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

赵建：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

西泽研究院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正文逻辑：

一、寻租型、投机型社会是内循环体系的大敌

二、内循环的显性风险：短期防房价泡沫，长期防通货膨胀

三、通过“技术新基建”和“制度新基建”共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学术论文，讲的大概意思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选择对外出口而不是面向国内大市场，答案是除了国内需求不足和退税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外出口和跟外商打交道的“成本”要比国内小得多！

其中，让民营企业最头疼的是除了官方税费之外的“吃拿卡要”，以及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欧美外商的契约精神，似乎也比国内的一些企业要好，尤其是那些和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国企，一旦出了问题，打官司费神费力还基本打不赢。

所以，即使对外贸易有诸多的语言、渠道、汇率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问题，但是与国内的广义税费和寻租障碍相比，还是与外商做生意要简单、轻松，即使利润不一定要比国内市场高多少。

很多权力造成寻租，造成无谓的成本消耗。预算软约束和无数潜规则，导致寻租资本、投机资本横行，构成了内循环系统的最大障碍。在货币金融镜像上，最大的交易成本短期表现为房价泡沫，提高人力成本，长期则是恶性通胀，造成社会不稳。

在构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中，这个结论给我们的启示非常重要：内循环体系能够顺利运转的关键是，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构建高效率的、亲民营经济的市场体系，最大化减少非生产性的体制障碍造成的摩擦损耗。

在这个意义上，面向降低体制成本的法治体系和公平营商环境建设，和面向降低流通与信息成本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构建内循环体系中都非常重要。长期来看，对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比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加重要，具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

一、寻租型、投机型社会是内循环体系的大敌

如果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彻底，权力的触角与市场、资本纠缠不清，那么就会形成普遍化的寻租，也就是权力的变现和资本化。可以说，这个问题在转轨国家，尤其是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国家，是在所难免的。在经济增长和转型初期，这种寻租模式甚至是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因为它为官员推动经济增长，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锦标赛，提供了真正的“微观激励”。

但长期来看，这种寻租模式推动的经济增长会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十年前和我导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2009年第12期），通过一个寻租模型进行了详细的技术性探讨。当时，在一个含有租金的索罗模型中，我发现这样的租金耗散型经济，是无法稳态循环的。由于无法动态收敛，会慢慢走向崩溃。道理很简单，租金对生产要素循环的损耗，会让经济进入一个紧缩式内循环，最终导致坍塌。

但是，只要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只要还处于增量经济而不是存量再分配，就有足够的增量来补充租金缺口。当然，这损害的是低收入劳动力和环境资源，这些要素因为过低的定价被透支了（比如农民工没有社保，大量的土壤和空气被污染等，这些都是未来的欠账）。要素红利变成了要素负债，短期的攫取正在制造代际间的动态无效率。

这个寻租模型对当前构建内循环经济体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果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异化为寻租资本（包括靠行政垄断获取利润的资本）和投机资本（比如炒房，炒药材，炒刚需物资），那么将会为经济循环制造越来越多的摩擦和交易成本。如果说在有外循环加持的情况下，这些成本可以被开放体系消解，那么在内循环为主的体系下，这些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就成了经济能不能稳态循环的大敌。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体系，需要降低社会运行的租金，完善法治，消除权力对民营企业的吃拿卡要，精兵简政，让政府“轻资产”、“硬约束”的运行，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举措。

二、内循环的显性风险：短期防房价泡沫，长期防通货膨胀

房价泡沫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在经济循环过程中，五个环节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生产环节，土地和人工成本加成后，损耗企业的利润，降低生产积极性。流通环节，增加了库存和物流成本。分配环节，大量的收入分配到了非生产环节和租金上（多套房子的收租方，拆迁户，暴利炒房者和开发商），降低了生产性努力。消费环节，购买住房和按揭贷款挤占了大量可支配收入，压制了居民有效需求。投资环节，大量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投资，被房地产投资的高毛利率吸引，造成严重的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债务收入比的分布情况

（注：我国家庭负债结构相对单一，负债来源以银行贷款为主，房贷是家庭负债的主要构成，占比超七成）

资料来源：《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因此，过高的房价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循环。最近中央接连发声强调房住不炒的主基调，可见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然而，房价大跌也是不允许的，而且造成的损失会更大——信用危机会直接导致循环体系崩溃。那么最好的决策，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明斯基说的：

稳定不稳定的信用经济体系。

然而为了金融稳定，就需要时刻保持宽松，通过流动性提高信用危机爆破的“燃点”。那么这个货币宽松，这个用流动性置换信用危机的模式，没有一点成本吗？当然不是，成本就是通货膨胀。我们看最近的数据，发现有一点非常严重，那就是GDP增速历史新低的情况下，CPI竟然仍然到了2.7%。虽然说CPI数据相对于去年的4%来说已经大幅降低，但要看GDP增速。如果GDP增速在负值，或者不到3%的情况下，CPI仍然达到了2.7%，可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有点滞胀的味道了，几乎挤占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当然，短期内通胀不是最需要担忧的问题。全球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担忧的是通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要理解通胀形成的机理。中国近几年的通胀，主要驱动力还是成本推动型的，结构型的。虽然需求端，超发的货币也是拉动的重要力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成本推动型的。可以说也是一种社会成本、交易成本、租金成本。比如猪肉的问题，存在很多行政人为的因素。粮食价格问题，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药价飙涨，有垄断和投机力量在里面。

这些都是供给侧，成本端的问题。但恰恰就是这些问题导致的通胀，才是真正的经济循环的成本。要让内循环无摩擦的循环下去，需要大力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损耗。

其实，在经济循环结构良好的体系里，通胀是很多发达经济体梦寐以求的，因为需求起来了，价格上涨能带动经济热情。但是，中国的通胀实际上已经走出良性循环的区域，成为损耗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成本。这其实是经济学很迷惑的问题，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即通胀降低不了失业率，通胀带不来增长，通胀只是一种社会成本而非社会收益。这个问题美国在以前也经历过，即滞胀问题。它最终导致凯恩斯主义的陨落，出现了从供给侧入手的里根经济学，右翼大回潮。

长期来看，中国可能要面对长期滞胀的环境，凯恩斯主义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必须要重拾深化改革的勇气，加强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成本端来降低滞胀压力，为内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一个更加清洁、更加无摩擦的环境。

三、通过“技术新基建”和“制度新基建”共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制度经济学范式内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体制扭曲造成的摩擦和障碍。在现实中，在经济循环体系内一般是指更加广义的交易成本，是可以通过技术升级、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的。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中的各种成本，所形成的乘数效应、网络效应会很大。比如，ETC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降低了时间成本；城际高铁对都市圈经济带和产业链的重塑，都可以激发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从总体上节约成本。因此在双循环体系中，面向新一代网络信息产业、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降低经济循环的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当前中国建设双循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是当前中国面对多重复杂局势下，所存留的重要的战略优势之一。

在需求侧，技术新基建可以激发和创造新的需求。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本身就是投资支出需求的一部分。这些新基建的投资会补充由于外需降低带来的缺口，短期内创造较多的GDP和就业。而新的基础设施建成并运营后，则会释放较高的产能和效率，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进行技术赋能。比如随着5G网络的普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普遍应用，线上消费和购物的需求会进一步激发。而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完善，则会进一步降低都市圈经济循环体系的成本，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在区域经济内激发和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只要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能健康的运行起来，整个双循环体系就会比较稳固。所以双循环体系首先应该抓住和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技术红利”。

在供给侧，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提高了供给效率，保证内循环体系供给的安全性和连续性。首先，交通、信息和金融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降低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循环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单位产出水平。其次，远程操作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产业链由于跨区域或区域转移引发的断裂风险。比如上游的技术服务，虽然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恶化造成技术人员撤离回国，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提供服务。还有一些远程即时视频会议，有时候比传统的线下会议还有效率，还节约成本。第三，对于中国这么大的超级规模经济体，任何一点技术上的供给侧改善，都可能大幅提高整体的供给循环效率。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为高新技术产品运行提供的基础设施，带有社会公共资本的性质，可以更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溢出，将“干中学”模式发挥到极致。而创新，尤其是重大的创新，往往是不可知的。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这个平台上，创新更容易涌现。

但是最重要的，既然认为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那么降低循环成本、提高循环效率的关键，还是要在疏通制度障碍、消除体制摩擦上下功夫。这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坚持和扩大开放。并不是说循环体系改变了，要以内循环为主，就不需要对外开放或降低开放力度了。相反，而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前面已经讲过，既然寻租资本、权力资本、投机资本，对市场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循环体系的流畅运行。因此与减低生产和技术层面的成本相比，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降本减负”、清淤疏堵可能更加重要，这将成为内循环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

具体怎么做？有人说寻租社会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恰恰相反，寻租、投机型社会恰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如果说改革初期，为了消除阻力，在转轨过程中先“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采取的是渐进式、非均衡的改革，那么到了当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进化为一个复杂现代的经济体阶段，就要及时升级迭代系统，防止积累的摩擦过多造成内存不足，整个经济无法循环。只要找到寻租社会的根源，就能对症下药找到根本举措，关键是看能不能执行。之所以权力资本化、行政寻租，原因当然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画清楚，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建国70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当然，这在转轨经济体，都是一个悖论式难题：一方面，经济转型，尤其是制度建设，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这样政府的权力边界就不得不扩展；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又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阻断权力寻租和权力变现的途径。这两者显然是存在着严重的悖论。

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前来看，一是要加大法治中国建设，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加明晰的游戏规则，通过法律体系形成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让市场更有效；二是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形成综合制衡的治理格局，让政府更有效。实际上，内循环能有效运转，就是市场能有效运转。寻租型社会是内循环经济的大敌，有些寻租行为（吃拿卡要）可能比外部贸易制裁更恶劣，这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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