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跨国药企集采报出无效高价自动出局：它们的药价为何难降？

多家跨国药企集采报出无效高价自动出局：它们的药价为何难降

8月20日，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在上海龙柏饭店进行。现场报价环节，阿斯利康、礼来、辉瑞等多家跨国药企因为报价超过最高有效申报价格，而直接出局，引发广泛关注。

从现场流出的部分数据来看，礼来原研药奥氮平口崩片，7片每盒，5mg规格，报价129.91元，平均每片18.56元，而此前集采文件中的最高有效申报价是9.2571元/片。

罗氏制药卡培他滨片0.5g，每盒12片，报价298元，每片24.83元，而集采文件的最高有效申报价是7.6667元/片。

类似的还有辉瑞的西地那非，集采文件的最高有效申报价50mg是48.19元，辉瑞竞标的报价是58.73元。

默克雪兰诺公司的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片，集采文件的最高有效申报价0.34元，默克报出的价格是1.401元。

最高有效申报价开始于第二批国家药品集采。业内人士介绍，集采药品的最高有效申报价的设定，会参考该品种在全国各个地区的均价，在每次集采的《采购品种目录》中公布，超过最高有效申报价的，则直接出局。这个数字的设定，主要是让参与竞标的药企尽可能降价，这也是整个药品集采的最终目的。

有观点认为，跨国药企集体无视集采规则，“故意”报出高价是向此次集采“示威”。就此争议，澎湃新闻联系阿斯利康、礼来方面，两家企业均称，对此暂无评论或回应。

国家医保局新闻处8月21日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次集采的结果已经出来，一切都按规则操作，对于其中发现的现象，在以后的工作里面加以研究完善。

高价竞标：跨国药企和国内药企均存在

北京鼎臣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史立臣认为，跨国药企为什么明知报价不可能中标，还要来集采报价，应该是为了表明作为一家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对这个国家医药政策的重视态度，最终未中选不是没有积极参与，而是价格没有拼过其他企业。

从集采规则来说，并没有禁止报高价的企业参与竞标，只是不会中标。实际上，在此次集采中，国内药企也有类似的高报价，如华润的注射用阿扎包苷100mg也因为高出了最高有效申报价出局，而青岛百洋制药二甲双胍4.1元/片的报价，也高于有效申报价。

对于百洋制药的报价，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百洋旗下的是一款渗透泵控释剂型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成本比普通二甲双胍的确要贵一些，无法降到更低的价格。

跨国药企高价竞标背后：进集采获益不确定？

史立臣认为，跨国药企在今年集采的举动是否属于示威，关注这一点并没有意义，最主要的问题是集采背后存在的某些问题。

首先，并不是所有集采中标的企业都能保证销量和盈利的上涨，前不久刚发布2020年中报的拜耳是典型案例。

在此前国家第二轮药品集中采购中，拜耳旗下的降糖药阿卡波糖报出了每片药0.18元的超低价，然而事实证明，集采带来的销量的增长没有抵消药品的大幅降价的影响。

2020年4月开始正式采购后，拜耳阿卡波糖二季度的全球销售额仅为4000万欧元，仅仅为一季度的三分之一，而2020半年报数据显示，拜耳的阿卡波糖全球销售额下降73.8%，主要原因是中国市场实施了带量采购政策。

相比之下，辉瑞在第二批国家集采中立普妥和络活喜两个药物未中标，但辉瑞旗下核心子公司普强，今年上半年实现收入20.06亿美元，在中国区，普强中国的核心产品正是上述两款未中标药物，推动二季度收入实现同比增长17%。

史立臣表示，辉瑞未中标产品还卖得比较好，其他外资药企可能也有类似想法。

跨国药企高价竞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并没有绝对关上非集采产品不准进去医疗机构销售的大门，这意味着，即使不中标，依然有机会凭借产品质量、营销手段等进入医疗机构销售。史立臣认为，从第二批国家集采开始，跨国药企和国内大药企对此观望的态度越发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带量采购的过程中，医疗机构带量采购产品在内的药品进销存情数据，需要医院自己上报，这些数据的真实性也存疑。

史立臣举了个例子：“某一个医院某个药品一年用一万件，但可能报上去只有3000件。”如果这种情况成立，那么按照第三批集采的规则，各品种各地首年约定采购量在50%到80%之间，那么，中标企业最终的约定采购量很可能是3000件的50%到80%，中标企业占的市场份额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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