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怎样推进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并不能精准预测

9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经济研究杂志社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在北京联合举办“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潜能”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后疫情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与预测、深化要素市场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经济转型中土地要素在理论中的地位及回归、经济双循环与新增土地要素可能性及其经济增长动能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出席会议并演讲。

卢锋表示，中国对体制改革和增长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事实，第一，在改革出台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改革，甚至出台了改革，到底效果怎么样，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到后来也很难精准的知道。

另外，我们要改革，就得大幅度提振经济增长，他表示，当前要做一个前瞻性的研究是很难的。

要定义潜在增速和中国这样转型的国家，你可能要把制度转型可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基本的条件拉进去思考。传统的教科书讲潜在的增速，至少假定市场需要一个体制方面的变化调整，来呼应这个潜在增速的实现，这个困难可能不是十足性的，不是一个很能迈过的一个槛，大概就可以通过一种内在的机制调节，他表示，在这样两种比较的情况下，就是后面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现有的潜在增速的概念，可能包含了制度的变化，但是这个制度变化假定了能够自然的发生，这个假定在中国就不合适了，可能需要其他的努力，才能实现。

潜在经济增速基本含义，一般教科书很少讲，一般讲潜在产出，但是潜在产出的变化率就是潜在增速。那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作为这个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速，它们两个之间有很大的交叉，有非常重要的差别，因为潜在产出，一般来讲是一个时点的最大产生水平，而潜在增速是一个时点的增长水平，一般要假定技术和制度是给定的。潜在增速讲的是一个中长期可能达到的一个增长增长，所以要允许技术和制度都要改。

他表示，可以进一步来理解传统的潜在增速，实际上上暗含了制度的变化，就是因为在一个成熟性的市场经济下，前面改革突破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土地的转移，这个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可能没有那么多实质性的意义，所以就隐含了假设。这个隐含假设到了中国可能就不合适了，你可能就需要对它做一个处理。

用更宽面的讨论，对未来的预测实际上是很难有一个对制度后来变化的一个预期，或者有一个预判，它提出的观点跟后来实际上发生的改革，从改革动力学的角度来讲，改革是很难预测的。怎么样才能推进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个不确定。实际上这两个差别对我们讨论改革依存的潜在增速，提供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经验背景。

预测改革太困难，对什么样的改革，什么时候出台，很难预测。改革的突破就像危机发生一样，往往都是很难预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改革已经出台了，你很难判断这个改革效果怎么样，最明显的就是20世纪末的改革，那个时候的改革，大家就认为一定会推动增长了吗，世纪之交大家都认为加入WTO，到最后我们得很困难，国有企业的改革，短期可能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改革更难，永远都是研究下去。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长期的经济增速的预测，和实际增速存在着大尺度的单边误差，就是30年大尺度的单边误差。实际上在显示体制创新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理由根据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就是把改革的特定状态提升到潜在增速的基本概念定义的层面，来加以探讨。

最近十年的误差收敛，他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理论前的增速确实回落了，另外一方面也在反映我们必要的改革，种种原因有一些滞后，所以最近改革加速了速度，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他强调，今后我们进入全面小康，要两步走，实现社会与现代化强国，到第二个一百年，这里面仍然绕不过去的一个议题，可能要有更大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可能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水平，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不能照过去的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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