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年龄越大越难城市化 农村很多剩余劳动力都是45岁的人

9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经济研究杂志社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在北京联合举办“深化要素市场配置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新潜能”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后疫情时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研究与预测、深化要素市场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的定量估计、经济转型中土地要素在理论中的地位及回归、经济双循环与新增土地要素可能性及其经济增长动能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出席会议并演讲。

周天勇表示，关于要素、二元体制和经济增长，现在研究主要还是用经典的范式，生产率、劳动、资本三项模型分析范式，人口全是负增长，资本从8%变到5%，还是从5%变到2%，各种预测，去年新增投资增长率只有5%，这个部分加上资本怎么弄，好像从发展经济学看，人口红利一般来自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

像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农业就业率应该是10%，但是现在是26%，还有将近1.9多亿，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7%，如果按照10%的农业劳动力，就是1.24劳动力。现在全球每个农业劳动力，欧洲、亚洲、美国平均一个农业劳动力种了550亩地，那么剩余农业劳动力就是1.9亿，按照常住入口，剩余是2.1亿，按照户籍人口剩余4.34亿。

我们再来看经典经济增长潜能理论的一个悖论，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按照现在的收入差也很大，不应当停滞。但是为什么停下来？他指出，一个是错过城市化人口，现在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他能够城市化是有窗口期的，他20、30岁实现城市化，40、50岁就很难了，60岁还再让他出来，就不可能了。年龄越大越不能城市化，这是学者研究数据的时候，没有仔细观察的一个事。农村将近2亿劳动了，都是45岁的人，这是主体的原因。

另一个情境，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现在变化到了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的一半，把发展经济学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上说农民的工资要比外出务工人员的工资要低，外出务工人员比城镇职工工资要低，工业化过程中慢慢接近。现在看农民工的工资，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变成了一半，是倒过来的，按理说二元结构转移压力差还在。

再就是赶超式发展中国家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智能制造对工业劳动力的替代；第二，网络平台线上经济对线下服务业劳动力的替代；第三，出口产品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挤出一部分的劳动力又回去了。

除了这三个客观条件，城市对农村剩余人口继续转移的阻力越来越大，这几年农民工出来的增速就会发现是往下走的，说明人口还在，但是似乎无法转移。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红利到底是来自于哪里，按照经典的模型，假如说人口不行了，应当是来自于生产力这一块，生产力这一块的解释，人力、资本和技术，但是生产力在时间上来不来得及，其实今天我们面临着几个问题，像中国这样体制转轨国家它的红利来自于改革，还是生产力，这是第一个问题。假如说是来自于改革，那往生产力去找红利，他认为，其实我们在计算上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有一种我们想改革但是没有落实的经济增长。如果说这个二元体制就到这了，不需要转型了，那么可能就一直会低速下去。

他发现，不仅有结构剩余，还有体制剩余，实际上原来那个单位里的人工资水平那么低，外出务工的人比他们工资还要高，说明体制内有剩余劳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目前庞大的农村剩余人口和劳动力如何定义，我认为是体制过去不让转移的剩余里想转移出来，20、30岁出不来，但是50、60岁更不能出来。另外土地供给很紧张，但是还是存在着体制造成的剩余土地，大量的闲置土地，宅基地和耕地撂荒的，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体制性的剩余，因为体制的扭曲，你就使用不了，不能市场化。如果有这个的话，就是经济增长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巨额剩余要素的配置改革。

我们需要有一个化解五个国民经济两难的改革，这个改革解决五个两难的问题，第一个两难，工业产能过剩，找不到理想的愿意购买的人，或者有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农民愿意买，但是没有钱。

第二个两难，巨额剩余人口还在，但是，转移速度减缓，找不到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第三个两难，经济增长需要一定中高速，但是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潜能。

第四个两难，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上项目，扩债务，但是可交易，可抵押，保证信用的资产极其缺乏，要发债，但是没有抵押品。

第五个两难，刺激国内需求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找不到吸收和保证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这是货币之锚，这是我们遇到的五个两难。

他指出，现在来看土地改革还有机会，我认为有一些人说工业化结束了，实际上没有结束，我们算了一下农民消费品，汽车的拥有量还不到工业化的一半，8亿农村户籍人口推动工业化，继续的时间我认为还有15年，另外，只有市场经济的办法才能转移出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才能与农村巨额错过城市化人口相结合。劳动力在农村内部转移，就是到不了城市，和农村体制剩余土地和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就地组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你一定要把农村的土地放开，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农民，除了有种粮收入，务工收入以外，还要有财产性的收入和土地资本化的收入，才能让农民富起来。

另外就是说土地从生活资料变成资产，扩大债务的信用保证提供了非常巨额的空间。第一，增加农民财产刑收入和土地资本收入，形成国内消费需求最大的循环，第二，剩余土地和剩余人口在农村把它解决掉，最后利用好，第三，土地配置改善是最大的经济增长来源，第四，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资产，为扩大债务的信用保证提供了非常巨大的空间。最后是从二元体制继续向一元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体制的一元配置改革，可能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英国在保持币值的稳定，土地的货币化和资产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并不是它没有那么多的黄金来作为货币发行之锚。

一些发展战略的转型，比如说调水改土战略，土地是固定的，我们干脆增加一些土地，现在我们国土利用率是71%，美国是86.2%，重要的大国的耕地的比例比我们国家都要高，另外这些国家人均调水量比我们多，美国人均100立方米，印度100立方米，巴基斯坦更多，我们国家就30立方米，我们还可以把利用率提高，增加土地，让他在索罗模型里面变成向右上斜的曲线。再就是一定要双向流动，年轻人往城里跑，老年人到城郊，到农村去，让农民务工的人来住，双方流动，把它盘活。

前一段时间内蒙发了一个15万亩的宅基地可以抵押，可以交易，这就往前走了。

关键是土地要素化和资产化的市场，还有新兴工业化战略，我觉得现在应当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替代，从一般消费品生产的工业化转向资产的财富型工业化，延长工业化时间。我买了一个院子和住宅，好好弄一弄，我有厕所，有空调，就是资产型的工业化，可能到了这个阶段。

搞一个新型的房地产模式，不能再搞现在的一个房地产模式。另外就是民生分配和财富战略，我觉得应当把就业、创业，改为创业、就业、置业，就是让居民富起来。

最后他总结到，前33年来自于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的转移的增长潜力，近7年二元体制僵住了，后15年可能会来自于土地非市场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他认为，增长潜能可能在土地，我们对中国经济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当然改革也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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