。

易纲表示，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易纲认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

围绕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为此，易纲重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五是深化国际合作。

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方面，易纲透露，金融稳定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以下为易纲发言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

很高兴来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首先我要感谢卢迈秘书长的邀请，感谢他在过去二十年来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做出的贡献。今天我主要就中国货币政策和绿色金融和大家分享一些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来讲讲近年来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做法。第一，我们有较大的货币政策调控空间。中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我们需要珍惜和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当前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2%，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为2.2%。202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处于正常区间，在提供流动性和合适的利率水平方面具有空间。

第二，货币政策既要关注总量，也要关注结构，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在保持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的基础上，货币政策能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定向支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人民银行实施了多项措施，有效帮助中小企业维护就业稳定。

第三，货币政策需要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平衡。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基本保持稳定，在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的同时，抑制金融风险的滋生和积累。

第四，货币政策需要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营造适宜的环境。总体看，当前，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绿色金融方面，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约合2万亿美元），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约合12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为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认为，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任务格外紧迫。

第一，实现碳中和需要巨量投资，要以市场化的方式，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对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第二，气候变化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需要及时评估、应对。国际研究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等事件增多、经济损失增加；同时，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一方面，这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另一方面，这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空间和传导渠道，扰动经济增速、生产率等变量，导致评估货币政策立场更为复杂。这是在维护金融稳定、实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新课题。围绕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人民银行已经把绿色金融确定为今年和“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我想重点提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金融标准是识别绿色经济活动、引导资金准确投向绿色项目的基础。人民银行在2015年、2018年分别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即将完成修订《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删除化石能源相关内容。同时，我们正在与欧方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国际趋同，争取年内出台一套共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在G20下也将讨论这一问题。

二是强化信息报告和披露。目前，银行间市场绿色金融债已经要求按季度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同时金融机构需要报送绿色信贷的资金使用情况和投向。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在已有试点的基础上，分步建立强制的信息披露制度，覆盖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统一披露标准。

三是在政策框架中全面纳入气候变化因素。金融稳定方面，我们正在研究在对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中，系统性地考虑气候变化因素。货币政策方面，正在研究通过优惠利率、绿色专项再贷款等支持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为碳减排提供资金支持。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将继续增加对绿色债券的配置，控制投资高碳资产，在投资风险管理框架中纳入气候风险因素。

四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应对气候挑战。中国金融机构在积极行动。工商银行把环境与社会风险合规要求纳入投融资全流程管理。中国银行正在研究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此外，近期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碳中和债，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具有碳减排效益的清洁能源等项目。人民银行已经指导试点金融机构测算项目的碳排放量，评估项目的气候、环境风险；已按季评价银行绿色信贷情况，正在研究评价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的业绩。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2016年，人民银行在我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发起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并担任联合主席，为凝聚绿色金融国际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G20主席国意大利重启研究小组，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共同担任联合主席。我们将与意大利、美国和其他G20成员加强协调，讨论制定推进可持续金融的总体路线图，推动各方就信息报告和披露、绿色分类标准等需要加强国际协调的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同时，人民银行将继续在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多边机制下深化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增强他们支持自身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总体看，金融体系可以在支持绿色转型、管理气候相关风险上发挥积极作用。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更加积极主动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支持经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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