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浩成：沧海拾粟忆改革峥嵘 重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二三事

原标题：龚浩成：沧海拾粟忆改革峥嵘——重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二三事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著名金融理论家、金融教育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组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局长龚浩成同志于2020年8月3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他是我国金融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推动者、权威见证者和直接参与者，在此特刊发其口述历史，重温前辈改革开放峥嵘岁月，激励后浪创新发展砥砺前行。

上海金融业发展历经百年沧桑，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最大国际金融中心，一片繁荣热闹气象。解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金融事业发展受到限制，一直到八十年代，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金融体系才得以开始建立。我有幸参与其中一些重大金融改革事件，见证上海金融业从严格管制到逐步放开再到日益发展的蜕变历程。回顾历史发展的种种，往事并不如烟，可供后人思考。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我与金融的渊源，始于“银行”。我192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47年考入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银行系，自此开始了与金融业发展紧密相关的一生。我首先要谈到的一项重要金融改革就是银行业改革。建国以来，我国依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体制下实施同样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制度。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逐步向现代银行制度转变。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制度渐渐得以确立，其商业银行职能被剥离出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银行改革大浪潮的背景下，此前一直站在学校三尺讲台上的我，被推荐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副行长。自此，从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转身投入到改革的实际工作中。

银行业改革是金融改革的主线，没有银行业改革做排头兵，其他一系列金融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当时国家银行体系的变革，本质上是改变单一的国家银行体制，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国家专业银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银行体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体系瓦解之后，工、农、中、建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恢复和设立，渐渐打破了原来照搬苏联的单一国家银行模式。

1984年，我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时，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已经恢复，不像以前实质上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部门，而是独立自成系统，执行原来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的相关业务。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恢复和设立后，我国银行业实现了从单一国家银行完全垄断结构向四大国家专业银行分割型市场结构的转变。不过，这一体系和现代银行制度不能相提并论。

记得刚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时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称为专业银行。但实际上早期的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并不是专业银行。当时所谓的“专业”，只是商业银行业务——存取借贷在地域、行业范围上的行政划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当时是按照行业管理的思路来设立的，分别在城市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服务，不仅没有相互竞争的意识，更没有现代银行的理念和经营思想。

不同于现在相对比较开放的金融体系，当年由于历史原因，金融管制严重僵硬化，我们称之为“既要有钞票，又要有粮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资金制度上采取分割式的切块管理，比如上海和江苏的资金不能互相之间自由流动。在银行管理方面，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各地需要的资金规模分开下发。因此，贷款也不是想放就能放的。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资金，给了“钞票”，但如果想要花出去，进行贷款业务，也需要“粮票”——贷款额度。这种封闭的银行经营模式同样体现在同城之中，比如“一个企业在徐汇区办工厂，那么只能在徐汇区办事处附属的机构办理开户和资金收付手续，徐汇区的就不能去静安区办。

在这种背景下，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成立时，其经营范围、资金投向都有严格的划分和限制，当时不存在竞争，四大商业银行处于垄断经营的状态。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种状态显然不行。基于此，当时提出了“工行下乡、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拆墙”的口号，提倡要打破银行垄断，展开竞争。

此外，引进外资银行的工作也陆续展开。20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保留有汇丰、渣打、东亚、华侨银行四家外资银行，但没有什么业务，仅一块招牌而已。为此，我们曾根据市委的部署多次前往北京，反映上海方面的要求。后来，国家终于决定上海再引进一批有实力的外资银行，重新向外资机构打开大门。我记得九十年代初，一次就引进美、德、日七家知名的银行，并引进美国的友邦保险公司。

与此同时，招商、光大、中信、福建兴业、民生、华夏等银行也进入上海。在中央支持下，批准成立了浦东发展银行。随着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其中不少都在上海设立了分行。由此就形成了如今的多样性的金融体系。

就这样，通过一步步的改革，上海逐步确立了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也为以后各项金融改革的推行，为重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组建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银行业体制的改革渐渐深化。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同时弥补当时上海建设资金的严重不足，“应当有一个专门设在上海、立足上海发展的银行”这一改革建议被提上议程。

1986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宣布在上海办一家银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除了工、农、中、建以外全国没有第五家银行，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如果上海能办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也是一个宝贵的机遇。1986年9月，国务院批准重新组建交通银行。

我记得筹建组的组长是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前财政局局长顾树桢，此外还有当时的财政局副局长余瑾、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原工商银行静安区办的主任陈恒平。同时，我也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参与筹建。

我们在筹建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筹建的银行应该叫什么名字。当时上面只是让组建一家银行，并没有具体指定。我们比较倾向叫交通银行，因为交通银行是老银行，解放前就是国民党管理下金融体制的重要机构之一。但是，命名为交通银行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台湾也有交通银行，香港也有交通银行，会不会引起纠纷成为组建班子的一个疑问。

由于组建成员们在外交上都没有经验，就决定到香港咨询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意见。我们请教了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李储文，李储文认为，当然可以叫交通银行，假如台湾方面有意见，愿意主动找我们商量谈判更好，如果没有反应就算了，能够有这样的机遇就要抓住，因为我们恢复设立的就是原有的交通银行。实际上，交通银行的招牌、营业执照都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仓库保存，所以交通银行不能叫建立，而是恢复。

另外，我想提到的一点是，金融改革不是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就能完成的，它是在各方的助力下才得以顺利展开的。交通银行选址时看中了位于江西中路200号（原金城银行行址）的金城大楼，金城大楼是我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也是中国人开设的银行建筑中最讲究的一座。上海市政府对交通银行筹建极为重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阮崇武，带我们到现场勘察，并拍板敲定了这座大楼作为交通银行的办公场所。当时，该大楼由市财办下属的一家饭店租用，市财办的潘其昌、王光俭听说后，立即腾出房屋，让交行进驻，从而顺利完成选址的任务。

重组的交通银行采取了股份制的产权形式，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重组初期，要在外省市建立分支机构，但遇到一些阻力，他们担心权益受到侵害，没有保障，于是决定实行“二级法人制度”，总行和各分支行各为独立法人，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和经济责任，这使得交通银行得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国性的网络布局，为国民经济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总、分行二级法人制度”实际上是“退一步进两步”策略。二级法人制度是一个超出常规但适合当时国情的方法。看似不可行，总行是一个法人，分行也是一个法人，但是，当时搞二级法人制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充分调动各地区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是当时金融改革的一大突破。分行作为独立法人，就有独立的权利，总行就不能随意调走资金。依据二级法人制度的优势，交通银行在组建后的不久就把机构铺满全国。

此举是从当时国情出发的特殊之举，“退一步”是指从一级法人制度退到二级法人制度，管理分散；“进两步”指帮助资金打破原有的分裂局面，不存在地区管资金的障碍。假如当时一定要按照一级法人制组办，保守来讲，交通银行的建设至少要推迟五年。实际上，当90年代情况改善后，交通银行又改为了一级法人制。

1987年4月，交通银行作为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其南迁与复业标志着终于有了总部设在上海的银行。从现在看，中央决定在上海重组交通银行是对上海发展经济的有力支持，是对金融改革和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持。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诞生

上海曾被称为远东最大国际金融中心，解放之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渐渐丧失昔日荣耀，之所以到如今又能重拾当年的地位，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前赴后继的一系列金融改革。在所有的改革旋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无疑是最精彩华丽的一章。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值得人玩味的历史曲折和传奇。

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首先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上海第一支股票到底是哪支。熟悉中国金融发展历史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鼎鼎大名的飞乐音响，这支股票是1984年11月18日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此后，被邓小平当做外交礼物送给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也因此驰名中外。不过，对于上海第一股也存在另外一种说法。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副处长的吴言涛曾写信给我，说上海第一家发行股票的不是飞乐音响，而是上海川沙县（目前归并于浦东新区）的一个集体企业。这家企业是上海市第一家申请发行股票的企业，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允许该企业发行50万股票。从法律角度说，这家企业的股票可以说是上海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不过，我认为虽然该企业发行股票在前，但真正能代表上海第一股还应该说是飞乐音响。主要是因为该企业发行股票不久后就关闭了，而飞乐音响至今仍活跃在A股市场。相对而言，飞乐音响从时间上是第一批发行股票的企业之一，后来邓小平同志还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送给了1986年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名气也比较大。而且，后来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时的“老八股”里面也包括飞乐音响。从这些意义来讲，飞乐音响应该称为上海发行的第一支股票。

实际上，在上海之前，全国其他地区也已经有了股票发行。北京天桥也是有名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金融改革比较活跃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辽宁省的沈阳市，一个是河南省的周口地区，这两个地方早期也发行股票，但不很规范。

有了股票就要交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业，其相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堪比梧桐树协议之于纽交所。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新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西路1806号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挂牌买卖，当天上市的100股股票不到一个半小时即被抢购一空。

但静安证券业务部毕竟不是正式的证券市场，也不能代表上海的证券市场已经建立。只有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才是证券市场正式建立的标志，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证券交易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利用。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事项也多次被提上议程，但总体意见是认为马上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机未到。

转折出现在1989年。当时，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一个重申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国家形象的有利契机。为此，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召开了著名的“康平路会议”。我记得是12月2日，不是别人说的11月2日，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市长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一个是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以及主管经济的领导都参加了，副市长中不属于常委但是主管经济的也都参加了。除此之外，由于当时的证券市场归中国人民银行管辖，还邀请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刘鸿儒，市人行正副行长，工农中建交的行长以及上海市体改办相关领导。另外，还有两位理论界代表，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陈彪如，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刘波。

外资银行引进的问题一致获得同意，而当进入证券交易所建立的议题时，现场有些不同观点。当时朱镕基市长先征求了李祥瑞的意见，李祥瑞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兼行长。对于朱镕基市长提的“交易所可不可以建”这个问题，李祥瑞认为，交易所建立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之后，朱镕基市长就这个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如果有100家企业实施股份制，其中有一半可以上市，到那个阶段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朱镕基第三个问到的是贺镐圣，他的回答是“不管它了，先建起来再说”。

针对我们的顾虑，朱镕基曾说过一句话，“老李、老龚你们两个不要担心，真正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在第二线上”。但即使如此，要敢于“只身犯险”，也是需要莫大的勇气。随即在康平路会议上，朱镕基市长拍板成立了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负责证券交易所筹建的领导工作，“三人小组”的成员就是李祥瑞、贺镐圣和我。办事机构设在人民银行市分行。

“三人小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人直接对朱镕基负责。这样处理有很大好处，比如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按照组织原则，参与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出意见就需要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实行党组制度，要党组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能做，这样一来，程序就比较麻烦，有时时间上不允许。李祥瑞和贺镐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对朱镕基市长负责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边报边做。

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正式开启。鉴于国内对建立证券交易所持怀疑态度，总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是搞资本主义的东西，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朱镕基市长确定了“对外要大力宣传，对内要低调”的工作方针。“三人小组”在筹备期间，相继解决了一系列难题，包括定位、规则以及与各方面协调等具体操作等问题。

首先是定位，筹建过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导思想和定位就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1990年4月，时任国务院股总理的姚依林来上海调研，当时我作为代表，负责在随后召开的金融组讨论会上汇报上海金融改革情况。在会上我介绍的主要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事宜以及具体规划，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实行非营利单位会员制，会员就是证券机构，凡是上海的证券机构都可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得到批准后，就可以成为会员。

对于这个提法，当时有参会人员提出质疑，认为会员不能只是上海的机构，如果排斥外地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变成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不符合之前的设想。我认为他的意见非常中肯，当即把这项条款更改为“凡是在上海设立营业机构的证券机构，经过申请和批准都可以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最终明确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的定位。例如，当时的浙江证券公司就是第一批会员，而且成为第一届的理事单位。

当时筹备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交易所采用什么方式来交易。一般比较传统的方式是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例如当时东京交易所就采用打手势语的方式。我当时建议上海证券交易所也采用这种交易方式，主要考虑到打手势可以营造交易的热烈气氛。不过在培训过程中，培训人员还是会出现打错的情况，这种错误却是一次也不能出现的。当时同样参与筹建工作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正处级副处长尉文渊主张电脑配对交易。

这堪称是一项创新举措。不过在此之前当时的外汇调剂中心即后来的外汇交易中心实际上也采取电脑配对交易，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原理类似。只是由于当时的外汇调剂中心交易数量有限，并没有完全发挥出电脑配对的优势。量变引起质变，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是海量的。尉文渊聘请另外一位上海财经大学计算机专业方面的老师谢玮，独立地成功实现了电脑配对交易。这一新的交易方式在国际上都堪称首例，后来，有些国家还来上海证券交易所专门取经。

1990年12月19日，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正式成立了。那天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上海市外白渡桥的北头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当时，朱镕基市长在开业仪式上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李祥瑞、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鸣锣开市，在交易所门口举行的揭牌仪式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黄菊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同志一起将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仪式的刘鸿儒和时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周道炯以及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周正庆后来先后担任证监会第一、二、三任主席。

我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重要体会是，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多困难都是与上海市其他部门合作才最终才得以解决的。例如，根据之前的设计，证券交易所准备安装50部电话，需要配50根电话线，但当时安装电话不像现在这般容易，要一次性安装这么多电话也比较困难。后来时任上市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同志得知这个问题后，通知我们，由他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并最终成功在两个月内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安装好50部电话。

回顾这段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始终认为，在整个金融改革的进程中，每个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个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也不过是集中了别人的贡献。而对金融业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能动摇，金融业的改革更应当早走一步，以服务实体经济。

来源：《口述上海--金融改革发展》

口述：龚浩成

整理：王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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