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朱民对话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代: 多国央行为应对疫情越过了“红线” 其职能将被重新定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全球央行和政府机构推出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其中央行的角色尤为吃重。
近日,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悉达多·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就疫情之下的央行对策进行了一场对话。两人表示,(多国)央行改变了传统职能,越过了一些红线,介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央行不仅成为了“最终贷款人”,还成了“最终做市商”,同时全球债务问题也进一步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目前公共债务与全球GDP之比已经超过100%,且已超过二战结束时创下的水平。
但专家认为,中国央行相对较为克制。
央行角色须重新定义
蒂瓦里指出,跟以往不同的是,央行在这场危机中直接干预了非银行金融部门,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在过去10~15年,金融部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非银行市场已经变得系统化了,这些市场的流动性也成为央行关注的重点。未来,央行也将兼顾这些市场的管控和监管。”
“随着金融部门内的新市场或新领域逐渐变得系统化,央行此前承担的最终贷款人职能的界限也一直在移动。因此,在企业部门,这一边界移动到直接购买证券以及购买共同基金,因为公共基金是公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同时,这一界限也在主权层面发生了移动,各国央行首次在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
蒂瓦里表示,未来几年将是央行反思自身角色的时期,因为现在它们不仅是最终贷款人,还成为了最终做市商,超出了原本的职责范围。至于央行将走向何方,他认为,先撑过这一段时间才是重点,因为它们需要设定新的方向。
朱民肯定这一想法,并建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必须仔细研究解决方案,重新定义央行的角色。“现在,世界真的进入了一片未知的水域。这不是关乎某一个市场,央行角色的变化将给整个金融架构带来一次体制变革。”他说,“世界需要重新定义、重新设计央行的角色和职能,以确保我们有一个稳定、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
在蒂瓦里看来,在上一场金融危机后,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上,“焦点有点过于集中”,但在这场危机后,将会有很多人关注企业部门的抗风险能力。“价值链是否能够承受一定的债务?优化了流动资金的公司是否会优化全球供应链?会纳入保障措施和缓冲资金吗?这都是未来要考虑的,这都是未来要做的。因此,问题不仅仅是谁能生存下来,而是遭受不同程度影响的国家未来的政策方向,以及在新时期各国对未来的计划。”
蒂瓦里指出,央行在危机期间需要首先解决流动性危机的问题,但它们在这么做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接下来将进入偿付阶段,因此必须区分有生存能力的公司和没有生存能力的公司,从而避免产生大量的僵尸企业。“对不良贷款严格分类至关重要,监管压力测试也至关重要。”他说,“在下一阶段,财政政策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多国央行为应对疫情越过了一些“红线”
谈及各国央行在疫情暴发之后采取的措施,蒂瓦里指出,央行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行动来避免金融崩溃。对于央行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评价道,在第一阶段中,央行的干预措施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令共同基金市场得以畅通,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
具体来说,最初,各央行降低利率,甚至发行负利率债券,然后,利用公开市场资产购买计划来疏通做市商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央行注入流动性,同时开放市场运作。同时,央行还介入了商业票据和政府证券。在美国,央行还介入了市政市场。“这样一来央行在一些非传统领域扩大部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中送炭,要么直接彻底买断债务(即购买债券和商业票据),要么施加援手支持银行以融资换贷款的形式放贷,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放贷。”
朱民认为,(多国)央行在疫情期间成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做市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最具挑战性,也是最激动人心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央行的职能,这是非常惊人的。”他说,“央行如何重新定义、谨慎完成自己的使命,继续扮演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而不是信贷分配者和货币资金提供者,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当被问到央行的越界是否是暂时的,蒂瓦里的看法是,为了应对疫情所越过的红线需要被仔细处理和谨慎解释。需要看到的是,这不是信贷分配,也不是为预算提供货币资金支持,这只是一种干预,目的是向企业部门提供流动性,缓解疫情对企业的打击。“当前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不知道下一场危机会是什么,但这将带来决定性影响。”
“今天,央行需要说清楚这些举措的治理框架,阐明它们赢得了决策的控制权,表明这些举措是暂时的,以及它们将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放权。我们多年来学到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联系得太紧密,如果央行的界限移动得太多,可能影响央行的独立性,也会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因此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一个挑战。”蒂瓦里说道。
新兴市场国内金融急剧收缩
对于央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蒂瓦里认为,尽管它们对于解决流动性是非常必要的,但恐怕也会留下影响几代人的“后遗症”。比如,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会造成债务高企,这将给潜在的增长带来压力。
“投资于公司债券的共同基金出现了急剧外流,迫使他们在高点进行抛售。短短一周内,投资于发达国家的基金和新兴市场股票公司债券就贬值了15%。”他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债券市场的其余部分进行重新定价,导致新兴市场国内金融状况急剧收缩。”
在主权债务方面,他指出,整体架构非常明确,主要是通过巴黎俱乐部对官方双边债务重组进行磋商。但这主要是面向从IMF举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剩下的新兴市场将无法享受这一待遇。IMF同世界银行已经号召G20减免最贫穷国家债务。“我认为,在现实中,也应该考虑到,剩下这部分国家支付能力有所不同,受到的冲击也不同,处理方法也应该因国而异。”
在企业债务方面,蒂瓦里指出,这是央行首次真正入市购买企业债券。许多人会说,央行越过了红线,因为这与积极信贷分配类似,也导致了债务急剧攀升,包括低于投资级的债务。
他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通胀将一直低于目标,未来不太可能有任何紧缩政策。“这场危机的一大影响就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通胀目标,因此还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他说,“没有达到通胀目标的好处是能够提供坚决应对疫情的空间,所以挑战变成了好事。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将再次成为挑战,比如在应对债务负担方面,但这将是下一阶段的问题。”
朱民认为,接下来,通胀预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为它可以改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平衡,也可以改变央行从宽松到紧缩的政策立场。“从低通胀率到2%的高通胀率,世界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作者:郑青亭 编辑: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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