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榜

县域经济榜

时代周报记者谢江珊发自上海

梳理今年上半年经济最“抗跌”的省份不难发现，大多数实现GDP由负转正的省份，同时也是县域经济能够保持强劲发展态势的地区。

“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就是县市发烧，中国感冒，世界打喷嚏。”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打了个比方。在数以千计的县域经济单元中，经济实力究竟孰强孰弱？

7月28日，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下称“赛迪顾问”） 从全国1879个县级行政区中评选出了2020年的百强县，并正式发布《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下称《报告》）。“强省强县，江苏领先”是今年百强县榜单的突出特点。江苏、浙江和山东三省的百强县数量共占据近六成，分别为25席、18席和15席。这三个省份同时位居上半年GDP总量排行榜前五位，江苏和浙江还实现了GDP增速的由负转正。

《报告》还显示，县域经济仍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2019年，百强县以占全国不到2%的土地，7%的人口，创造了全国约1/10的GDP；以占全部县域不到3%的土地，11%的人口，创造了县域约1/4的GDP。百强县中突破千亿元GDP级别的县域达到33个，较上年增加3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在县域，难点在县域，活力也在县域。”赛迪顾问主任马承恩表示，百强县呈现出东多西少、强省强县的分布特点；百强县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待提升；百强县居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体说，所有评选机构的百强县榜单排名没有太大差异，尤其是前10席。这个榜单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基本上能反映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徐长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东多西少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333个地级行政单位（其中有地级市293个），2851个县级行政单位（其中375个县级市、1335个县、117个自治县）。

县域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区域发展基石，一直备受重视。此前，我国强调“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县域则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抓手。

时代周报记者在梳理赛迪顾问2016—2020年连续5年发布的百强县名单时发现，我国百强县的区域分布格局极不平衡，一直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征。

2020年的百强县中，区域不均，东部占优。东部地区占68席，多处于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周边；中部地区占21席，西部地区占8席，东北地区3席。与2019年相比，东部地区席位减少3席，中部地区增加2席，西部地区增加1席位。

对此，徐长乐分析指出，东部沿海的整体经济基础要明显好于中西部，这是由其原有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城镇发展基础所决定的。东部沿海地区交通便捷、内外经济联系紧密，人口、产业等各种资源要素更为集聚。所以，但凡评选百强县或市，最强的基本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东部入榜县域数量虽然达到68席，但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这一数据在2016―2019年分别是74、76、74、71席；中部地区县域上榜数量每年增加2―3席，2016―2019年的数量分别为12、15、16、19席，上涨势头较猛；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保持平稳，数量变化不大。

以今年的榜单为例，山东由去年的19席减少到15席，山东乳山、青州、高密和蓬莱4地均跌出榜单，福建惠安县、安徽长丰县等新面孔则成为黑马，挺进百强县榜单。

对此，《报告》表示，东部入榜总数的减少是由于其他地区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东部县域提出了更高要求；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特别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县域经济增长明显。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将带动中部县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强省强县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赛迪顾问连续5年发布的百强县名单发现，长期以来，强省强县是百强县格局的另一个特点，苏浙鲁三省的县域经济发展一直明显优于其他地区。

2020年的榜单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表现抢眼，分别占25席、18席和15席，江苏省百强县整体实力大幅领先其他省(市、自治区)百强县。百强县前10名中，江苏省独占一半，并包揽前3位。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区、市）的县域则均无缘百强。

在徐长乐看来，江苏县域经济主要依靠过去乡镇集体经济的发展；浙江则是因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壮大，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呈现块状经济模式，形成一个个产业集群；山东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基础都较好。“这些地区都有原来的老底子在，所以一直到今天始终排名比较靠前，数量比较多。”

其中，江苏省昆山市更是始终雄踞榜首。事实上，多年来，在各类“全国百强县”排行榜中，昆山也始终排名第一。

作为中国最牛的县级市之一，昆山的发展用“逆袭”和“腾飞”来形容毫不为过。1978年，昆山GDP仅为2.42亿元，是排名苏州末位的农业县。41年后的2019年，昆山GDP总量达到4045.06亿元，增长了1671倍，位居全市第一，超过了兰州市、呼和浩特市等省会（首府）城市，与太原市、贵阳市等省会城市相当。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百强县经济能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依靠特大或超大城市的辐射，由招商引资发展起来。这些特大或超大城市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胶东半岛、以郑州大都市区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区等地区。

其中，昆山就是典型案例，昆山距离上海较近，吸收了上海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溢出效应，再发挥本地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生产要素资源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全力招商引资，接受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最终实现本区域经济发展。

“利用天时地利加人和，1990年代的昆山市领导实施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尤其是引进台商台资。目前昆山已成为大陆台资企业聚集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丁长发举例补充说道。

从百强县到百强区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大省广东在百强县上却只有一个名额—来自惠州的博罗县，排名第93位。

对此，马承恩回应道，因为榜单以县级单位为研究对象，而广东县级行政单位很少，大部分都是镇级或区级单位。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广东省有37个县，但仅仅只有7个位于珠三角地区，而且全部分布在区域经济相对较弱的惠州和肇庆。如果算上县级市，则有57个（20个县级市），其中12个位于珠三角（5个县级市）的惠州、江门和肇庆三个城市。

而广东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很多县级市都改成了区。比如佛山南海（2002年改区）、佛山顺德（2003年改区）及广州增城（2015年改区）等。

事实上，近年来，很多省份都在不断推进撤县设市（区）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镇中心副理事长乔润令曾在2019年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建区之地有100多个，90%集中在近些年，且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撤县建区的数量接近总量一半。

因此，除了百强县，百强区的评比对于观察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两者综合来看，或能更加全面反映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

去年12月，赛迪顾问曾发布了《2019中国城区综合竞争力百强研究》。从整体看，2019年百强区仅用全国0.5%的国土面积和7.45%的人口实现了全国17%的生产总值，经济资源集聚态势明显。在2019年百强区前10名中，广东一省独占9席，前5名更是由广东独揽，其中，“最牛街道办”的所在地深圳南山区综合竞争力超群，排名榜首。而在2019年百强区前20名中，广东省独占12席、江苏省占4席、浙江省占2席，山东省及湖南省各占1席。

与百强县相比，百强区则意味着更集中的产业集群以及不同的发展思路。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撤市设区，是目前各个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都在普遍采取的一种行政调整手段，旨在不断增强中心城区的规模、能级和竞争力，并应对未来可能的行政区划调整。“由县变成县级市，肯定是所有县级单位的终极目标，是一个大势。至于撤市设区、由市变区，对县级市本身而言，却不见得有特别大的积极性，因为会丧失一部分管理权限。”徐长乐补充说道。

在丁长发看来，撤县设市（区）取决于当地具体发展情况，根本的还是要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要对称；另一方面地方要立足本县资源优势，从当地的区位、交通、资源、人文社会等基础出发，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融入我国目前的19大城市群，以市场为导向，在经济发展中找准自身定位。此外，全力改善县域范围内的营商环境。“不一定都要改市或区，只要发展得好，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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